中国近代史上的“日本化”时代

甲午战争对近代中国思想变革与社会转型的巨大影响，已经是学界的共识，此处不用赘述。但论者在对这段历史的陈述中，往往轻视甚至忽视一个因素，即，无论是在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时期，还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到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的思想变迁与社会政治改革始终与日本有着极为紧密地联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时期，是中国的“日本化”时期。日本不仅为戊戌变法提供了基本的参照模式，同时也深度介入中国的维新进程；中国政治改革的思想资源借自日本，中国社会变迁的动力与人才也来自日本；更为主要的是，转型期中国思想的发生地域在日本，这不仅深深地影响了近代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的成长过程，而且也严重地型塑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与精神状况，也使当时的中国思想成为日本思想的回声，中国知识分子沦为日本势力向中国渗透的工具，中国国家的战略一再笼罩在并陷入日本的国际战略之中，日本势力在20世纪中国不可逆转的崛起，与这种“中国的日本化”有着直接的关系。

当然，作为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现象，如果将这一切仅仅归结为日本的文化渗透与意识形态操纵，显然过于简单，而且也极不公正，“中国的日本化”过程，是中日之间双方互动的结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两国基于各自的国家战略与国家利益的追求，主动地走到一起的。然而指出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抹煞日本之处心积虑向中国渗透的动机与侵略意图，也不能抹煞中国一再陷入日本战略的自身过错，中国的问题，最终还得在中国自身的历史中寻找答案。

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文化、思想战略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它是如何吸引中国政治界、思想界的？它在中国思想以及政治中究竟产生过多大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的认识，目前学术界、思想界还存在巨大分歧。

郑匡民在最新一篇文章中，通过对甲午战争前后中日官绅之间的交往的分析，试图解决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中日之间能在战后三年时间内，迅速由敌人变为朋友，其中触及到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问题，他认为，“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以及中国的命运，引起了日本统治层及知识层强烈的关注。在他们看来，这种事情，绝不仅仅是隔岸之火，而是应深切关心之事。不唯如此，他们甚至因此对中国产生一种连带的感情”，于是在日本国内出现了“唇齿辅车”关系论调，“日清提携论”、“清韩改造论”等大亚细亚主义思潮因此而产生。在郑匡民先生的文章中，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思潮背后的日本国家战略、它的侵略色彩被文化交流视角遮蔽，这与他将思想史研究剥离当时代的中日利益冲突的政治格局这样的“方法”有关，自然，也与他所关注的问题意识有关，中日之间关系，自从学术转型之后，文化交流、经济协作的因素得到强调，而文化侵略，意识形态输出等因素被忽视了。

其实，郑匡民这一文章在某种程度上是针对葛兆光2003年的一篇文章。葛的文章重在探讨日本近代的“亚洲”构想，但也连带对近代以来日本大亚细亚主义做出批评。他认为，大亚细亚主义“蕴涵了日本民族主义的扩张意识，却又以对抗西洋的侵略为旗帜，以所谓‘追求普遍的亚洲文明’为口号”，其实是一种亚洲霸主心态，是一种典型的霸权主义理论。

在这篇文章中，葛兆光批评任达等人将1898年以来的中日关系看作“黄金十年”，认为学界过高估计了当时中国人对大亚细亚主义的反应，“忽视了当时中国人真正的心情和感情，更误看了当时历史，使表面热情掩盖了背后蔑视”，所谓的“亚洲一体”其实只是日本的一厢情愿。中国人的“亚洲主义”言说，一方面要放回中国遭受西方列强侵凌的语境中理解，另一方面又要放在处于积弱状况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日本迅速“富强”与“文明”的艳羡的心态中认识，它只不过处于无奈，与“亚洲认同”无关。

与葛兆光观点相似，早在1995年出版的《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中，桑兵就曾指出过，维新运动前后部分洋务派官僚派遣学生留学日本，以及他们的“亲日”倾向，很大部分是出于“权力之争和策略考虑”，也就是说，如张之洞、刘坤一等人所形成“松散的联日派”与大亚细亚主义认同无关，甚至可以说，在他们表面的认同背后其实是对日本深深的鄙夷与利用。

