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是说教的人，恐怕自己也未必相信罢。所以听的人也不相信。”
难行和不信
文/鲁迅
中国的“愚民”——没有学问的下等人，向来就怕人注意他。如果你无端的问他多少年纪、什么意见、兄弟几个、家景如何，他总是支吾一通之后，躲了开去。
有学识的大人物，很不高兴他们这样的脾气。然而这脾气总不容易改，因为他们也实在从经验而来的——假如你被谁注意了，一不小心，至少就不免上一点小当。
譬如罢，中国是改革过的了，孩子们当然早已从“孟宗哭竹”（编注：据唐代白居易所编《白氏六帖》：三国时吴人“孟宗后母好笋，令宗冬月求之。宗入竹林恸哭，笋为之出”）“王祥卧冰”（据《晋书·王祥传》：王祥后母“常欲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的教训里蜕出，然而不料又来了一个崭新的“儿童年”（编注：一九三三年十月，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定一九三四年为儿童年），爱国之士，因此又想起了“小朋友”，或者用笔，或者用舌，不怕劳苦的来给他们教训：
一个说要用功，古时候曾有“囊萤照读”、“凿壁偷光”的志士；一个说要爱国，古时候曾有十几岁突围请援、十四岁上阵杀敌的奇童。
这些故事，作为闲谈来听听是不算很坏的，但万一有谁相信了，照办了，那就会成为乳臭未干的吉诃德。你想，每天要捉一袋照得见四号铅字的萤火虫，那岂是一件容易事？
但这还只是不容易罢了。倘去凿壁，事情就更糟，无论在哪里，至少是挨一顿骂之后，立刻由爸爸妈妈赔礼，雇人去修好。    
请援、杀敌，更加是大事情，在外国，都是三四十岁的人们所做的。他们那里的儿童，着重的是吃、玩、认字，听些极普通、极紧要的常识。中国的儿童给大家特别看得起，那当然也很好，然而出来的题目就因此常常是难题，仍如飞剑一样，非上武当山寻师学道之后，决计没法办。
到了二十世纪，古人空想中的潜水艇、飞行机，是实地上成功了，但《龙文鞭影》或《幼学琼林》里的模范故事，却还有些难学。我想，便是说教的人，恐怕自己也未必相信罢。所以听的人也不相信。
我们听了千多年的剑仙侠客，去年到武当山去的只有三个人，只占全人口的五百兆分之一，就可见。古时候也许还要多，现在是有了经验，不大相信了，于是照办的人也少了。——但这是我个人的推测。   
不负责任的、不能照办的教训多，则相信的人少；利己损人的教训多，则相信的人更其少。“不相信”就是“愚民”的远害的堑壕，也是使他们成为散沙的毒素。
然而有这脾气的也不但是“愚民”，虽是说教的士大夫，相信自己和别人的，现在也未必有多少。例如既尊孔子，又拜活佛者，也就是恰如将他的钱试买各种股票，分存许多银行一样，其实是哪一面都不相信的。    
七月一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日《新语林》半月刊第二期，署名公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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