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新闻事件的具体经过就不过多赘述了，大家应该都看到了，大意是一个染了粉色头发的女孩，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给病床上的爷爷看师范研究生录取通知书的照片，却连续遭遇了被卖课的骗子、营销号盗用，被造“老少恋”“不正经”的黄谣，被指责染头发怎么可以当老师，连续被各种网络暴力之后，最终于上个月自杀身亡。
这个事情依旧有很多争论，应该怪造黄谣的人、还是怪骗子、还是怪当了“雪花”的普罗网友，大家好像依旧热衷于为悲剧寻找一个确凿的、唯一的凶手。
我也无法搞清这件事的全貌，所以今晚也并不是想去推理什么。举出这个争论现象，只是希望大家能顺势去注意到，以上不论是哪一种，其实都没法回避掉“粉色头发”这四个字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被造黄谣，是因为她的女性身份和她的粉色头发。
被指责没资格当老师，是因为她的粉色头发。
就连那些“以为她卖课骗人”而义愤填膺的网友，骂骗子时候也要带一句粉色头发。
这些是我们能够在她生前的采访听到，以及从网络的细枝末节里看到的。
粉色的头发当然不是源头，但是无疑是那些“黑手”眼里最好用的工具，那这时候，一个新的并且我认为更有讨论价值的问题出现了：
为什么粉色头发，会成为一种“出恶言”的工具和理由？
这里面奇怪的地方就在于，一种不管是在道德还是法律范畴，都被允许且早已相当日常的染发行为，为什么会在一个大众舆论场中，被当做出恶言的一部分理由。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不是一个人去借着粉色头发做文章，而是一种不约而同的群体行为，那这里面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秩序标准。
一条看不到、不存在，但一直被社会中一部分人所默念的规则手册，其中之一便是——一个女性染发，会说明她的品性可能存在问题。
这条规则从何而来？
我自然举不出太确定的答案，只能谈谈我自己的一些体验。
我努力去检索自己从小到大，所有与“头发”相关的教育，大概能想到这么几个事情。
一个是我校园时代，头发的长短、颜色、发型，一直都建立在学校所制定的标准里，概括起来，就是所谓的仪容仪表。
另一个是做这行之后，发现综艺节目里不止一个艺人染了颜色的头发上需要被打马赛克。
还有一个类似的是有家长举报了某地方台的一部动画，认为里面的角色染发有不好的引导，最终下架修改了。
最后一个是去年疫情在家的时候，补的一个纪录片，叫《他乡的童年》，周轶君老师做的片子，其中有一集是去的芬兰的师范学院，中途讨论到了学生和老师染发的引导问题。
这是我自己个人的生命经验所能想到的相关的全部，当然，总要说在前面的是，我个人视野和视角的局限性决定了我讲的并非是上面那个问题的某种标准答案，只是给大家提供一种角度最多了。
从第一个校园时代开始说吧。
我不清楚现在的学生是否还一样，我的初中和高中，学校里的规定其实是很统一，也很具体的：
男生刘海不能过眉毛，头发不能太长，不能过耳朵，不可以用定型水，发胶，不能烫头，不能染发。女生也一样，刘海不能太长，不能烫头，不能染发，长发扎马尾，短发不搭肩。
这些被统一称为带着明确标准的仪容仪表，学校也会专门设置检查仪容仪表的老师或者学生干部，不符合的轻则扣分，重则当场剪掉。
但同时，学校里依旧不断会有挑战这一规则的男孩女孩，不让留长刘海就偏留，不让染发就只偷偷染发尾。
我是不太想把这些归结到我们当时的叛逆里面去的，毕竟身体是在那个年纪，是我们唯一可以主宰的东西，我们对身体的决定权在萌发，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很显然，学校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有他们的办法——
不再强调标准，而是进行某种明里暗里的教育，灌输给其他人，染发之类的行为意味着什么，比如意味着女生“不正经”“早熟”，“心思歪了”“想吸引男孩子早恋”。
这比扣分来得有效的多，毕竟比起约束惩罚，“区隔”永远是更高效的管理手段，可以不断在内部中划分出他者，在学生群体中让其自发指认出不同的人，以此构建的群体的安全感和秩序感。
在校园时代，家长和学校总是还有“为你的学习好”“只是读书的时候不让你这样”类似的理由去为这些东西进行伪合理化，但他们意识不到这种规训，存在非常严重的惯性现象。
可能他们真的以为在我们毕业的那一刻这些“意味”和被“污名化”带来的区隔，会一夜之间消失，但其实根本没有人来告诉我们，你毕业了，你可以染头发了，或者对我们说，染发不再意味着那些东西了，不可以这么说别人了。
我们中一部分人当然可以通过学校之外的东西，消解规训或者给自己纠偏，但总有一部分人，选择了继续对偏见的拥护。
支撑他们继续拥护的东西，可能就是我讲的第二和第三件事情——综艺里对有颜色的头发的马赛克，以及被举报后修改发色的动画片。
这些事件有一种拖拽力，将你拉回到校园时代的环境中，让你突然惊愕于，相比校园时代，好像什么都没有变，在有些人眼里也没有什么必要去变化什么。
整个社会依旧被识别为了一所学校，我们依旧在一所学校里，被当做学生，只是换了那块马赛克成了大家长。弗洛姆那句“社会意识通过父母施加给个体”，在这个比喻下，其实已经能够很好解释我们在一开始提出来的问题了。
而在这个事情面前，尤其是这个女孩因为是师范专业而被骂时，一种极为可悲的闭环也就这样产生了。
本来文章到这里就停在这个地方了，毕竟我也想不出除了长期与这种惯性对抗之外的解困方法。
但我们好像还有最后一件事没有聊，也就是我前文提到的那部纪录片，《他乡的童年》。
正好，放在最后，当做一些小小的理想化期盼吧。
纪录片第二集，周轶君去了芬兰的一所师范学院，刚进去坐下，还没有讲话，她其实脸上就已经露出一些惊讶了，因为这里的老师和学生，不少都染着颜色非常鲜亮的头发。
她坐下便直接问了她们：
“师范学院对老师和学生的着装打扮有要求吗？”
“没有.....每个人都可以穿ta们想穿的，通过衣服展现他们喜欢什么。”
讲这个话的时候，切了两个学生/老师的近景素材，她们的头发一个是深绿色，一个是粉色的。
但纪录片拍摄这种“宽松”的同时也给我们看了它的“严格”，“严格”在进学校这一步，这所师范学校不是高分就可以进来的，还需要通过它极为严格的心理测试，需要确保你是一个在心理和能力上都有资格成为一个教育者的人。
当然，我并非在说芬兰就一定是好如何如何的，它们完善的社会保证制度也决定了国情与我们不同。
写出来，也只是为了引出这部纪录片，在这一集，最后的一句话——
未来，从不只是有一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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