葛兆光先生提出的问题，从思想史的视角看，确实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人物的亚细亚主义言说，有几分是出自思想、文化认同？这样的问题，如果放大，也可以说，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界中，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等，有几分是真正的“认同”？这样的问题，如果追问下去，必将进入无法实证的对人类行为的心理学---动机分析之中，这也将意味着，历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思想史研究无法解决的困境。这样的困境，也许可以通过换一种提问方式来化解：不是去追索“接受”、“认同”这样的心理学问题，而是回到历史，去追问：这样的言说，不管是作为一种外交手段，还是一种技术化利用，还是处于内心的认同乃至信奉，究竟是“谁”在“言说”？这些言说在历史过程中究竟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这些是可以通过对历史史实的分析加以把握。这样，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思想史的“空手逐流云”的非历史状况，而回到“历史”的坚实土地之上。

尽管日本朝野在大造“同文同种”的大亚细亚主义攻势，但对于务实的外交家们来说，国家利益的绝对性不会因为舆论攻势、文化攻而动摇。在日本思想界大造日清提携论、俄国威胁论的时候，中国外交界人士却始终以国家利益为准绳。

中国外交界对“日清提携论”背后的目的是清楚的，对所谓的“恐俄症”也是洞若观火。例如，在《中日天津条约》签订后不久，黎庶昌第二次赴日，在与老友宫岛诚一郎的一次笔谈中，宫岛以俄国威胁论提醒，希望化解中日间冲突，他说：“韩力弱，不足以为独立，贵国若能庇护之，则韩或可保社稷乎！此国实东方之属困厄者，目下我与贵国放掷之，则俄忽可乘其虚，此实亚洲之大患也。美固不足为韩轻重，俄目下创始北地铁道，数年之后必达黑龙江，此亚洲之一大变，不独亚洲可畏，欧洲诸国亦可忧之。”黎庶昌回答说：“韩为中国属邦，又系我国门户，密迩神京，中国无不以全力注重其情形，却非安南可比，贵国球案未说明，又欲兼制三韩，此最中国人心之所不愿者。今欲我俩坦然交欢。莫若置韩于不论，听中国独立保护，别与中国商立密约，凡西洋各国有欲侵危亚洲东部大局者，两国合力拒之，方是正办。”在与日本驻中国公使大鸟圭介的笔谈中，黎庶昌对日本所宣扬的俄国威胁论也表示冷淡，说中国对俄国的南侵早有防范：“如近日新闻纸之议论谓俄即欲占据朝鲜一岛，率皆不确”，并立即转向琉球问题，提出，如果日本归还琉球，则中、日之间可以谈联合拒俄问题，大鸟圭介只能以“首肯大笑”作答。

陈宝箴尽管也是兴亚会的会员，但他对于日本宣扬俄国威胁论背后的动机却有清醒认识。针对总理衙门提出日清结盟以抗俄的设想，陈认为，日本畏俄如虎，日、清、俄的关系取决于清帝国的强弱，因此，即便有了日清同盟，一旦清、俄开战，日本也将站在俄国方面，而当清国失利时，日本必将从背后进行袭击。

对于日本所宣扬的黄白人种冲突理论，中国外交界也十分警惕。他们敏锐地注意到日本人在宣扬人种理论时的矛盾心态及背后的利益诉求，并提醒国人不要掉进日本亚细亚主义圈套。

1902年日本《时事新报》曾就人种问题发表一文，说“浅见之士，谩谓中日两国同种同文，商务、政治所占地位皆优于文明先进诸国，必以中国隶我势力范围之下，而指导其前途，为应尽之天职：是谬说也。且其所谓同种同文者，果何据与？”文章从人类学、语言学角度详加辩论，否认日本与支那人种之关系。如针对中日之“同文”，文章区分了文字与语言，认为“然文字易以人力为之，可以自择，不若语言之出自天然，非可取舍自由者”，以中、日间语言的差异否认文字之相同。《时事新报》的言论为我《外交报》所悉，《外交报》将这一文字翻译刊载在第10号（第12期）上，并加以按语曰：

以欧人疾视黄种之事言之，同种之说与亚洲各国极有关系。然外交之术，以国家主义为本，轻重出入皆准于其国之利害。日本乙未以后，愤三国干涉还辽东，而倡同种同文之说以潜布势力于我国。及英日同盟成，则又有恐以此招欧人之忌， 而著论非之者。前后两说皆非实意，不过外交家之作用耳。要之，非我国国力不振。岂得有此？亟译之以为鉴。

