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的屏障与
近代士大夫的悲剧
萧功秦

选自《儒家文化的困境》
万古长存的山岭，并不胜于生命短促、转瞬即逝的玫瑰。
——黑格尔
当一种古老的传统文化面临着西方近代文化的挑战的时候，它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一种选择是，在吸收这种异质的更先进的文化中的营养的同时，对传统文化的结构、规范、思维方法进行一系列自我更新和建设性的转化。这就意味着，以两种文化的有机融合来作为对于挑战的回答。另一种选择是，把西方文化作为历史上似曾相识的异端和旁门左道来加以排斥，以此实现纯洁的传统文化的自存与民族自卫的双重目标。
近代正统士大夫对西方挑战的反应，显然表明他们做出的是第二种选择。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而言，是因为在正统士大夫看来，传统儒家文化体系，也即他们心目中的“圣学”，乃是超时空的、绝对合理和完美的、自我和谐的有机体系。当人们认为古代圣贤已为后代确立了垂宪万世的大经大法，而无需自己与“化外”的异邦人来补充、变更和发展的时候，那么“圣学”这完美的体系也就变成了一个不自觉的自我封闭的排他性的结构。来自西方文化的信息冲击，只能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完美体系之外的谬误和杂质去予以摈斥了。同样，中西文化的差异和冲突，将被人们视为圣教与异教的冲突，天理与悖谬的冲突，正义与邪恶的冲突，完美与缺陷的冲突。“人之持异教愈坚，我之护圣教愈力”[1]，一种主观上捍卫真理的神圣使命感，在客观上就会不自觉地变成顽固迂腐的卫道感。在中国近代史上，正统派恰恰是保守派，而保守派又恰恰是正统派，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近代正统士大夫始终不自觉地处于传统文化心理之圣学投影的思维方法为经纬编织成的意识网络之中。正因为如此，当他们用这一认识工具来看待新兴的西方文化的时候，也就丧失了如实认知这一客体对象的可能性了。千百年来，当一代复一代的士大夫运用这一意识网络来认识和适应周围的环境时，他们从来就是得心应手，不曾遇到过任何困难。然而在19世纪中叶以后，传统的意识网络不但不再是人们用来认识和应付骤然变化了的外部环境挑战的工具，恰恰变成了阻碍人们认识这一现实挑战的障碍。正如本书已经分析过的，在西方文化的挑战和民族危机的双重压力下，中国士大夫阶层实现传统文化的自我调整、更新与转化的过程是如此步履维艰，以至于人们为吸收异域先进文化所迈出的任何微小的一步，几乎都不是靠“圣教”本身给予他们的精神上的力量睿智，而是靠一种在外部强烈刺激下唤起的生存者的最本能的避害反应和危机心理。而且，这些通过千辛万苦而从实际生活中获得的朴素的新鲜认识和真知灼见，又不得不在与道统信条的剧烈搏斗和冲突中作自我挣扎，以求得自己的生存地盘。
正因为如此，正统士大夫对“岛夷”们最初的态度是冷漠的、傲然而鄙夷的，接着他们由于受“西方怪物”欺凌而产生被压抑的屈辱感与挫折感。而后来，这些屈辱感和挫折感是如此强烈地刺激他们的心灵，以至于他们不得不求助于幻觉中的“天神下凡”的奇迹来予以排遣并导致国粹主义最后一战的惨败。保守的顽固士大夫们这一独特的戏剧性的经历，在我们看来，无疑具有一种合乎逻辑的可理解性。
我们还应当提及一下那些经历了庚子国难之后的国粹派的最后一批老卒们。在他们向隅而泣的怀旧感叹中，也许会留给我们一些最后的启示。1913年，一位在上海穷极潦倒的名叫胡思敬的士大夫，在为清议派著名人士屠仁守的奏折刻板的序言中，曾这样写道：
