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纽约大学崔丽弦教授访谈（二）
策划：赵思齐 张媛
采访：赵思齐 
整理：刘清扬 任慧广
编辑：张媛 赵思齐 
排版：张媛
二月执行主编：赵思齐 张媛
前情提要：上期，来自上海纽约大学的崔丽弦教授与我们分享了他关于儿童和青少年情绪发展的研究，这期崔教授将会和我们介绍他本人深度参与的一项在六朝古都南京进行的长期跟踪研究项目。同时，崔老师也会和我们畅聊他在研究道路上遇到的挑战。
受访者
崔丽弦 博士
上海纽约大学 助理教授
童
崔老师您和其他教授有合作一项在南京进行的长期跟踪研究，可以介绍一下这个项目吗？
崔丽弦:这个项目的历史说来话长了。项目最初是由纽约大学应用心理学系的Niobe Way和Hirokazu Yoshikawa，以及现任职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研究院的陈欣银(Xinyin Chen)教授发起的。在Niobe教授年轻的时候，她的父亲在南京大学做外教。Niobe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她曾从美国来到中国看望她父亲，在南京生活了一段时间。千禧年初，Niobe她们在纽约的跟踪项目遇到了招募亚裔移民家庭的困难，遂萌生了直接在中国做研究的想法。因为当时中国正处于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同时各种社会政策也在不断地推陈出新，所以他们当时觉得中国的大环境很适合用来检验社会生态因素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同时，南京这座城市也很特殊，经历着快速的发展，同时发展速度又不如北上广深。这种进步和传统的兼具也造就了南京的社会生态多样性，从而使得这座城市非常适合作为研究地来检验社会生态理论。
团队组建
研究团队邀请各个领域专家学者，包括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等等，组建了一个多学科研究团队。大家集思广益、仔细斟酌研究设计和测量方法。当时，东南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刚成立了学习科学研究中心 (Research Center for Learning Science)不久。当时中心负责人是工程院韦钰院士。她成立该中心的初衷是研究教育和儿童发展的生物学基础。当研究团队与东南大学学习科学研究中心联系后，中心方面也很愉快地答应了开展合作。项目于2005年启动。当时我作为东南大学学习科学研究中心的博士生，因为我的心理学背景，很自然就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也就是说，我深入参与了南京家庭研究项目的启动和推进。
项目成员（部分）在南京参观
项目设计
研究项目在2006年招募了两个年龄群组 (cohorts)：一个婴儿组和一个青少年组。婴儿群组是我们从南京市妇幼保健医院招募的，有400多个家庭参与。因为我们是跟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合作招募家庭的，这些家庭相对而言经济条件会比较好一些，可能处于中等偏上，这就使得我们的婴儿群组可能存在一些抽样偏差(sampling bias)。我们在婴儿6个月大的时候进行了第一次评估，在14个月，24个月，4岁，7岁进行了跟踪。我在东南大学的那三年当中，主要参与前三波的数据收集工作。我2015年回国任教的时候，婴儿群组已经成长到了10岁，我那时又负责了第6波实验数据收集。2022年我们刚完成第7波跟踪，孩子们已经15、16岁了。当年的青少年群组共招募有700多个家庭。当时选了南京三所中学，学生成绩分别处在南京中学里的上游、中游和下游。我们对青少年群组是从初一开始跟踪研究的，一直跟踪完初中三年。后来在他们高三的时候又进行了一次测量。我们今年准备启动第五次跟踪。
我们的测量方式多种多样，包括生理指标、访谈、观察、问卷等等。发展心理学的常见测量方法我们基本都用上了。研究内容主要是儿童青少年的社会和情绪能力发展(social emotional development)和父母教养等。研究问题非常多样，比如说，中国城市父母教养的特点，父母如何安排婴幼儿的照顾，青少年的友情及其影响因素，父母如何影响儿童青少年的性别认知，男性或女性气质 (masculinity/femininity ideology) 对儿童青少年发展的影响。我们也收集了学校特点和学业成绩等相关的数据。