日本的“劝诱”工作，在北方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与南方维新派唐才常、谭嗣同等人中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唐才常在戊戌变法之前写了《论中国宜与英日联盟》一文，认为俄国对中国威胁很大，而“英日必不坐视吾中国之斩焉澌灭”，“今日人既愿联盟我，且愿密联中英相犄角，且愿性命盛事扶持，千载一遇，何幸如之，何幸如之！”因此，唐才常大唱“今则请骎骎欧种与亚种争之势”，说亚种之弱，不仅在兵、商，更主要的是在知识：“余谓兵商其后著，而士之束缚科目文法者，其瘠种腐种之鸩毒也”。

1897年2月，同文会领袖宗方小太郎在上海与维新派人物李盛铎、罗诚伯、梁启超、汪康年等人多有交往，商讨复兴亚洲之事，据宗方小太郎记载，李、罗等人一再表示，“日清联合之事，为在野志士所热望，无论政府的方针为何，两国志士之互相合作，实为当急之务”，梁启超甚至表示，“中国之天下为满人破坏，欲图挽回，非脱离满人之羁绊不可。”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撰《戊戌政变记》，在分析“支那与各国之关系”中，梁启超说：“夫英国日本之不欲支那瓜分也如此，而支那瓜分之势也如彼。欲免支那之瓜分，惟望支那之改革。然支那必如何而后能改革，则日本与英国之人不可不深察也。”并由此建议英国和日本应该赶紧与俄国决一死战，认为战争“在今日，则中国获保全，战而有益于世界也”。在其主编的《清议报》第一册上，梁启超提出四条宗旨，其中第三、四条即是“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在同期文章中，梁更是大倡种族战论：“自此以往，百年之中，实黄种与白种人玄黄血战之时也。然则吾之所愿望者，又岂唯平满汉之界而已，直当凡我黄种人之界而悉平之……以与白色种人驰驱于九万里周径之战场，是则二十世纪之所当有事也。”

梁启超的对手章太炎，在1897年2月的《时务报》第十八册上发表《论亚洲宜自为唇齿》的文章，主张“互相依存为东亚之利”，把俄国作为假想敌，甚至认同中日战争为日本的自救，这样的言论已经与日本之大亚细亚主义如出一辙了。1901年章太炎又在《国民报》第四期上写反驳梁启超的文章《正仇满论》，认为对汉族而言，日亲而满疏，“自民族言之，则满、日皆为黄种，而日为同族满非同族”。

“大亚细亚主义”对康有为的影响，不仅在思想方面，也在行动方面。受日本“大东合邦论”的影响，他甚至提出过“东亚合邦论”主张来。

据康有为自编年谱，早在戊戌变法之前，他就有了中日合邦的想法，他曾与日本驻清公使矢野文雄约好举行中日两国“合邦大会议，定稿极详”，后来又通过御史杨深秀、宋伯鲁、刑部主事洪汝冲等人上折光绪皇帝，大谈同文同种，中日合邦的话题。洪汝冲在奏折中说：“中国论治，主闭主分；欧西论治，主通主合”，欧西之所以强盛，就在通与合二者，“故论地形则同洲者先通先合，论种族则同种则宜通宜合，论文教则同文者可通可合”，而欧西与我异种异文，势难连理，日本与我同文同种，则可以合为一邦。宋伯鲁更是直言不讳地将康有为的中日合邦计划上奏光绪帝：

昨闻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来京，往见工部主事康有为，道其来意，并出示分割图。渠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事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凡有外事，四国共之，则俄人不敢出；俄不敢出，则德、法无所附，势必解散。吾既合日，彼英与日善，不患不就我范围。

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日本，1898年11月，他致函近卫公爵，期望日本的大亚洲主义能够“急辅车之难，拯东方之局”，以帮助自己推翻西太后，迎接光绪皇帝亲政。

在日本犬养毅纪念馆收藏有康有为的信函一份，内容为请求日本能以同文同种之谊出兵中国，帮助光绪复位：

我两国同教同文，较东西各国，其情最亲，其办事亦有不同。我邦通人，侧首东望，莫不在此，并不必引公法也。以我两国自有经义可引，所以深得敝国人心者，亦在此经义而已。闻贵国宪法，太后、皇后亦在臣列，此即经法与敝国同者也。今伪临朝之篡废，在西人公法认之，且以为托于训政，亦以公法免干预内政之故。惟我两邦兄弟唇齿，其情亲而势逼，乃有不能以西人公法论者。若坐令寡君忧死，而伪临朝拥帝主而擅权，外分内讧，支那必亡。高楼大厦之倾，其旁邻亦为危墙所压，乃不能不议支柱之也。

