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元丰元年（1078年）的春夏之际，舒州太湖县发生了一宗震动朝野的投毒谋杀案。
这一年，前国子监博士、太湖县知县陈世儒的庶母去世了，陈在呈报朝廷的丁忧条陈中称母亲死于突发心口痛。本来这事也寻常，陈家发丧还归京师，世儒按惯例丁忧守制。谁知六月份，一名从陈府逃了出来的奴婢，跑到开封府衙门，检控陈母并非死于急病，而是中毒而亡。
当时的开封府尹是苏颂，一位正直、持稳的官员（他也是北宋最有智慧的科学家），马上组织军巡院（京师法院）的法官推鞫此案。按照宋代“鞫谳分司”的司法程序，应该先由“推司”进行“事实审”。经法医检验，陈母确有中毒迹象，更吓人的是，其胸口还钉着一根致命的大铁钉，死于谋杀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到底是谁谋杀了她？
陈府的奴婢们供称，“诸婢以药毒之，不死，夜持钉陷其胸骨以丧”。但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审讯下去，案情露出了一个可怕的线索：陈世儒之妻李氏与家婆一贯不合，曾跟众婢说：“博士一日持丧，当厚饷汝辈。”这显然是在暗示婢女杀了陈母领赏，随后陈母果然被杀，李氏自然难逃主谋之嫌疑。现在的问题是，陈世儒知不知情？有没有参与弑母？
这宗骇人听闻的人伦大案在开封府审了大半年，还是未能结案。按程序，“事实审”完毕之后，便由“法司”检法量刑，即进行“法律审”，军巡院的法吏认为，李氏并未“明言使杀姑，法不至死”。苏颂也倾向于认为陈世儒并不知情。而这时候，整个京城已在传播陈世儒合谋杀母的小道消息，流言四起，说开封府长官苏颂意欲包庇陈世儒夫妇。连神宗皇帝也被惊动了，召见苏颂，交待说：“此人伦大恶，当穷竟。”苏颂答道：“事在有司，臣固不敢言宽，亦不敢谕之使重。”表明了他将不偏不倚对待此案、不干预法庭（有司）审讯的立场。
也难怪流言纷起。陈世儒夫妇的家庭背景绝非寻常。世儒之父陈执中乃是两朝元老，深得宋真宗的宠信，又是仁宗朝的宰相；李氏的家世更不简单，她的父亲是龙图阁直学士李中师，母亲吕氏则是仁宗朝另一位宰相吕夷简的孙女，现在吕夷简的儿子吕公着又是同知枢密院，属于副宰相级别的人物。陈氏夫妇具有如此显赫的身世，谁敢保证他们不会动用关系请托说项、干预司法？
事实上，案发之后，陈妻李氏便求告她的母亲吕氏：开封府快要抓我了，请母亲快跟公着叔公说说，请他去跟苏颂疏通疏通。吕氏“即夜至公着所如女言”，不过吕公着是一位正派人，拒绝了她的请托：“不可。比相州狱，正坐请求耳，逮系者数百人。况此岂可干人？”意思是说，这个案子，朝廷正在查处请托之人，已抓了数百人。况且这种事，我避嫌尚来不及，岂可插手？吕氏只好“涕泣而退”。但吕公着虽没有出面，他的侄子、大理寺评事（最高法院的低级法官）吕希亚，以及陈世儒朋友的女婿晏靖（一个京官）却是过问了案情。更何况，京城之中，谁人不知道陈吕两家的显赫家世？也许不需要吕家人亲自出面，法官就会主动卖一个人情。
可能正因为牵涉到如此庞大的政治势力，陈世儒案出现了“狱久不决”的局面。元丰二年正月，有御史提出，开封府的法官“所鞫不尽”，没有认定陈世儒知情弑母，不能再让他们审下去了。所以案子移交给大理寺别勘。这时，苏颂也因为另外一个小案，被御史弹劾“故纵”，贬到濠州当知府。陈世儒案进入由大理寺重审的阶段。大理寺发现，本案在初审时存在徇私包庇的嫌疑：陈世儒的岳母吕氏“因缘请求”，致使军巡院原勘官“改易情节，变移首从”，为陈世儒夫妇脱罪。
恰好大理寺丞（分管审讯的法官）贾种民是支持新党的人，时人评价他“谄事章惇，阴陷良善”，现在天上掉下一个陈世儒案来，正好可以用来狠狠打击旧党（吕公着是旧党领袖），因此，贾种民便以“陈氏姻党干求府政”为由，“欲蔓其狱”，先后将吕希亚、晏靖，还有吕公着的女婿都逮捕了。已经被贬到濠州的苏颂也受牵连入狱，贾种民要苏颂指控吕公着曾经向他请托，苏颂坚决不干这种事，说，“诬人死，不可为已。”后来证明，吕公着本人并未干预司法，不过苏颂因为向别人透露过案情，被罢去濠州知府之职。
案子至此已经渗入了政治斗争的因素，这样审下去，只会越扯越乱。所以元丰二年八月，神宗下诏，又将陈世儒案从大理寺移交到御史台。从开封府军巡院，到大理寺，再到御史台，这个情节离奇、背景复杂的谋杀案，前前后后审了好几回，其间李氏数度翻异，依宋朝司法制度，犯人一翻异就须“移推别勘”，即换一批法官重审，以免造成冤案。
到了九月份，御史台终于宣布结案：认定陈世儒夫妇合谋杀害陈母的事实，因陈世儒不愿意待在太湖县当知县，便默许妻子教唆婢女毒杀母亲，以借丁忧的机会回到京城——真令人难以置信，世间竟然有这样的儿子？宋神宗倒是感念陈世儒之父陈执中，想要留世儒一命，说：“（陈执中）止一子，留以存祭祀何如？”但御史中丞蔡确不答应，反问道：陈世儒大逆不道之罪，“可赦邪？”最后，陈家夫妇以及参与谋杀案的婢女，共十九人均被判死刑；开封府原勘官因故纵人罪，皆受处罚；大理寺的法官借故扩大打击面，也被罚铜，次年贾种民又被降职；吕希亚、晏靖也因交涉司法而贬官。
现在也有人认为，陈世儒其实对众婢毒杀陈母一事并不知情，他是冤枉的，是神宗朝新旧党党争的牺牲品。不过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因为后来旧党执政了，陈世儒的后人也重新在政坛上崛起，如果陈世儒确有冤情，平反并不难，但陈案一直都没有人提出平反。
当然在这个案子的审理过程中，确实可以看到党争的阴影，而且宋代的司法系统，也做不到完全独立于政治之外，免不了要受党争的影响。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在那个时候，显赫门第之内发生了这么一桩谋杀案，疑凶的政治势力再大，毕竟还不可能将案子压下来，还是要走上司法审判的程序。即使出现了“陈氏姻党干求府政”的情况，也立即就遭到另一派的抵制与抗议。
从制度的角度来看，这是因为宋代的政治保持着明显的竞争性与制衡性，不仅表现为派系性的党争，还体现在“执政—台谏”的二权分立结构上。当时盯着陈世儒案审理经过、防止吕家人介入与司法官徇私的，正是台谏官与新党中人。被拖入陈世儒案的吕公着珍惜名节、操守，始终不敢滥用权力干涉司法，这样一种由儒家理想熏陶出来的传统士大夫品质，无疑值得称道——而话说回来，在富有竞争性与权力制衡的政治场中，假如吕公着插手了他不该插手的司法，则马上就会被政治对手或者台谏官抓住把柄，最终身败名裂的还是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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