自国变作(指庚子事变)……而夷服夷言，东南各省尽成犬羊窟宅，国家既废，鹿洞、鹅湖，先圣讲学之地，亦鞠为茂草。乱后相逢，执手欷歔，亦有难言之隐。海上流寓诸公，赁屋而居，妻孥相对，悲咤不能自存。回念同光诸老，罢官之后，坐拥皋比，牛酒束脩，馈问不绝。……更如海上神仙，可望不可即。此予读先生(屠仁守)之文，更增迟暮感，而栗然叹于骨肉之亲不可离，祖法不可轻变也。[2]
透过这如泣如诉的伤感和悲哀，我们可以感悟到：胡思敬的个人精神遭遇，恰恰是整个顽固保守的士大夫阶层近代历史命运的缩影。它还告诉我们：中国近代正统派士大夫的真正悲剧，恰恰在于他们希望通过与外部世界相隔绝的方式，来保持对“祖法”与“圣教”的绝对完美性的自我感觉。他们又何尝不希望得到后代的赞誉和尊重，他们对国粹主义的坚持又何尝不包含着为子孙造福的“良好”心愿。然而，他们的信念与现实的冷酷冲突，恰恰构成了1840年以来整整三代正统士大夫在圣教保卫战中连续不断的失败纪录。
悠久而伟大的中国文明史中这最沉重的几页终于翻过去了。曾经在这个历史舞台上活动过的所有的人们，都早已长眠地下。正统士大夫们连同他们的愤怒、悲哀、激情、眼泪和呐喊，早已消失在永恒的冥冥的黑暗之中。
对于已经作古的人们，后代人是不应做过多的指斥的。如果我们诞生在那个时代，也许我们中也很少有人能避免那种迂腐、荒谬与不可思议的保守。一种曾经焕发出夺目的异彩的、古老而又呈现出僵化的传统，毋庸置疑是比任何现实的个人更强有力的东西。它抚育着那个时代的人们，给他们以知识与智慧，同时，也将反过来力图支配人们的命运。
尽管如此，就正统士大夫作为近代社会中的一个社会阶层整体而言，有一点也许是后代人们难以原谅的：从1840年到1900年的整整六十年，那并不是一个无法获得新知识的时代。明明有着许多获得新知识的机会，人们却没有加以利用，这些机会甚至被人们当作邪恶而坚决地加以摈弃。
于是，在我们结束本书的时候，作者想起了太平洋上的一个孤岛。那儿曾经生活着一个完全与世界隔绝的、堪称为文化上最落后的民族——塔思曼尼亚人。他们自古以来就居住在石头搭成的障壁旁，他们从来没有萌发过建造草房可以避寒的念头。他们不知道陶器为何物。他们的打制石器，也绝不比三万年以前的尼安德特人更为高明。1877年，当最后一个塔思曼尼亚人死去时，这个文化停滞的民族也从此绝灭了。[3]。导致这个不幸的民族绝亡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无法从不同文化的交流中吸取其他民族创造的智慧成果，以便适应大自然的严峻挑战——他们从来不曾指望海平线上会出现另一个文化给他们带来新的文化信息。
如果说塔思曼尼亚人的文化停滞和最终灭亡，是因为他们面临着自身无法跨越的地理障碍，那么，导致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在近代的种种挫折、失误与由此造成的不幸的，绝不是地理屏障，而是由凝固了的传统观念筑成的屏障。这甚至是比浩茫无际的大海更严峻的屏障。因为它曾有效地使无数精英人物把拒绝采撷其他文化中盛开的芬芳的人类智慧之花，视为自己神圣而光荣的事业，视为自己生命意义的所在。
正如一位哲人所说过的，一个灰色的回忆，决不能抗衡“现在”的生动和自由[4]。正因为如此，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当这些僵化了的传统观念的屏障的真正的撤除本身已成为历史的时候，在炎黄子孙的土地上，那美丽的凤凰——那东方的不死之鸟，将会展翅飞翔。我们将追随着她，环绕着她，噙着欢乐的泪，唱着欢乐的歌。
注释：
[1]叶德辉：《明教》，见《翼教丛编》。
[2]胡思敬：《屠光禄疏稿序》。
[3]罗伯特·路威：《文明与野蛮》，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2—14页。
[4]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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