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林奇：不幸的是，大多数人不理解真爱

导演大卫·林奇是当代美国非主流电影界的代表人物（《橡皮头》（1977）、《象人》（1980）、《蓝丝绒》（1986）、《穆赫兰道》（2001）等），曾多次入围奥斯卡奖，其导演的电视连续剧《双峰》成为美国电视史上的里程碑。

他的影片诡异、迷幻，将超现实主义、新黑色、神秘、恐怖、暴力和非线性叙事融入令人不安、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电影语言中，编织出华丽而奇异的梦境。他的作品风格如此独特，以至于常常被影评家称为“林奇主义（Lynchian）”。

虽然大卫·林奇以电影而闻名，但他也是一名摄影师，一位出过专辑的音乐家，甚至一位优异的画家。在创作中，他认为是精神世界的黑暗面给了他寻找光明的能力，即使身边的一切都在崩塌，变得复杂，我们还能做些真正有趣的事。今天，一起和大卫·林奇聊聊艺术、爱、未来和人生的意义。

本文摘选自《幻夜奇行大卫·林奇谈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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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大卫·林奇的创作与人生哲学

克里斯廷·麦克纳/1992年

1992年3月8日早晨，我在大卫·林奇位于好莱坞山的家中采访了他。

采访当日，林奇刚刚从纽约回到洛杉矶，此前他一直在纽约和作曲家安哲罗·巴达拉曼提一起为即将上映的、以他的电视剧作品《双峰》为基础改编的影片制作音乐；次日他又要动身前往伯克利，在那里花几个月时间完成影片的混音。

林奇长期在外奔波，他宽敞的多层别墅给人很少有人住的感觉。房子的布置很简单（几把50年代风格的椅子、一张低矮的沙发和一张咖啡桌），整体色调柔和，墙上什么也没有［林奇最近买了两幅他最喜欢的摄影师戴安·阿勃斯（Diane Arbus）的照片，但还没有把它们挂起来］。厨房里摆着林奇心爱的咖啡机与整齐堆放的剧本、录像带和书。这幢房子的主人一看就很繁忙，屋里没有任何休息或者放松的迹象。

尽管当天是周日，工作电话还是源源不断地涌入。我在林奇接电话的间隙与他交谈，逐渐意识到他的生活非常紧张，少有闲暇；他每天都要进行大量高强度的创造性活动。正如林奇在采访中所透露的，他的生活建立在哲学信仰构筑的坚实基础之上。可以说正是坚实的信仰基础赋予了他创作活力，让他创作出丰富多样的作品。

《双峰第一季》剧照（1990）

克里斯廷·麦克纳（以下简称麦克纳）：你的画作表现的似乎是一个内心充满恐惧的孩子眼中的世界。这么描述准确吗？

大卫·林奇（以下简称林奇）：差不多就是这样。我喜欢孩子的视角，童年生活充满谜题。对于孩子来说，树这样简单的事物也有神奇的一面，远看很小，越靠近就越大——孩子不懂其中的原理。长大后，我们以为自己弄懂了其中的道理，但事实上是丧失了丰富的想象力。

麦克纳：你是如何保有孩童的视角的？

林奇：我从小就对各种谜题特别感兴趣。我小时候觉得世界特别神奇——好似梦境一般。有人说，以为自己童年很快乐的人都刻意忽略了某些事情，但我真的觉得自己的童年很快乐。当然我也有害怕的事情，而且恐惧的对象和大多数人差不多，比如害怕上学——我知道在学校会遇到问题。这一点每个人都知道，所以这种恐惧是很常见的。

麦克纳：你提到了谜题和恐惧，这两者有什么关系？

林奇：只要有谜题，就有对未知的恐惧。人可能到达参透人生真相、不再恐惧的境界，很多人到达了这种境界，但他们大多都不在这个地球上。这样的人寥寥无几。

麦克纳：到达这种境界的人还有动力从事创作吗？

林奇：他们会进行另外一种完全符合自然法则的创作。他们创作的初衷是帮助尚未领悟的人和升华整个宇宙。

麦克纳：自然法则是残酷的吗？

林奇：绝对不是——我们认为其残酷正是因为我们知之甚少。我们身边的世界充满矛盾，暴力邪恶与和平善良共存。这种现状有其存在的理由，但我们总是参不透其中的奥妙。在寻找合理解释的过程中，我们认识了平衡的概念，在平衡点上有一扇神秘的门。我们聚在一起时随时可以穿过那扇门。

