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启蒙运动的宠儿伏尔泰说：”我们必须培育自己的花园。”
弗吉尼亚·伍尔夫一生都饱受抑郁症的折磨，在她的花园里散步时，她突然顿悟了成为一名艺术家意味着什么；“我像园丁一样工作。”在反思自己的创作过程时，富有远见的艺术家胡安·米罗这样说道；在薇拉·凯瑟的小说《我的安东尼娅》中，主人公仰卧在祖母的花园里惊呼，找到幸福就是“融入完整而伟大的事物”。长期以来，花园一直吸引着作家、艺术家和思想家的注意。从莎士比亚到莫奈，从伍尔夫到狄金森，有些人在这一小片自然中获得了心灵的平静，找到了对抗死亡的方式，有些人则本身就是园丁。
园艺与创作有着天然的相似性：它们所做的都是从混乱中创造秩序。园丁种植、翻土、除草，尽他所应尽的责任，然后就会有所收获，一如在《培养喜悦：我的花园的自然历史》中，多次获奖的诗人、作家戴安娜·阿克曼谈到的：“园丁是极端的乐观主义者。正如苹果树多节、扭曲的树枝教会他们的那样，美丽可以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绽放。耐心、努力和聪明的计划通常会带来成功。难怪园丁会像规划自己的生活一样规划她的花园。”
但没有任何一名忠实的园丁会认为，园艺的乐趣在于这种掌控感。恰恰相反，花园的存在提醒我们，人类永远无法完全控制自然，因为我们始终是大自然的孩子。随着人类逐渐在科技的进化中迷失自我，花园给了我们一张与自然重建联系的名片。就像美国首屈一指的饮食作家迈克尔·波伦在《植物的欲望》中所写的：“文明似乎决心要打破或至少忘记我们与地球的联系。但在花园里，古老的纽带得以保留。”在投身于园艺时，一些原本遥远的事实变得显而易见起来：在地球的生命历史中，没有植物与花卉，就没有我们。在渺小的种子和庞大的恒星之间，时间和季节落入循环，我们发现自己更深入地植根于自己的存在。这些短暂但却超然的时刻证实，花园本身就是意义。
“花园是大地表达‘我爱你’的一种方式。”杰出的苔藓学家罗宾·沃尔·基默曾如此写道。在世界随时可能陷入暗淡与混乱的时候，还好，我们有花园。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生都在与抑郁症做激烈的角斗。在她生命的最后一个秋天，她在日记中写道：“所有的作家都不快乐。因此，书中的世界图景太黑暗了。沉默的人是快乐的：农舍花园里的女人。”这与其说是一首哀歌，倒不如说是一条经过生活考验的真理：伍尔夫在农舍花园里找到了与黑暗作斗争的最可靠的解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随着西班牙流感席卷全球，弗吉尼亚和伦纳德·伍尔夫夫妇离开伦敦、迁往乡下。他们在一场拍卖会上用700英镑买下了Monk House——一座16世纪的隔板小屋。这里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但拥有一英亩的生活用地。
这座乡间小屋很快就在伍尔夫的生活和艺术中扮演了中心地位。起初，就像对待任何新的创造性的尝试一样，伍尔夫也带着充满热情的好奇心和不那么坚定的信心对待园艺。她想自己种植食物，但不确定什么会茁壮成长，也不确定该如何照料它；她想要花，但不确定什么会开花、或如何开始播种。于是，她给一个肥皂盒装满泥土、种下了一些种子，然后写信给一位朋友，咨询她做的是否妥当。多亏了伦纳德对花园越来越热心的投入，几年之内，“这里种下的每一朵花都盛开了”。在Monk House的第一个春天，在五月异常寒冷的最后一天日落之后，伍尔夫结束了在花园里的工作，随后在她的日记中带着几分欣喜若狂写道：“花园里的第一个纯粹的快乐……整天除草，以一种奇怪的热情整理花床，让我说，这就是幸福。”
接下来的几年里，花园成了伍尔夫最大的快乐和最大的慰藉。在1925年12月假期之前，她在日记中写道：“我一生中有过两次非常快乐的时光——童年……和现在。现在我拥有了我想要的一切。我的花园和我的狗。”伍尔夫在Monk House一共生活了九年，在此期间，她一直将没有暖气的花园工具棚当作工作室。她每天都“以股票经纪人的规律性”走去棚屋，这种规律的生活为她的写作提供了必要的仪式感，就像她给朋友埃塞尔·史密斯的信中写道：“将闻到一朵红玫瑰；将轻轻地穿过草坪；点燃一支香烟，把我的写字板放在膝盖上；然后让自己像潜水员一样，非常谨慎地进入我昨天写的最后一句话。”
