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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是如何实现正常化的？
作者：牛军
本文整理自2020年11月13日的太平洋论坛讲座“冷战与1980年代的中国外交”。主讲嘉宾牛军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特聘教授，著名的冷战史学者。
80年代外交的一个突出内容就是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并为中美关系构筑了比较稳定的基础。这一时期中美关系演变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塑造了当时对外关系的某些方面，更重要的是对后冷战时代的中国外交产生了长期影响，使中美关系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一块基石。在冷战后90年代，出现了
“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
的判断，这是中国外交的话语，也是对中国对外关系格局的基本看法和判断，是当时中国领导层和外交界的
基本共识
。

对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可以分几个问题点。
第一是1978年中美建交，我认为必须要理解，1978年中美实现正常化是一种“历史性的巧合”。称这一事件是“历史性的巧合”是因为有一个基本背景，就是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是极为深刻的。中美关系的重大进展与双方同时付出的巨大努力有关；从中国方面看就是中国外交的巨大努力，其中包含了很多重大的战略判断；另一方面也要承认有历史机遇，能否抓住历史机遇反映了处理中美关系的水平、战略判断的水平。
中美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标志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或者说是1969年中美开始和解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这个阶段。但在几乎整个70年代，中美战略关系都是有很大局限性的。简单的看就是7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贯穿一条基本线索，两国在反对苏联扩张方面的战略合作始终支配着当时中美关系的发展，是维系中美关系的主要纽带。80年代中美关系能够迅速发展，同对抗苏联的战略合作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不能忽略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就是中美从和解到建交，花了整整10年的时间，为什么如此之难？这与两国内部的情况有重大的关系，如果两国决策内部无法做出关键性的选择，都有足够的内在动力来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正常化还是会拖下去的。
邓小平在1978年中美建交谈判结束以后讲过一段话，他说这次如果谈不成，以后不知道要拖多久。不能认为中美建交就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事情，在1978年这更像是巧合。
在美国方面，尼克松1972年访华期间，承诺在第二任期实现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但是在1974年8月水门事件以后，尼克松被弹劾了，美国行政部门推动中美关系的主要动力就消失了。接任的福特总统没有能力解决美国内部的阻碍，对华政策处于停滞，按美方学者的说法就是陷于停顿。
中国方面同样有内部问题，1973年11月周恩来受到批判，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检讨，说是在对美政策、在接待基辛格访华时没有贯彻毛泽东的指示。1974年开始了批林批孔，就是在美国发生水门事件的同一时期，中国出现了批林批孔运动，实际上是批判周恩来，认为他右倾，包括外交领域的右倾；运动一直持续到1975年，又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国国内政治出现波动，其中相当一部分涉及到对美政策问题，在当时的批判中，处理对美关系、对外关系都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重要内容。
中美关系停滞不前的状况持续了几年，在直到1978年出现了转机。在美国方面，卡特政府在缓和政策出现明显的失败，然后解决巴拿马运河问题的过程结束以后，卡特政府在感受到苏联扩张压力的情况下，终于下决心迈出了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步伐。卡特总统5月17日对即将访华的布热津斯基下达指令，即美国的决心已定，要消除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各种障碍，这是1978年美国方面发生的情况，之前是没有发生的。
5月20日，布热津斯基当时以美国总统特使的身份来华，邓小平设家宴款待他，他向中国领导人表示卡特政府下决心要同中国建交，愿意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即与台湾断交，从台湾撤军和废除美台防御条约。他另外也提出希望美方做出期待台湾问题得到和平解决的表示时，不会遭到中方明显的公开反驳。当时邓小平本人同布热津斯基建立了可以产生重大影响的互信以及良好的关系。他们同意在北京开始秘密谈判。秘密谈判是7月5日开始，但谈判取得进展的速度比较慢。谈判持续到9月时，涉及到美国接受中方三条以后，卡在了在美方向台湾销售武提的问题和关于美国主张坚持只能和平解决等问题。最后，卡特政府在10月作出了决定。
这个决定有两层内容。第一是当时越南也在积极寻求同美国关系正常化，甚至提出了不要战争赔款，这本来是美越谈判中的一个重要障碍问题。卡特在权衡后，10月25日与布热津斯基谈话，决定同中国建交要先于同越南建交。中国在1978年的8月开始酝酿对越战争，所以对美越建交非常关注并有过交涉。如果美国这时同越南建交先于同中国建交的话，又给中美关系提出了一个新问题。第二个决定涉及台湾问题，卡特政府内部在建交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共识。10月30日，布热津斯基接见了中国当时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告诉后者12月中旬到1979年1月是一个窗口期，这时国会休会。如果国会复会，卡特总统的日程就会受到更多的限制，国会提出很多问题让卡特去解决，而且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问题也会变得非常突出。到那时，用布热津斯基的话说就是事情会很难办。所以说12月中旬到1月是个窗口期，也就是一个历史机遇期，希望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柴泽民向国内做了汇报。