在康有为看来，中日两国因为“同文同种”，所以在国内政治中，可以不遵守国际公法的约束，而以两国所共同认可的“经义”为依据，因此，请求日本出兵中国，以推翻西后政权，帮助光绪归位，这样，也就不存在违背国际法的问题。

对中国社会中反清势力的追寻，是日本政府借助大陆浪人之所在。宫崎滔天、平山周等人早在甲午战争之前，就接受大隈重信的委托，去中国调查反清会党力量，希望能利用会党势力以牵制清政府抵抗日本的能力。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扩张欲望日益强烈，日本应担当起亚州领导者使命的言论也走向表面化。冈仓天心的“亚洲文明论”，近卫公爵等的“同文同种论”纷纷登场。面对清国积弱、无力抵御西方列强瓜分局面等情势，大隈重信、犬养毅等人倾向于支那革命论，即支持日本政府扩大在华势力，同时希望促进中国政治的现代转型，成为日本抵御西力东渐的屏藩。这也是他们在中国寻找“革命”力量的动机所在。“如何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争取日本民族的完全独立，巩固明治维新的成果，成为更多的日本人冥思苦索以求解决的时代课题。”[24] 这种“时代课题”可以在宫崎滔天兄弟的“支那革命论”中找到原型，宫崎滔天在给妻子的信中说：

目前各国增兵经武，国库空虚，无辜之民不堪其负担，于是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的议论弥漫世界。但以我的见解，二十世纪的问题将为以下两个方向：世界将为狂慕国所支配，或者成为社会主义的世界。换句话说，这要看东洋问题的结局，或者是否在此问题获得解决之前经济崩溃，社会党获得胜利。而所谓东洋问题的结局，其关键在于清国的兴亡，这是不待烦言的。1896年1月，宫崎滔天之兄宫崎弥藏在横滨初见陈少白，并获知“革命党”的部分情况，宫崎滔天通过弥藏的信首次得到孙中山是中国会党领袖的消息，且获得了孙中山的《伦敦被难记》。同年6月下旬，他在犬养毅的鼓励下决定去中国“细探”。到中国之后，宫崎滔天与早一步抵达的平山周会合，继续在港、澳等地调查中国的会党情况，并从何树龄、区凤墀等处进一步了解会党内情。宫崎滔天回忆在广州同何树龄的谈话，说“我们有些失望，终于主动地说明中国的现状，断言改善的方法唯有革命，试图促使他们发挥胸中的抱负，但却无反应”。在香港，宫崎滔天见到区凤墀，“他悲叹本国的弊政，愤恨官吏的腐败，却较何、张稍为激烈。我们终于提出中国革命论，征求他的意见。”在中国寻找符合日本利益的代理人，向中国输出革命，成为日本大陆浪人执行其国际战略的主要任务。显然，何树龄、区凤墀等人并不是他们的理想人选，“会党领袖”孙中山就成为他们最终的目标。因此，当他们得知孙中山已由加拿大抵达日本时，急忙赶回日本。

宫崎滔天对于日本政府交付的任务是有清醒地认识的，1898年他就提出过：“今后日本对中国的方案不外乎下列三案：第一，援助现今的爱新觉罗政权，以改善中国。第二。拥护皇上，号令天下，以组织新政府。第三，团结民间的革命党，推行大革命，以一新中国大陆”、“此君此臣即不足以用，究竟应以什么来挽救中国的时局？舍革命莫属。目前，南方革命党的领袖孙逸仙正在隐身日本，用不用他是日本的自由。”

孙中山能在日本留居，得到犬养毅的帮助，而宫崎滔天之寻访孙中山等中国会党领袖，又是受犬养毅的委托。犬养毅援助孙中山等人的动机究竟何在？从他给陆实（号羯南）的信可知一斑。1898年犬养毅在给陆羯南的信中说：

拜启：

持此函之平山周氏现正与孙逸仙氏同寓一处。最近，除孙外，尚有王、陈二人来此。彼等亦广东革命党员。弟刻下卧病中，诸事不能兼顾。与神鞭君磋商结果，务请吾兄代为照顾彼等一切。至于生活费用，由平冈浩太郎氏按月送上。他日当面谢平冈也。愿吾兄将彼等掌握住，以备他日之用。但目下不一定即时可用。彼等虽是一批无价值之物，但现在愿以重金购置之。自去岁以来，弟即暗中着手作此计划矣。

