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一个国家，不可无老成人，际此文化复兴运动开始，我们尤需要一位平允笃实的经师，来作先导。倒不一定要请他（钱穆先生）讲学，虽然偶尔讲学是难免的。但总应以讲学不妨写作为原则。他正在专心著作朱子之研究，所以承先启后，嘉惠百世，正不必为几位受业弟子而扰他著作的精神。
他（钱穆先生）向称为史学家，不是专讲训诂章句，所以与通常的所谓经师不同。他就不承认国学必以从小学入手的话，这是他与章太炎论学不同之一点。这里头就有孔门识大识小的分别。所以宾四先生（钱穆先生）的学问，不能以训诂、章句、音韵之学等闲视之。惟其他是史学家，所以他对中国文化、伦理、哲学，及学术之隆替，三致意焉。儒学本含有政教二义，不可偏废。言教者常支离于饾饤章句，言政者必重微言大义，内圣外王，各有偏重。太炎有言：“百年以前，学者惟患琐碎。今则不然，五患曼衍，不患微言大义之不明也。”（《另录》）这大概也是针对康长素、廖季平一时之愤语。宾四先生亦以为以《论语》论孔子为不足。所以他说：“今日学术界，与其说较近于汉唐，不如说较近于宋明……也专重了《论语》，偏忽了《春秋》。孔子是有政治抱负的人。知我罪我皆在《春秋》。”今夏赤膊读钱先生的《孔子与春秋》一篇很长的考证文，他说：“孔子《春秋》是一部亦子亦史的经，也可以说是一部亦经亦史之子。”深佩他的卓见，这是恢复西汉时孔子的面目。又因为他是史学家，所以眼看中国三千年来历代文化因革盛衰之变，学风好尚之迹，有所感叹，而对于时下国人失自信力，盲目仿效西欧，或好作古史辨认，时有微词。他在昆明所著的《国史大纲》引言，有很多沉痛的话。我此地可引一段，代表这位史学家对现代思想之针砭。
“一民族文化之传统，皆由其民族自身递传数世、数十世、数百世血液所浇灌，精肉所培壅，而始得开此民族文化之花，结此民族文化之果，非可以自外巧取偷窃而得。若不然，自古可以无亡国灭种之祸，而幸生之族，偷存之国，将充塞于天壤间也。我国人不自承其为不肖，不自承其为堕落，而谓我先民文化所贻，固不足以争存于斯世。是既疑我先民久为幸生、偷存，而我当前之所为抗战与建国者，是不啻仍将效法我先民继为此幸生而偷存也。非然者，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得其生机。我所谓必于我先民国史略有知者，即谓此。是则我言仍可悬国门，百世以俟而不惑也。”
有此史学眼光，然后可以谈中西文化。
——林语堂先生《无所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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