不过，伍尔夫更有可能是在五十多岁时参观了莎士比亚故居之后，才意识到花园在他和自己的创作生活中的作用。她惊叹于莎士比亚窗外的桑树和“花园里一丛丛蓝色、黄色、白色的花朵”，惊叹于他就是在这里写下了《暴风雨》。更重要的是，这向她揭示了艺术和生活的意义，激发了她最个人的哲学：“整个世界都是一件艺术品；我们是艺术作品的一部分。《哈姆雷特》或贝多芬四重奏是我们称之为世界的广大群众的真相。但是没有莎士比亚，没有贝多芬；毫无疑问，绝对没有上帝；我们就是文字；我们就是音乐；我们就是事物本身。”
“如果我们爱花，我们不是每天都在‘重生’吗？”在1886年的春天、也是她去世前夕，55岁的艾米莉·狄金森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写下了这个句子。美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几乎一生都深居简出，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从25岁开始，她就弃绝社交，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自己房间窗边的一张小桌子上埋头写作。她在这里写了数以千计的书信、便条和诗歌。她甚至没有参加自己父亲的葬礼和追悼会。不过，她只有少数几首诗在有生之年被发表，其余的上千首诗稿直到死后才被世人发掘。与她的诗歌相比，狄金森的花在她在世时名气更大。当她的棺材按照她的遗愿穿过毛茛花田被抬往墓地时，大多数参加葬礼的居民都以为这位女性是一位园丁，而不是一位诗人。
狄金森出生于一个律师名流之家，整个府邸占据上百亩土地，狄金森从小就在家宅花园中长大，精通园艺。她在二十多岁时得到了一间温室，紧挨着父亲爱德华的书房。这里种植着开花的灌木、多年生植物和球茎植物，还有种类繁多的花朵，全都被狄金森打理得井井有条。据说她曾说过：“我是在花园里长大的。”她生命中的挚爱苏珊曾将“对花的热爱”列为狄金森最重要的特征。这位诗人还经常把自己称为“雏菊”。事实上，花园是艾米莉·狄金森的艺术真正的实验室。在这门艺术中，鲜花被她视为最丰富的象征语言。在她笔下，果园是一座礼拜堂；“记忆是不许凋谢的雪莉花”；郁金香披上了“胭脂红衣衫”。她还将自己的诗歌描述成“头脑里的花”。可以说，她的思想在她的花丛中是最阳光明媚的。
也正是在她的花园里，狄金森目睹了每朵花如何成为众多生物与其环境之间复杂生态关系的缩影。她在1865年的一首朴素却令人惊叹的诗中捕捉到了这种理解，在诗中，花朵不再是维多利亚时代诗歌传统的赞美对象，而是作为一种令人陶醉的活力系统存在：在这一点上，艾米莉·狄金森比科学界早了一步：在一年之后，德国生物学家、博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才创造出了生态学（ecology）这个词。
对于英国艺术家、电影制作人德里克·贾曼，1989年在他的生活划下了一条分界线：他的父亲刚刚去世，而他已经被诊断出患有艾滋病。种种人生变故后，他选择了离开繁华的伦敦，在肯特的瓦砾海岸上过一种简单的生活。他在邓杰内斯保护区找到了一座前维多利亚时代的渔民小屋，小屋坐落于岬角的一座旧灯塔和核电站之间。这里就是贾曼知名的“展望小屋”。他将前室漆成半透明的那不勒斯黄色，将摇摇欲坠的门换上蓝色的天鹅绒窗帘，并着手在一棵百年梨树周围建造一个花园。 退潮时，他收集了一些漂亮的圆形打火石，“像龙的牙齿一样”将它们竖立在花园里，并用 12 颗沙滩小鹅卵石将它们围起来。这个简陋的装置变成了他的花坛，他在里面种下了一片奇妙的微型荒野，包括虎耳草、金盏花、芸香、甘菊、雪莉罂粟、桑托利纳、金莲花、石竹、紫花 鸢尾、兔铃和他最爱的海甘蓝。随着季节更替，“展望小屋”花园里的花朵盛开了，然而贾曼的朋友也在艾滋病毒的侵袭下一个个倒下。贾曼为一次又一次的失去哀悼，同时一次又一次看着脚下的土壤发芽、开花，直到他在这种生活里扎了根。在他最深刻的生存困扰中，在狂风肆虐的海岸上，花园成为了一个“非凡宁静”的避难所，一个可供创造的画布。一边是疾病的破坏，另一边是一个建造中的伊甸园，当贾曼已经一只脚踏进死亡时，园艺成为了他的抵抗。