孙中山接触到亚细亚主义，通过的就是日本大陆浪人这一途径。

在《三十三年落花梦》中，有宫崎滔天与孙中山初次见面时谈话情景的描述。见面时，孙中山对对宫崎滔天说：“余固信为支那苍生，为亚洲黄种，为世界人道，而兴起革命军，天必助子。君等之来缔交于吾党，是其证也。朕（征）兆发于兹矣。夫吾党所以努力奋发，以期不负同胞之望；诸君又尽力于所以援吾党之道，欲以救支那四万万之苍生，雪亚东黄种之屈辱，恢复宇内人道而拥护之者，唯有成就我国之革命，即为得之。此事成，其余之问题即迎刃而解矣。”

论者往往将宫崎滔天的回忆作为孙中山系统发挥大亚细亚主义思想的依据，认为孙中山在1897年前后就已经具有了典型的大亚细亚主义思想，这样的观点显然建立在并不稳固的史料之上，陈建华的研究已经显示，宫崎滔天这一段话乃是事后的编织与记忆投射，它不能作为孙中山1897年时的思想文本。因此，尽管可以将孙中山与大亚细亚主义接触时间确定在1895、1896年之间，但孙中山之明确阐述大亚细亚主义的时间与场合还是得作进一步追索。

但如果考虑孙中山兴亚言论中的人种理论，则1901年时期孙中山在同美国记者林奇的谈话中已经显露出部分大亚细亚思想。1903年孙中山在《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一文中，也提出“欲筹东亚治安之策”，“惟有听之支那国民，因其势顺其情而自立之，再造一新支那而已”。中国的独立富强是亚洲复兴的基础，而亚洲复兴事业也是全亚洲人民的共同事业，尤其是日本的责任，“实行兴亚大策，都应以日本为顶梁柱”。这也是孙中山革命生涯中一再倾情于菲律宾、越南民族解放运动，一再寻求日本援助的动机所在。

1911年，孙中山在与日本记者的谈话中曾提到“亚洲门罗主义”。1912年12月孙中山在给袁世凯的电文中也一再提及“华日联盟，大有可望”。

1913年2月，孙中山以全国铁路督办身份正式访问日本时，在日本东亚同文会等场合曾大讲“亚细亚者，为亚细亚人之亚细亚也”。提出：“亚细亚之和平，亚细亚人应有保持之义务。然中国现在则欠乏维持之实力，故日本之责任，非常重大。余希望日本力图中国之保育，而与中国互相提携也。是不惟余一人之希望，恐亦为全中国人所热心期待者也。”在这次演说中，孙中山对东亚同文会的立会宗旨表示赞赏，“日本在过去四十年中进行维新大改革，输入欧美文明，使国势日益发达。在回顾东亚形势时，看到与日本相邻的中国尚在昏睡中，中国若不振作，独由日本一国维护东洋和平，实无把握，一定要使中国从五十年的迷梦中觉醒，诸如世界文明，世界思想，保全四百余州大陆。从中日两国唇齿相依的关系，计议亲善合作。此种思想已在一部分有识之士中竞相传布。我前此到日本，适逢近卫公设立同文会。同文会及据此思想成立，旨在使中国成为与日本相同的文明国，使四亿人民同沐于和平幸福。”在东京实业家联合会欢迎会的演说中，孙中山大谈黄白人种问题，认为白种人不愿日本、中国的经济发达，而中国与日本则在经济上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应该相互提携。孙中山甚至提出，中日之间“政治有国界，至于经济、实业本无国界可言”。

1913年2月23日，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说中，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辩护，认为这是出于为维护东亚大局不得已的措施：

现今五洲大势，澳非两洲，均受白人之钳制。亚洲大局维持之责任，在我辈黄人。日本与中国唇齿相依，同种同文，对于东亚大局维持之计划，必能辅助进行。纵有些小龃龉，亦须顾全大局，不能成一问题。日本从前对于中国，行侵略政策，亦见中国国势大不可为，假使受制于欧洲，则日本以三岛海国，绝难巩固，故不得已而出此。今我中华民国既已成立，我中国可以负维持之责任，毋庸日本担心了。

在演讲中，孙中山指出，尽管中华民国已经成立，但要与日本并雄，还得数十年时间，因此，保全东亚大局，仍离不开日本之力，“日本与中国利害相关，与保全日本利益，不得不保全东亚利益”。