11月2日，美方根据他们的日程向中方提交了《中美建交联合公报草案》。中共中央不久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了9月19日和10月30日美方同柴泽民的两次会谈。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本人下决心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认为卡特政府有意实现正常化，这是一个需要郑重对待的机遇。美方想加快正常化，他的原话是“中方也要快”。在这次会上，邓小平首次提出，从经济的角度讲也要加快，抓住这个时机。这是我看到公开的文献里面看到的第一次将尖叫决策同经济挂钩。在11月27日，邓小平又一次召集会议，谈话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重要的是不要错过这个时机”。当然12月1日又做了专门的讨论，说这是一个“事关全局的事情”。
现在还不能完整的看到所有记录，这里把能看到的排列出来，把其中一些我认为重要的内容提出来给各位介绍，其中包含了两个重要观点。第一是加快。原因是首先是抓住时机的问题，这个时机不要错过。第二，这是一个事关全局的战略性问题。这是邓小平处理中美建交的两个关键想法。12月4日，中方提交了自己的方案，包括中美联合公报、建交的时间表包括12月16日宣布1979年1月1日建交、建交后邓小平访美、还有一点是12月13日由邓小平本人亲自谈。
这里介绍这些事实是要说明，中美建交不是一个谈谈谈到什么终于出来的一个结果，它是一个重要的决策、战略性的决定。在中国领导人或者说当时中国的核心领导人的观念中，它是一个战略问题，是一个战略机遇问题。所以才有随后列出了明确的方案、时间表、参加谈判的人以及建交之后怎么办等一套方案。不是说谈同意了就建交，而是知道还会存在问题，还会有分歧，但是要抓住时机，解决事关全局的事情。邓小平决定12月13日亲自谈判，是因为中央全国工作会议11月10日召开后，有些重大的问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并达成最广泛的共识的情况下，又延长到12月13日基本结束。12月13日下午4点是中央全国工作会议结束的时间，邓小平在闭幕式上发表重要的讲话，这个重要的讲话就是非常著名的，就是后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次会议结束以后，邓小平立刻开始跟美方谈判中美建交，而且要在16日宣布建交。为什么16日宣布建交？因为18日中共中央要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需要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一个基本的对外关系格局。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对外关系格局，怎么能够就是把工作中心转向经济建设，以及通过改革开放来实现现代化这个战略，达成共识？
所谓“一个窗口时期”，这是美方提出的。对他们来说，机会就是这一个月的时间，以后可能因为国内的议程被改变。研究国内政治重要性是很实际的问题。对中方来说做出这样的决断，除了确切地了解了卡特政府是认真的、中方需要认真对待的判断，也是由中国的国内议程决定的。首先是对越作战的计划。在中方的认知结构里面，苏联正明显的加紧在亚洲的军事扩张，特别是中越关系不断恶化。在11月，苏联同越南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中方人在8月已经开始酝酿是否在中越边境地区采取带有惩罚性的军事行动，12月8日下达的作战命令。做历史研究经常要强调时间的重要性，一定要把时间点连结起来看。中方12月4日提交谈判方案，中央军委12月8日下达作战命令，后来因为准备工作还需要加强，作战时间又往后推了，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中共中央决定工作重点转移以后，中国迫切需要一个比较稳定的发展环境，同时也需要与发达国家建立比较积极密切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中国的现代化有巨大的需求，需要获得必要的基金、技术和海外市场。在当时走出国门、重新睁眼看世界，现实就是如此，解决现代化的问题就要根本解决同国际体系的关系问题。在11月10日到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的内容，就是邓小平所总结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一个基础。13日中央全国工作会议结束，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此期间，邓小平三次直接谈判中美建交，最后在争执不下的售台武器问题上，双方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建交以后继续谈判。具体的过程很复杂，也非常戏剧性。
邓小平后来讲，错过这次机会，以后不知道要拖多久。所以美对台军售问题遗留下来，一直遗留到现在还没有彻底解决。当时，建交是一个与国家战略转变相配合的战略性对外行动，其中出现一些具体问题怎么认识，这是学术界深入探讨的问题，我把基本背景介绍清楚。12月13日，邓小平做了《实事求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做完这个报告后就同伍德科克谈判谈判，经三次谈判终于在15日最后敲定16日公布建交公报。
在12月16日北京时间凌晨2点，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收到了华盛顿的最后的决定，在当天10点同中方同时公布建交公报，当时美国办事处只有两个人知道这个消息。接到通知以后，他通报了美国办事处的所有主要官员，官员们当时一阵欢呼，他们太吃惊了，可见中美双方的保密工作到什么程度。美国驻华联络处里面除了谈判的人，别人都不知道，一直保密到16号凌晨2点，得到华盛顿的最后指令，早上10点公布。我描述这个细节，是想帮助各位理解谈判的难度之大、障碍之多，包括美国方面，卡特政府是如何推动建交谈判的。