麦克纳：你觉得自己心理年龄多大？

林奇：大多数时候在九岁到十七岁之间，有时六岁左右。六岁时，你往街上张望，大概知道外面还有另外一个街区，但世界总共也就两个街区那么大。

《So This Is Love》大卫·林奇（1992）

麦克纳：你最近的一幅画《所以这就是爱》（So This Is Love）让人感觉你对爱的看法是消极黑暗的。画面的中心是一个孤独的小人，腿特别长，脑袋一直伸到空无一物的荒芜空间。一架飞机从他脑袋下面飞过，在夜空中喷出烟雾。你能聊聊这幅画吗？

林奇：这幅画是对我童年的一种消极的表现。现实中天空是蓝色的，颜色鲜艳明亮，而飞机则是一架发出嗡嗡声的大型军用飞机。飞机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穿过天空，它发出的嗡嗡声让一切显得特别宁静。飞机飞过天空时，世界似乎会变得更加安静。

麦克纳：这对于你来说是美好的回忆，但你将其转化成了一幅黑暗的画作，为什么？

林奇：因为那之后黑暗就悄然到来了。带来黑暗的是我对世界、人性和我的本性不断加深的理解。

《She Was Walking to Her Home and Then There Was Someone》

麦克纳：你的很多画作都集合了象征浪漫爱情、身体伤口和死亡的元素。疾病和衰败在你看来是色情的吗？

林奇：色情？不，但疾病和衰败是自然的一部分。生锈就是钢铁的疾病。如果你下雨的时候把一张纸放在外面，几天之后上面就会长霉，很神奇。生病是很不幸的，但人们为治疗疾病设计了大楼，发明了机械、各种管子等很多东西。因此，就像在自然界中一样，疾病能够催生新的事物。

麦克纳：你害怕人的身体吗？

林奇：不，但人体是很奇怪的。它最重要的功能似乎就是把脑子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不过用身体也可以做很多有趣的事情。当然有时也会造成痛苦。我不喜欢锻炼，所以会担心如何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来支持大脑的运转。

麦克纳：你家里什么最吓人？

林奇：家是很多可怕的事情发生的地方。我小的时候在家总有幽闭恐惧症发作的感觉，但这并不是因为我的家庭不幸福。家庭就像鸟巢——只是暂时停留，很快就会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说所有巢穴都是暂时的并不代表爱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消失，但爱会改变。我现在仍然爱着所有我曾经爱过的人。

《Susie Left Home at Age 14》大卫·林奇（2019）

麦克纳：有人说爱是怜悯和欲望的结合。你认同这种说法吗？

林奇：不太认同。失去爱就像失去光，没有爱才是问题。真爱是不求回报的，更像一种感觉或者震动，不幸的是大多数人不理解真爱。我们往往会把责任推给他人，最终的结果一般都不太好。

麦克纳：绘画方面，谁教你的东西最多？

林奇：我的第一位重要老师是布什内尔·基勒（Bushnell Keeler），他是我的好友托比·基勒（Toby Keeler）的父亲。我十五岁时住在弗吉尼亚，布什内尔是我认识的第一位职业艺术家。那是我第一次听说这种职业，在我心中种下了希望成为画家的种子——他在我眼中就是一个奇迹。我觉得最最厉害的是，他有自己的工作室，每天画画。罗伯特·亨利（Robert Henri）的作品《艺术精神》（The Art Spirit）也是他推荐给我的，这本书介绍了艺术人生的规则，后来成了我的《圣经》。

麦克纳：第一件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艺术作品是什么？

林奇：我十八岁时在纽约的马乐伯画廊（Marlborough Gallery）看的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作品展，是肉和香烟的画。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画面的平衡与反差。十分完美。

《人像研究2》弗朗西斯·培根（1945-1946）

麦克纳：艺术是不是也有丰产期和沉寂期？

林奇：对，肯定有的。现在就是相对沉寂的时期。80年代是个好时期，大量资金的注入催生了很多疯狂的作品，但画坛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

麦克纳：从你过去八年的画作来看，你的作品似乎在向极简主义风格发展。这么说你同意吗？

林奇：同意，这是因为我渴望纯粹。随着生活日益复杂，我希望我的艺术趋于简单，因为维持平衡是生活的核心。

麦克纳：我还注意到你的画作的表面越来越立体、有雕塑感。你是刻意追求这种效果的吗？

林奇：是的，我希望能够更立体。现在在平面上作画对我来说不是很有吸引力。我喜欢被人倒了垃圾的空地的感觉——堆积的垃圾高出地面，我喜欢那种感觉。

麦克纳：你有没有和保存专家探讨过你使用的各类材料随着时间推移会如何变化？

林奇：我一点也不在意。就应该让它们随时间自然变化——这些作品现在都尚未完成，五十年后会更好看。

麦克纳：如果你的画作有声音，会是什么样的声音？

林奇：不同的画作会有不同的声音。《所以这就是爱》是像嘴上蒙着手套说话发出的那种低沉的声音。《梦想天堂的虫子》（A Bug Dreams of Heaven）则是一万五千转的尖利声音。《她谁也骗不过，她很受伤》（She Wasn’t Fooling Anyone, She Was Hurt Bad）则是特别慢的、沉闷的玻璃碎裂的声音。