在大阪欢迎会的演说中，孙中山再次强调黄种人联合抵制西方侵略的思想，希望中日两国“提携共同防御欧西列强之侵略，令我东洋为东洋人之东洋”。认为要维持东亚大局，有赖于日本之力，“东亚和平之局，实为日本帝国所支持，若不幸于四十年前西力之东渐，有如今日乎？我东亚各国非黄种之有也。”

3月23日，孙中山在长崎官民欢迎会上的演讲主题也是中日亲睦论。他说：“中日两国关系决非一朝一夕之功，而今日是我汉人的时代，大有回到三百年前之感。如今这两个同文同种的国家，不但通商贸易，在政治上，相互合作，关系日趋密切。如中日两国保持一致，可雄踞东亚，在世界上亦成一重大势力。”

孙中山这次日本之行，经过秋山定辅、宫崎滔天等的活动，私人之行“变成了协商大亚细亚计划的会面”，即孙中山与日本元老桂太郎的广泛会谈，并在此后由桂太郎发起成立了“中日同盟会”，桂太郎提出中、日、土、德、奥同盟，以解决印度问题，“印度问题一解决，则全世界有色人种皆得苏生。日本得成此功绩，决不愁此后无移民贸易地，决不做侵略者中国的拙策”。孙中山对这次日本之行所取得的“成果”十分满意，在致袁世凯的电文中说：“此次游日，向其朝野官民陈说中日联合之理，双方意见极为浃洽。其现政府已确示两国亲友之真意，此事与东亚和平，极有关系”。在回来后，孙中山在上海国民党交通部宴会上演说，又大谈“现在日本在朝在野之政客，均有世界的眼光与智识，且抱一大亚洲主义”。

日本的文化战略，其影响决不仅在以上这几个方面，大批中国学生赴日留学，其影响，将随着这次“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留学生运动”[47]而直至20世纪20年代，而为欧美留学生所取代。它开创了一个时代，对中国的思想、文化、政治等方面均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个时代如果要恰当命名，用“中国的日本化时代”绝不为过。

当然，中国的留学日本潮流，绝不仅是日本“诱导”的结果，它与当时维新运动的整体构想，及与此后的清政府所推行的新政，尤其是新政中对科举制度的废除等有直接关系，也与赴日本留学相对而言经费便宜等因素有关。

在日本的“诱劝”下，康梁一派将派遣学生赴日留学作为政治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御史杨深秀在奏折中说：“泰西各国，自政治、律例、理财、交涉、武备、农工、商务、矿务莫不有学，日本变新之始，遣聪明学生出洋学习，于泰西诸学灿然美备，中华欲游学易成必自日本始。闻日本大开东方协助之会，原智吾人士，助吾自立，招我游学，供我经费，以著亲好之实”，[49] 此折经总理衙议定，光绪皇帝照准，中国的留日学生运动正是开始。自此以后，赴日留学潮一浪高过一浪，到1905年时达到每年8000多人，1906年的最高峰时达12000人之多，1907年还有10000人。总计自1896年到1914年至，中国的留日学生总数已达5.6万人之多。

对这次持续近20年的大规模留学运动，国内学术界一直以来就给予高度评价。在革命史学视野中，这次大规模留学潮，李喜所说：“辛亥革命的舆论宣传工作主要由留日学生来完成的。孙中山曾十分形象地讲过，对辛亥革命作过重大贡献的有三部分人，一是华侨，二是留日学生，三是会党。具体则是华侨出钱，留日学生搞舆论宣传，会党出力。”

在现代化视野之下，对留学生运动的评价甚至更高，还是以李喜所先生的评价为例，他认为，“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掀起的留学潮，是绝大多数留学生都有强烈的使命感和炽热的爱国心。这就引发了近百年来，中国留学生在政治、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方面为国效力并成绩卓著的感人场面”，[53]“留学生正是中国迈向近代的产儿，也是推进中国社会向工业文明转换的一股力量”。[54]李喜所先生的评价可以代表学界绝大多数的意见，可以说，对留学运动之与近代中国的政治改革、社会变迁、思想文化转型等等方面，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会过。但历史毕竟是具体而复杂的，整体的社会变迁与具体的历史转折时段之间，存在着无数可能的转换，历史的路径决没有必然之说，但却有选择，有转向，有一再失去的机会，也有屡屡发生的逆转与失算，挫折与困顿，以及，各种历史当事人无法认识、无法把握的漩涡与陷阱，而他们会在不知不觉中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