在二月的最后一天，在清澈湛蓝的天空下种植了薰衣草后，贾曼写道：“除了喋喋不休的过去——电影、性和伦敦——我从未像上周那样快乐过。在二月的阳光下，我抬头看到窗外深蓝色的大海，今天我看到了我的第一只大黄蜂。”贾曼敏锐地意识到，他随时可能是下一个离开的人，花园于是变成了一个悲伤的加工场：“时间错落，过去与未来，未来的过去与现在。整个生命都被伟大的独裁者从书中抹去，笔尖划过书页，你的名字，预言，你的名字！”
但园艺的终极天赋就在于，它能让园丁跨越所有季节性循环，并且以一种极度的专注置身于当下。这也是德里克·贾曼在三月的第一周最大的收获：“园丁在另一个时间挖掘，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高峰时间、午休时间和回家的最后一班公共汽车都不会影响一天的时间。当你走进花园时，你就进入了这个时间——进入的那一刻永远不会被记住。你周围的风景都变了样。这是超越祷告的阿门。”
离开“安特卫普六君子”并推出同名品牌30多年以来，Dries Van Noten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敏感与直觉。《纽约时报》将他称为“时尚界最有头脑的设计师之一”。绝大多数人都会认同，Dries Van Noten设计的时装总是有一种永不过时的优雅。
Dries Van Noten也是一个园丁。他从事园艺的时间几乎与他的设计生涯一样长久。2019年，Dries Van Noten“生命中两个心爱的世界”交叉了。这位设计师和他的团队采摘了玫瑰、鼠尾草、大丽花、飞燕草等植物，将它们的摄影图像制作成印花，用于Dries Van Noten 2019秋冬系列的丝质连衣裙、漆面风衣、衬垫夹克和雪纺上衣上。在拍摄过程中，Dries Van Noten并没有回避这些自然生长的花朵上的霉斑和黑点。“在经历了一个充满荣耀和美丽的夏天之后，花园里有一种伟大的美。我想为这些印花捕捉其中的美感和诗意。”
这位设计师经常在他的同名品牌系列中使用花卉元素，但它们以如此个人化的方式出现，这还是第一次。“多年来，我将我作为设计师和园丁的工作分开，就像教会和国家分开那样，”这位比利时设计师在一次采访中说道。Dries Van Noten与伴侣居住在位于安特卫普省里尔市，一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里。这栋非凡的建筑建于1840年，由Dries Van Noten与长期合作的室内设计师格特·沃扬斯（Gert Voorjans）共同进行了装饰。在大宅里四处走动，会发现到处都是迷人的瑰宝，例如曾经装饰19世纪的维也纳银行、现在被摆放在橘子果园里的赤土陶器，装饰餐桌的Mantero丝绸织锦，在入口处迎接来访者的、比利时表现主义画家莱昂·德·斯梅特（Léon de Smet）绘于1922年的《裸体与花束》。
当然，其中最惊艳的当属景观设计师埃里克·多恩特（Erik Dhont）设计的花园。在屋主人的打理下，这里变成了一个天堂般的场所。它也承载了Dries Van Noten的另一个爱好：以最艺术的方式进行园艺。Dries Van Noten曾在一次采访中这样谈到花园存在的意义：“在时尚界，我们试图控制一切，尤其是在秀场上，一切都是为了创造一个时刻。但是你不能控制花园，你必须服从它。如果下了一个星期的雨，突然太阳出来了，你就得回家跳上割草机，即使同一天你有一场重要的试衣要做。这有点像生养孩子：它迫使你重新组织你的生活。”
花园沿用了庄园原有的植物，整个景观与临近的湖泊和豪宅相得益彰。色彩鲜艳的牡丹、艾文和天竺葵，盛开的羽扇豆、罂粟和金啤酒花，包裹着精致拱门的攀爬藤蔓，以及通往客房、由埃里克·多恩特设计的锯齿形红豆杉树篱，让这座花园有一种生机勃勃的美。
“……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的花园大到可以分成几个部分。这里有林地、玫瑰和大丽花花园、树篱，还有50种不同类型的绣球花。它们在一年中的不同时间盛开，即使在最寒冷的月份，我们也会在那里度过一些时光。圣诞节前后，第一批金缕梅花出现，仙客来在1月的某个时候出现，然后是杜鹃花在5月份出现。最让我开心的是，当我们结束工作里疯狂的一天、回到家，我们可以去菜园采摘一些东西，准备一份简单的沙拉。那是我觉得最富有的时刻。”