关于中美关系的第二个问题，是明确改善中美关系是战略。邓小平明确强调这是一个事关全局是战略，是在1980年初。起因是79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与《与台湾关系法》，卡特政府签署以后，当然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对，双方通过很多沟通，才使得这场风波得以平息。当年8月，美国副总统蒙代尔（Walter Mondale）访华，表示向中国提供20亿美元的贷款，并且推动美国在中国的投资，也包括向中国的技术转让。邓小平说这次访问达成的合作子协议非常重要，他在晚宴上给与很高的评价。现在看几项科学文化交流和技术转让文件本身似乎一般，但是关键是当美国这些技术转让通过以后，就打开了西方发达国家向中国技术转让的大门，或者大幅降低了向中国转让技术的门槛。研究冷战史都知道当时有巴黎统筹委员会，其中有详细的规定限制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中美谈判有重要意义就是包括了美方承诺在转让先进技术问题上，将中国与苏联区别对待，美国将发展与中国的战略合作放在优先的地位上。
另一方面，这期间召开了一些中国会议，如理论务虚会、7月份的外交使节会议，会上有很多很多重要的讨论。1979年11月中旬，当时清华大学一位副校长在北京市高等学校共青团工作会议上讲国际问题，其中谈到中美关系时说，“中国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完全是出于策略性的考虑”。所谓策略性的考虑中的“策略”是政治中是一个术语，来自列宁有关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理论，来自列宁的策略思想。简单的说就是临时性的、作为权宜之计的行动或政策。这段话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特别是国外媒体的关注，当然也就引起了中南海的关注。1980年的4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美联社驻北京记者时被问到这个问题，他直截了当的讲，有人说发展中美关系是策略，这不对，中国改善中美关系，这不是从策略上考虑的，是从战略上考虑的。在6天以后，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的时候再次说，中国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不是权宜之计，是长期的战略性的政策。他这个讲话就引起了重视，这并不是无的放矢的。当时有关单位向上递交了关于清华大学讲话报告，邓小平在批示中说，这个报告通篇还是不错的，就是对美政策一点引起反应较大，故予澄清，并批示“书记处传阅”，“中宣部酌处”。
关于对美“策略”这个问题是有历史缘由的。第一个是关于列宁的策略论的影响，以及当年的中国领导人决定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时，他们对这次对美政策转折的合法性的论述，是以列宁关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里面阐述的策略思想为指导的。当时列宁以1918年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条约》为例，证明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同魔鬼结成暂时的同盟，这就是策略。中国当时打开中美关系、接待尼克松，是为了反苏联而同魔鬼暂时的结盟，这就对一种策略的解释。第二个涉及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因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那为什么要跟资本主义建立战略性的关系？从理论上有一套论述，有历史的论述，所以邓小平要专门说明，所要“予以澄清”。他不是长篇大论，是澄清这个决断、是战略判断。
关于中美关系的第三点是奠定全面合作。1982年5月，中美开始谈判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在8月17日签订了著名的《八一七公报》。这一事件对中国领导人的影响非常大，这反映在他们认识到，同美国发展关系时，对双方反对苏联的共同战略的利益的实际作用，不应估计过高。也就是说，以往认为因为有共同反对苏联的战略需求，过高估计了美国会做出让步的程度估。后来提出的“不从中美苏大三角这个结构思考中国对外政策”、“要同美国拉开一些距离”等，都是开始于《八一七公报》谈判过程中，就是在这个时期出了要推动与苏联关系有一个比较大的进展的设想，尽管后来并未很快实现。
7月13日，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Arthur W. Hummel Jr.）向邓小平转交了里根的一封信，信中阐述了美国处理对台武器问题的政策，即美国最终会做到什么程度，即销售武器不超过以往的水平、并找到最终的解决办法。详细内容可以去看有关的著作。所以才有了7月15日在邓小平加种开会，在这次决定与美国达成协议的关键会议上，提出了要使中苏关系有一个较大的改善。简单的说，就是同美国拉开一些距离，对中美关系中的安全战略合作的实际作用以往估计有些高了，今后要做调整，包括改善中苏关系。
但是，以上我讲的是事前的判断和谈判中的情况。但《八一七公报》签署以后，中美关系后来的发展表明同美国拉开距离只是一个想法、一个主张，其内容显然是有限制的——它主要指的是在战略上中国避免被美国利用、成为美国的棋子。但是中国领导人仍然非常重视中美关系，而且从实际情况看，在《八一七公报》签订以后，中美关系在更广泛的领域里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为后来的中美关系奠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就是通过双边关系的努力、包括中方的努力，把中美关系从单纯的、由共同应付外部威胁的（我称之为“外力驱动型”），转变为产生于各自主要的国内政策的合作愿望的由内力推动的“双向驱动”的关系。概括说就是建交之前中美关系是靠反对共同敌人苏联的外力推动的；从1978年开始，特别是1982年以后，发展成了一种主要动力来自内部的双重力量推动的双向型关系。从中国方面看是来自于改革开放、现代化的内在的需求。这给中国现代化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外部条件，也为中美关系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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