重要的不是后人如何评价历史当事人，而是当事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行事与处境。如果将当事人的自我评价、反思与当今学者们的评价加以比较，也许会发现，我们并不能体谅“古人”的处境与心境。　　梁启超是发起留学运动之维新派中坚人物，他对当时的留学运动的评价，如果仅从思想、文化输入的角度看，也远没有后世史学家那样乐观，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说，戊戌变法前后的大规模引进西方思想文化运动中，欧美留学生几乎不扮演什么角色，反倒是一批不通西洋语言的留日学生在担当角色，“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辄）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对这一现象，梁启超深为忧患：

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最大不幸者一事焉，盖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尝参加于此运动。运动之原动力及其中坚，乃在不通西洋语言文字之人。坐此能力所限，而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诸弊皆不能免。固运动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健实之基础。旋起旋落，为社会所轻。

尽管梁启超在此指出，西洋留学生对晚清思想运动的失败负有责任，但问题还是在日本留学生之中，他认为失败的总根源在“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这不仅因为主政者“以利禄诱天下”，也因为学子之求学动机不纯，以学问为敲门砖而已。

梁启超的这种自嘲，决不是做谦虚状，而是经过时间磨洗之后的反思，尽管这一反思主要是从思想、文化方面，但至少可以看出，对于近代以来第一次留日学生运动的评价，梁启超是有保留的。

相映成趣的是，当时的留日学生蒋方震，对这一留学运动的评价也是大有保留，在《五十年来中国的军事变迁史》中，蒋说：“留学生之功罪，今尚不足以论定之，要之，二十年来，如火如荼之戏剧，则此派加入一份焉，有目所共见也。”

要全面评价留日学生运动，首先要对这一批留学生的构成情况，他们的主要活动以及对国内政治的具体影响作分析，本文囿于论题，重点在有关民族主义思想、运动以及与革命之关系方面展开。

留日学生之成分，可以从胡汉民的一段回忆中得到消息：

其时（留日）学生全体内容至为复杂。有纯为利禄而来者，有怀抱非常之志愿者；有勤于学校功课而不愿一问外事者，有好交游而不悦学者；有迷信日本一切以为中国未来之正鹄者，有不满日本而更言欧美之政制文化者；……有为贵族富豪之子弟者，有出身贫寒来自田间者；有为秘密会党之领袖以亡命者，有已备有官绅之资格来此为仕进之捷径者。

作为一股潮流，其构成自然如胡汉民所说，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同时，在这一批留学生中，还混杂了所谓的革命流亡者，会党领袖分子。因此，尊之者谓留学生群体为“学习、亡命、革命集一身”。贬斥者则称“教育与政治并为一谈，而学生流为政客”。

中国学生的留日运动，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所学专业以“法政”等文科为重，一是学习方式以“速成”为主，其三是，有90%以上的学生进的是中等学校。

专业偏重法政原因，据学界研究，包括国内立宪救国运动的影响，也包括地方督抚筹办宪政需要大量法政专门人才，但更主要的是，选修该科入学容易，只需使署介绍，不要资格，入学考试也不严格，同时，入学后任意选修一二门课程，取得法政毕业文凭极为容易，可谓升入仕途之捷径。

这样的“速成教育”，一方面为中国近代化发展提供了部分急需的人才，但遗留问题多多，当时就有日本学者指责所谓速成教育之弊，说：“彼等清国留学生多以速成为主，在外积萤雪之功仅一年半载，其所得无何。甫尝学问之味，则学业已成，手持毕业证书，洋洋而就归国之途，然犹不能独当亲自教育子弟之责，依然以外国教师之力是赖。如此，则学问之独立何存，清国之国民教育将何日求之？”

当时学生大多进入几所专门为中国人开办的学校如宏文学院、成城学院、振武学校、经纬学堂等。1904年仅这四所学校的学生就有1300人，占留日学生一半以上。留日学生主要分布82所学校，其中只有7所是大学，其余的都是中等学校一类，而在这7所大学中就学的人总数也只有41人，仅占留日学生总数的六十分之一。