作画的大卫·林奇

麦克纳：我还发现你的画作越发粗暴凶狠。在你以前的作品中，暴力是相对隐晦的，现在则毫不含蓄。你意识到这种变化了吗？

林奇：我想要咬我的画，但我做不到，因为颜料里有铅。这说明我很胆小。我觉得我的作品并没有变成那样，我的画还是平和宁静的——无论我怎么做，其中都蕴含着一种美感。

麦克纳：大多数人看了你眼中宁静美好的作品之后会感到不适，这说明你特别能接受自己精神世界中的黑暗面。为什么？

林奇：我不知道。我一直是这样的。我两面都喜欢，相信必须了解黑暗才能体味光明，反之亦然——越了解黑暗就越擅长寻找光明。

麦克纳：激发作画的灵感的是什么？

林奇：灵感就像毛絮——突然出现，引出画面，让我产生将其画下来的渴望。有时我在街上走路，突然看到地上有一个用过的创可贴，就是常见的旧创可贴的样子。边缘有点脏，橡皮的部分变成了一些黑黑的小球，有一点油渍，还可能沾着黄色的污迹。它掉在阴沟里，旁边是泥和一块石头，可能还有一个小树枝。如果给你看这个场景的照片，并且不告诉你照片上是什么东西，你会觉得特别漂亮。

麦克纳：你对颜色有什么看法？

林奇：我不喜欢颜色，这也许是因为我没有学会适当地运用颜色。出于某种原因，颜色不会让我感到兴奋——反而给我廉价而滑稽的感觉。不过我常用棕色，棕色也是一种颜色。我也喜欢大地色系，有时会用红色和黄色——红色一般表现血，黄色则是火。

麦克纳：你画作中的什么元素具有浓烈的美国气质？

林奇：主题。我的很多画作来自我对爱达荷州博伊西和华盛顿州斯波坎的回忆。

《Tree at Night》大卫·林奇（2019）

麦克纳：在你看来，未来最令人不安的是什么？

林奇：世界崩塌，陷入混乱。我以前认为美国总统能够对未来负责，可以控制我身边发生的事情，但如今我们都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在这个时代，夜晚似乎有高大的邪鬼在街头游荡、奔袭。它们受到的限制越少，就越是嚣张，现在无处不在。它们的数量不断增加，很快就会令人难以招架。现在真的是关键时刻。

麦克纳：是我们的文化中生出了更多的暴力，还是我们以前在这方面管控得更好？

林奇：是暴力在大幅膨胀。黑暗一直存在，但过去善恶相对平衡，生活节奏也比较慢。人们住在小镇上或者小农场里，身边都是熟人，人口流动相对少，因此生活相对平静。那时也有恐怖的事件，但现在已经发展到令人极度焦虑的程度了。电视加快了生活节奏，将更多的坏消息传递给人们。大众媒体传达的海量信息令人不堪重负，毒品也是主要诱因之一。毒品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可以令人精神恍惚，创造一个诡异的世界。这些事情在美国造成了一种现代恐惧。

麦克纳：这是不是也引起了家庭结构的崩塌？

林奇：是的。这些现象都是同样的矛盾引起的。如果把一台风钻放在桌子下面，桌上的东西很快就会全部开始震动、破裂、四处飞散掉落。人们对未来没有安全感。现在有工作的人过几天就可能被解雇。梅西百货（Macy’s）都破产了，生活充满不确定因素。

David Lynch, #1, 2013

麦克纳：当身边的一切都在崩塌时，我们应该怎么办？

林奇：改变心态就能改变一切。只要每个人都能意识到世界本可以很美好，下决心不做坏事——做一些真正有趣的事情——就可以了。

麦克纳：一百年后世界会变得更好还是更坏？

林奇：会比现在好很多。

麦克纳：最近几年，你生活中发生的最积极的变化是什么？

林奇：我感觉我可以自由地探索尝试我感兴趣的事情了。我记得以前我没钱买画布。有做雕塑的灵感却没有工作的场地。现在也没到什么都有的程度——我并没有暗室——但我已经不受外部障碍束缚了，我对不同领域的探索相互滋养。我现在唯一短缺的就是时间。