研究成果
在我们的南京家庭项目中，我的研究组主要关注父母如何影响儿童和青少年的情绪发展。我和我的博士后孙茜（现在浙江师范大学心理学系任职）分析了青少年初中三年的数据，发现父母的积极策略（比如和孩子分享情绪经验，鼓励孩子分享和表达情绪，教一些处理情绪的方法）能够提高青少年的自尊感，并且减少抑郁症状的发生。同时，青少年的自尊感反过来能够促使父母使用更多的积极策略，抑郁情绪状态会阻碍父母做出积极反应[1]。这项研究最近刚受到美国青少年研究学会（SRA）的肯定，SRA将给我颁发“Outstanding Scholarly Contribution to Adolescence in the Majority World （对发展中国家青少年研究突出贡献奖）”。这个奖将在2023年4月在美国圣地亚哥的SRA年会上公布。
我们婴儿群组刚好有类似数据，同时我们有爸爸和妈妈对自己情绪教养策略的自我报告数据。我和我的博士后研究员张梦润近期分析完第6波和第7波数据，分别检验父母对孩子5年后变化的影响。我们发现父母的积极策略（孩子10岁时候）可以帮助孩子更好地调节愤怒情绪，提高自尊感，并减少抑郁症状（15岁的发展结果）。父母教养5年后还有这么强的预测效力确实还是很难得的。
童
请问崔老师，在你的科研之路上有遇到什么挑战吗？
崔丽弦:其实总体来说，做研究遇到各种挑战是很正常的。比较常见的挑战可能并不是来自于研究本身，而是来自于研究过程中的其他环节，比如说申请经费支持、招募家庭等等。这是在研究过程中会碰到的一些问题。
基金申请
就申请基金来说，我觉得世界的整体趋势都是相似的--发展心理学研究总体来说有点受挤压的一个状态，包括在美国和加拿大也是这样。我发现在美国、加拿大、和中国，传统的发展心理学研究在基金申请方面都会不占优势。很多发展研究项目需要进行长期跟踪，时间跨度会非常长，从而导致不能很快速地产出文章。因此，资助机构可能就不会优先考虑或是选择我们这样耗时很长的项目。
还有，我们这些在国外接受博士训练的研究者，可能与国内研究者们的联系不是很紧密，这也让我们在申请国内的研究经费时遇到困难。申请基金的过程中，我曾经遇到评审没有仔细读我的申请内容，或是故意胡乱找理由来拒绝我的申请。这一点让我觉得有时候申请的结果可能并不是由研究申请书的质量来决定的，我们的申请并没有得到公允的对待。
我其实一直有在呼吁，希望资助机构能更多地看到、理解以及支持有我们这样背景的研究者。
虽然有这些限制因素，好在我们还有别的渠道来获得资源和支持。首先，学校给新入职的教授一开始会有启动经费。启动经费可以用来购买设备、建立实验室、保证前期研究能顺利进行。学校后续也会看到我们申请研究经费的困难，会提供学校内部经费来支持我们的研究。这种持续性的资助对我们的研究项目持续非常重要。
另外，我也在积极关注非政府的经费来源，申请一些横向的合作课题。比如我跟非盈利组织(NGO)救助儿童会合作过，做了一个上海外来务工人员的随迁子女社会和情绪能力的评估和干预项目。我们也可以向一些研究协会（SRCD、SRA等）或基金会来申请经费。虽然竞争会非常激烈，但还是有机会拿到一些资助。
招募家庭
另一个挑战就是招募家庭的困难以及数据收集耗时。不管年龄大小，招募儿童与家庭都并非易事。这个问题在中国和美国都很常见。有时间有意愿参与研究的家庭都不好找。其次儿童、青少年以及他们的家人通常都只能在周末或者晚上才有时间参加我们的研究。这是我们发展心理学研究者所要面临的一个常态，是要适应的一个工作模式。中国国内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孩子们很忙。很多孩子甚至连周末的行程都被排满了，就会导致父母不太愿意让孩子来参与研究。这就使得我们在国内和美国做研究的进度相差无几。通常我们一星期可能只能完成几个家庭的数据收集。当然，不同的研究设计在招募家庭上的难易程度也不同。比如说只是在校园里做问卷调查，那就可以一次性进行大量的测试。如果是需要把家庭邀请到研究室里做亲子互动，收集生理指标的研究就会非常耗时间。
发展心理学研究的另外一个痛点就是父亲的参与度比较低。这也是跟男性的性别角色(gender role)有关系的。不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的家庭里，父亲通常会说自己工作忙，没时间，通常给子女的时间很少。这也是发展心理学研究里的一个挑战，需要我们研究人员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说服和等待对方来参与。