奥利弗·萨克斯被书评家赞为20世纪难得一见的“神经学专家”，也被《纽约时报》誉为“医学桂冠诗人”。这位英国伦敦著名的医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神经病学专家，也是一位闻名全球的畅销书作家，在医学和文学领域均享有盛誉。在一篇题为“为什么我们需要花园”的短文中，这位富有诗意的神经学家写道：“作为一名作家，我发现花园对于创作过程至关重要；作为一名医生，我会尽可能带我的病人去花园。我们所有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漫步于郁郁葱葱的花园或永恒的沙漠，漫步于河流或海洋，或攀登一座山峰，发现自己同时平静下来和恢复活力，专注于思想，身心焕然一新。这些生理状态对个人和社区健康的重要性是基本的和广泛的。在四十年的医疗实践中，我发现只有两种非药物‘疗法’对慢性神经系统疾病患者至关重要：音乐和花园。”
萨克斯在纽约生活和工作了半个世纪，他曾强调只有花园让这座城市“有时变得让人可以忍受”。在诊疗过程中，萨克斯亲眼目睹了大自然对他的患者的滋补作用：“一位患有帕金森病的老年妇女，她不仅可以轻松地在花园里开始活动，而且可以独立地在岩石上爬上爬下；一些患有晚期痴呆症和阿尔茨海默病的人，他们不记得如何进行系鞋带等文明的基本操作，当他们把幼苗递到花坛前时，他们突然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萨克斯谈到：“我无法确切地说出大自然是如何对我们的大脑发挥镇静和组织作用的，但我在我的病人身上看到了大自然和花园的恢复和治愈力量，即使对于那些神经系统严重残疾的人也是如此。在许多情况下，花园和大自然比任何药物都更有效……大自然的品质对健康的影响不仅是精神和情感方面的，而且是身体和神经方面的。我毫不怀疑它们反映了大脑生理学甚至结构的深刻变化。”
“1936年春天，一位作家种下了玫瑰。”这句话是作家丽贝卡·索尔尼特（Rebecca Solnit）的一本新书的开头。考虑到1936年是欧洲历史上一个著名的黑暗时期，这个句子本身有一种与残忍不相协调的轻快：这段时间，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兴起，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佛朗哥掌权。而句子中提到的这位作家，是乔治·奥威尔。在1936年，乔治·奥威尔在英格兰沃灵顿的小屋花园里种下了玫瑰。现在你依然可以找到这间小屋。它位于从伦敦到剑桥的路上，距离一个叫Baldock的小火车站约3英里。
与花园一同发生的，还有奥威尔在写作中培养的一种对自然和生活的敏感。这些事的发生绝非偶然。当年2月，他去工业区看望失业的煤矿工人，他们的生活之贫困让来自英国南部中产阶级的奥威尔深深的震惊了。等到年底，他参加并记录了西班牙内战，这段经历提醒他不仅要注意法西斯主义的危险，还要注意极权主义的危险。在这期间，他种下了这座玫瑰花园。这两次史诗般的政治访问，让他感到有必要、也有渴望去做这件令人愉快的、并且需要动手实践的事。这三件事叠加在一起，将他引向了成为一名成熟和伟大的作家的道路。
在《奥威尔的玫瑰》中，丽贝卡·索尔尼特指出，建造一个花园就是让人感觉更“农耕、安定、押注未来，玫瑰和树木将盛开多年，而后者将在未来几十年开花结果”。那年夏天，当奥威尔的玫瑰盛开时，西班牙内战已经爆发，欧洲越来越接近不可避免的冲突。但花蕾仍会膨胀，花瓣仍会落下，在死亡中会有新的生命出现。通过照料他的花园，奥威尔也为工业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战争和政治谎言的掠夺创造了一个避难所。奥威尔将个体的隐私理解为反对独裁主义的堡垒，这一点与另一位伟大的极权主义理论家——汉娜·阿伦特的观点如出一辙。
但在这个故事里，玫瑰不仅仅象征着反抗。它们还象征着快乐和感官上的愉悦，二者都很少被与奥威尔的个人形象联系在一起。不过，奥威尔可能是个相当热爱园艺的人。他在1940年的一份问卷中说，“除了我的工作，我最关心的是园艺，尤其是蔬菜园艺。”除了料理玫瑰园，他还养鸡、卖鸡蛋——他每周能卖出多达100个鸡蛋。他还养了几只山羊，每天虔诚地挤两次奶。与此相关的一件轶事是，在他离家奔赴西班牙内战期间，他写了一封长信，专门“远程”指导如何正确地给山羊挤奶。[ 感谢今日作者 ]
SKPRendezv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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