麦克纳：《双峰》让你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声名大噪给你带来的最大困扰是什么？

林奇：挺令人头疼的。作品得到人们的喜爱是一件开心的事情，但这种喜爱让人觉得很无奈，因为人们对你感到厌倦后就必然会爱上新事物。你无法左右这个过程，它的存在令人感到隐隐作痛。不是剧烈的疼痛——有点像心痛的感觉，心痛是因为我们活在《小鬼当家》（Home Alone）这样的影片大行其道的时代。艺术影院在衰败。剩下的都是开在商场里、只放十二部电影的电影院，观众能看到的电影太有限了。电视进一步拉低了水准，有些电视节目很受欢迎，但更新换代很快，没有太多实质性的内容，会配观众笑声，仅此而已。

《象人》大卫·林奇（1980）

麦克纳：你曾说过：“世界就是课堂，我们应该学习。”我们为什么要学习？

林奇：这样才能毕业。人生就像上学。要毕业才能去现在还无法想象的神奇地方。人类有达成此项成就的潜力，它与帮派或汽车都无关，是远高于此的美好境界。必须努力奋斗才能到达。

麦克纳：一方面，你有清晰而有序的信仰，另一方面，你也不否认黑暗的广泛存在，这很有意思。你如何解释这种差异？

林奇：这就像和十个疯子一起被锁在一幢楼里。你知道有门，对面还有可以救你的警察局，但你还是被困在楼里。只要还在楼里，了解其他地方的情况就无济于事。

麦克纳：你祈祷吗？

林奇：是的。

麦克纳：你有过神奇的宗教体验吗？

林奇：有过。几年前，我在洛杉矶县艺术博物馆（LA County Museum of Art）看一个印度砂岩雕刻展览。我是和我的第一任妻子及我们的女儿珍妮弗一起去的，但我逐渐和她们走散了。我周围一个人也没有，只有那些雕刻，特别安静。我一转弯，往走廊尽头望去，那里有一个展台。我顺着展台往上看，发现上面是一个佛头。那一刻，佛头突然绽放出白光，非常耀眼！我感到身心愉悦。我还有其他类似的经历。

《蓝丝绒》大卫·林奇（1986）

麦克纳：你会在什么样的时候感到强大？

林奇：很少有这种时候。如果做某件事情很顺利，就会感到快乐，但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强大的感觉。力量是令人畏惧的，我并不感兴趣。我有想做的事情，并且希望按照自己的想法把它们做好，仅此而已。在我看来，争取好评，寻找愿意放映或展示我作品的电影院和画廊，都与我对创作的认识不符。这些事务令我头痛。

麦克纳：你父亲给你留下的最美好的回忆是什么？

林奇：他穿着西装、戴着牛仔帽去上班。当时我们住在弗吉尼亚，他戴那样的帽子让我觉得很丢人，但现在我觉得那特别酷。那是灰绿色的、林业局的牛仔帽——但不是单位要求戴的——他会戴上帽子然后出门。他不坐车也不开车，坚持步行——戴着那顶帽子走好几英里，穿过乔治·华盛顿大桥到城里去。

麦克纳：我们会对自己的过去做多少修改？

林奇：我们会美化记忆中的自己。我们美化自己的行动、决定和待人接物的态度，夸大自己的贡献——我们为了继续生活而疯狂粉饰过去。真实的回忆恐怕会令人感到抑郁。

麦克纳：我们为何追寻人生的意义？存在可能就是毫无意义的，这为何令人难以接受？

林奇：因为这是一个待解的谜题，世界上有很多与之相关的线索和感觉。一旦踏上寻找意义的征程，我们就会从生活的方方面面找到细微的提示，相信总有一天能够解开谜题。我们找到的总是一些小线索——不是一下得到终极答案——但支持我们继续追寻的正是这些细微的提示。

麦克纳：终极答案是什么？

林奇：大彻大悟。

麦克纳：你认为死后会发生什么？

林奇：就像忙了一天之后入睡一样。睡着时也会发生很多事情，然后醒来开始新的一天——我是这么看的。我不知道人死之后会去什么地方，但我听过不少相关的故事，不可否认的是死亡确实是我们最大的恐惧。我们甚至不知道死亡的过程持续多长时间。如果一个人呼吸已经停止，他还在经历死亡吗？我们如何判断一个人何时彻底死亡，怎么知道何时可以移动遗体？东方宗教认为亡者的灵魂需要几天时间才能离开肉体。我听说那是很痛苦的，必须将自己从肉体上剥离，就像挖出青桃子的果核一样。乔治·伯恩斯（George Burns，1896-1996，美国喜剧演员）去世时已经是一颗老桃子了，他的果核不会卡住，会自己跳出来——那真是太美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