专业重在法政，而学问又求速成，但即使在这“一年半载”的时间中，留学生们大部分时间也不在求学问，而是“终日开会，吃中国饭、谈政治，而不读书。”（吴稚晖语）

中国学生大规模留学日本，但日本从一开始就没有为这种大规模的留学作准备，也不准备让自己的正规教育体制遭受清国留学生的冲击。他们用“速成”方法对待这批留学生，“据估计，这些年在日本接受教育的35000多人中，只有不到10%的学生实际上完成了学业。进而言之，即使完成学业的，许多人也只是在能满足他们特殊要求的6至8个月课程的学校中就读，因此，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与占主流的日本中等或高等教育是隔绝的。”

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被排除在正规教育之外，而这些留学生大部分时间也不是在学问上，而是在饱受日本人轻蔑的同时，追逐日本的一切新奇之处，“如果当时的报道可靠的话，许多留学生对现代文明的消遣艺术如舞厅的兴趣，不亚于专业学习，这也是可信的。然而，我们完全可以预料，不管他们多数人的留学生涯怎样简单肤浅，绝大多数从日本学校回国的中国青年人（和几个青年女子），是以一种新眼光看待他们的国家及其问题的。”

留学生在日本的边缘化处境，在他们回国之后，由于科举制度的废止，他们进入社会的传统管道被切除，从而在大都市里，再次成为边缘人，这从1902年在上海创办的中国公学及爱国学社成为激进革命的培养基地可以看出。

留日运动所造成一批新“知识分子”，或者更正确的说是所谓的“学生社会”，形成一个被忽视的社会阶层，这一阶层的影响被此后的历史学遮蔽了。由于仕进途径的切断，他们被边缘化，从传统社会影响力的重心失落，但却在现代传播社会、在都市社会中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后者意味着思想重心的转移。由于前者（边缘化处境），学生社会的激进化趋势一再加深，由于后者，这一激进化又通过学生社会所操纵的舆论工具而广被社会，成为一个社会的思潮，整个社会因此而走向激进：

知识分子的文化地位与影响力并未因此而降落， 反而有升高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透过转型时代出现的新型学校、报章杂志以及各种自由结社所形成的学会和社团，他们在文化思想上的地位和影响力，较之传统士绅阶级可以说是有增无减。因此形成一种困境：一方面他们仍然拥有文化思想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他们失去以前拥有的政治社会地位与影响力。这种不平衡，自然造成一种失落感，无形中促使他们对现存政治社会秩序时有愤激不平的感觉，也因而无形中促使他们的思想激化。

杜维明曾对这种知识分子的精神生存处境做过精彩的分析，尽管他关注的是“当代”，但与“当时”的状况却如出一辙：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确好似一堆无根的浮萍。与家庭脱了节，与经济来源脱了节，与社会基础脱了节，与经济结构脱了节。”当知识分子纷纷变成脱节人，知识分子成了一种寄生的职业。

与历史传承由于精神价值的脱节。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不论是科学主义、自由主义或激进主义，都是一种毫无性格的拼盘思想。历史传承久已割断，精神价值不得不借助外援。可是当传统文化的标准完全被抛弃以后，借助外援的选择能力也随着丧失殆尽了。

知识分子的这种心理疏离，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是，按杜维明的说法：“他不但不能在知识领域里找到安身立命的地方，而且必须从非知识的范围如金钱和权势里寻找价值的归宿。结果，知识分子自己反而变成最轻视和最仇视知识的分子。”

与社会现实脱节之后，所造成的危害在于，知识分子被成了赤裸裸的观念人，他们生活在自己的理念世界之中，“此类人执著于某种抽象的观念与主义，他的普泛的道德感的极度扩张，可能使之受一种浪漫情结的驱使，而变得不切实际，它会忘记人类的有限性由于人类理想实现的条件性，会变为自己所崇尚的乌托邦的俘虏。”

“一个知识分子越坚信自己的理想的合理性与完美性，它就越具有独断性与所谓的‘铁石心肠’，这种基于对自己坚信的观念的忠贞不移，就会对别的不同意他们观念的人，视为是‘真理的敌人’，而不是平等的讨论者。这就产生一种强烈的‘道德优越感’，一种‘反对我就是反对真理’‘反对我就是反对人民’这样一种特殊心态。甚至会不惜以流血与暴力来对付不同的意见者”。

对于理念的过分执著，往往与政治专制主义暗通。殷海光说，“如果以道德作为民主政治底基础，便与黑格尔底泛逻辑主义（pan logicism）合流。逻辑主义则是泛政治主义( pan -politicism)主义底理论基础之一，而泛政治主义则是极权制度的骨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