研究人群
研究的人群对于心理学研究来说很重要。我们目前也在鼓励研究人群的多样性。心理学中广泛流传的一个说法就是，95%已发表的论文或者研究都是基于世界上5%的人口，研究集中在WEIRD人群（Western，Educated，Industrial，Rich，Democratic[来自西方民主工业化享受良好经济条件的社会并受过教育的人群]）。研究结论都是基于这5%的人群而得出的。今年我们在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有一个特刊，专门来发表基于非WEIRD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这期特刊的标题就是Decolonize Developmental Science（发展科学去殖民化）。我有幸成为客座编辑之一。我们需要更多亚洲的、非洲的、拉丁美洲的研究者们来从事这些广大地区的发展科学研究。
本土研究进入西方视野
虽然现在国内的心理学研究产出很多，但鲜少有研究者能真正从本土视角来开展研究。很多研究还是在借鉴西方已有理论框架和概念。我一直对于文化和本土心理学非常感兴趣，在中山大学心理系读硕士的时候，我们的杨中芳老师一直在推进中国本土心理学的研究，她研究课题涉及中庸、面子和人情等。因为杨老师的努力，我那个时候接触到香港和台湾开展得比较好的本土心理学研究。这些经历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非常希望发展心理学里面也能出现一些中国本土的概念，建立中国本土发展心理学理论，找到一些对中国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来说非常重要的概念。我觉得这和在美国做有色人群（比如说亚裔美国人或者亚裔移民）的研究不一样。在中国这个大环境下研究我们的本土中国人和在美国研究中国移民是非常不同的。这一点对我的吸引力很大，毕竟大家还是对自己国家的人群和自己的文化背景更感兴趣。
然而，中国本土的研究和理论要进入西方视野很困难。这也是研究上的非常大的挑战：如何找到切入口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能够进行对话。比如我有一篇文章是写中庸和情绪调节策略的关系[2]。中庸这个概念对中国人来说是很重要的概念，但在西方社会可能比较模糊，对他们的意义比较不明确。这些因素会导致我们在投稿或者跟国外学者交流的时候难以与对方顺畅地沟通这些概念。这个挑战不是一个人可以克服的，我们需要更多的中国研究者的参与和推动。
下期预告
下一期，崔丽弦老师将与我们分享他作为一位教授是如何兼顾研究与教学，以及对即将申请教职或者是对教职感兴趣的童学们的建议。敬请期待！
相关链接：上海纽约大学崔丽弦教授访谈（一）
References
[1]Cui, L., Sun, Q., Way, N., Waters, T. E. A., Li, X., Zhang, C., Zhang, G., Chen, X., Okazaki, S., & Yoshikawa, H. (2022). Prospective within-family bidirectional effects between parental emotion socialization practices and Chinese adolescents' psychosocial adjustment.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https://doi.org/10.1017/S095457942200061X
[2]Cui, L., Tang, G., & Huang, M. (2022). Expressive suppression, confucian Zhong Yong thinking, and psychosocial adjustment among Chinese young adults.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5(4), 715–730. https://doi.org/https://doi.org/10.1111/ajsp.1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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