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itor's Note
人类是唯一理性的动物吗？理性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吗？我们应该用完全的理性指导自己的生活，并且塑造社会秩序吗？面对这些问题，巴黎第七大学历史与科学哲学教授 Justin E. H. Smith 在其专著Irrationality: A History of the Dark Side of Reason中，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Smith 教授回顾了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的思想史，探究了社会生活中的种种非理性现象，他指出，我们越是努力追求理性，就越会陷入非理性的困境。正如中国文化中常言的“物极必反”，想要强加理性以使人类和社会变得更加理智，反而会导致非理性的蓬勃迸发。因此，无论是在构建社会秩序上还是在我们自己的心智能力的锻炼中，寻求消除非理性都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必要的。我们应当摆脱对理性的盲目崇拜，学会与自身和社会中的非理性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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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内容主要来自 Irrationality: A History of the Dark Side of Reason 导言部分，编译时有改动，参考资料详见文末
在过去的几千年里，许多人都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一种能力上，希望能够借此摆脱战争和暴力的混乱，欲望和贪婪的痛苦，野蛮生活的堕落——据说这种能力是只有人类才拥有的，我们称之为“理性”。人们常说，理性是在古希腊被发现的，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不断演化，并在启蒙运动中被提升到人类生活中的最高价值，奠定了整个“现代”社会的基础。
这种“现代崇拜”的最佳范例大概要数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在巴黎圣母院中短暂建立的“理性神庙”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给理性建立自己的庙宇这件事本身就是非理性的，因为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的目标就是将人们从宗教和盲信中解放出来。这种对中世纪教堂重新利用的方式，暗示了人类在努力按照理性生活和塑造社会的过程中存在一个深刻且无法消除的矛盾：“想要将理性强加于人以使人类和社会变得更加理智，却反而会导致非理性的蓬勃迸发。”
人类对理性的追寻往往适得其反，要么会引发浪漫、激进的非理性主义反弹，要么会在理性最狂热的推动者中诱导这样一种不合逻辑的想法——即理性是可以通过武力或少数开明人士对愚昧大众的专制统治而被强加的东西。
Irrationality: A History of the Dark Side of Reason
日常售价：156元   单本到手价：98元
启蒙运动、理性及其批评者
在某种程度上，本书的讨论继承了 Max Horkheimer 和 Theodor Adorno 在1944年写就的《启蒙辩证法》（The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的传统 ，关注发生在“理性和非理性这两个极端间的持续运动”。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之作，《启蒙辩证法》对启蒙运动以来的整个理性进步过程进行了深刻的反思，Horkheimer 和 Adorno 写道，“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启蒙运动被认为是思想的进步，它的目标一直是把人类从恐惧中解放出来，并让他们成为运用理性的大师。……但是，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他们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工具理性发展到极致、并压倒价值理性的结果，而这一趋势则可以上溯到启蒙运动。因此，同样发源于启蒙运动、同样承袭这两个前提的自由主义民主，也有着堕落为法西斯主义的内在倾向。
这一论点的当代最佳案例便是特朗普的崛起——他假装自己是华盛顿、杰斐逊和林肯，却完全不关心他们从事的自由主义事业，他实际上在着手建立一种中央集权的民族主义个人崇拜。
特朗普的崛起并不是个案，在思想史上，有一系列作家对启蒙哲学的核心承诺提出了持续的批评，他们被称为“反启蒙运动”（counter-enlightenment）。被批评的这些承诺包括：
第一，我们每个人都被赋予发挥理性的能力，能够认识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在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中的位置；
第二，最好的社会组织是使我们能够自由地运用我们的理性，以便我们实现个人成长，并以自己的方式为社会利益作出贡献。
当然，启蒙运动和理性永远不缺乏捍卫者，然而所有自诩为启蒙运动捍卫者的人都需要直面两个问题：第一，启蒙运动话语中存在明显的虚伪和自相矛盾。例如，1789年发表《人权宣言》的革命者却拒绝承认女人、穷人和有色人种的权利，而当奥琳帕·德·古日
（Olympe de Gouges）
援引理性精神，在1791年发表《妇女和女公民权利宣言》，宣称“妇女生而自由，在权利上与男子是平等的”时，她最终被雅各宾派送上了断头台。第二，启蒙运动所阐述的哲学，与二十世纪各种工农革命都有着谱系上的联系，而自由主义者往往对此视而不见，并拒绝承认自己与其他竞争性意识形态共享同样的哲学基础。
Steven Pinker  (左）和 Jordan B. Peterson （右）
探讨在理性和非理性间的运动并不意味着要“对启蒙运动的遗产不加反思地予以否定”，相反，这意味着直面启蒙运动的全部遗产，不只是其光荣和伟大的那一部分，还包括它的缺陷和危险。Irrationality: A History of the Dark Side of Reason 一书的作者 Smith 指出，我们应该“以一种比通常的二元选择更为谨慎的方式来考虑启蒙运动的遗产，而不是简单的接受或拒绝”。启蒙运动也许确实值得捍卫，但它至少是足够“有问题”的，我们必须反思启蒙运动未能实现自身愿景的原因和方式。
我们时代的非理性
在 Smith 看来，我们很可能将要生活在一个极端的年代，而美国作为其代表，正在经历一个“极度非理性、狂热而亢奋、动荡且恐惧的时刻”。仅仅在短短十多年前，人们仍然有理由希望互联网可能成为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在此人们进行协商民主，共同做出最好的决定。而现在，它似乎变成了一个更黑暗的地方。对于陌生人的合理言论，正常、可预测的反应是纯粹的嘲讽和辱骂，而且通常是一致的、大规模的嘲讽和辱骂；如果这些言论来自朋友，那么反应通常是空洞的支持，纯粹的鼓励，而没有任何批判性的参与。我们甚至常常无法确定跟自己一起发表意见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还是一个机器人水军，抑或是来自某些人不怀好意的挑拨。这使得我们越来越以“我们/他们”的简单二元对立来分割社会现实。
此外，最近，无知、偏执和无节制的仇恨精神已经蔓延到政治现实中，特朗普就是其代表（想想消毒水和国会山！）。一种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是基于文本的话语，已经在无意中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那种不是、也不可能通过理性的论点来传达的信息上，而只能通过建议、图像、暗示和笑话来传达。
很少有互联网用户准备用理性的论据来证明自己的政治观点是正确的，或者根本没有兴趣证明自己的政治观点是正确的。相反，模因（memes）激增，将各种未经反思的观点联系起来——希拉里是个病秧子；特朗普戴着皇冠和权杖会很好看——改变了我们对政治现实的看法。这种变化是轻佻的、玩世不恭的，而且更不必说当然是非理性的，但更重要的是，理性的论辩根本无法与之抗衡，没有人会在意模因是否合理，只要它足够好笑就行，更没有人会为了纠正一个表情包中的事实错误而专门撰写一篇文章——而就在这种狂欢中，政治现实被改变了。
这些文化单位，这些模因，确实满足了人类的某种需求，但无疑与政治参与的要求相去甚远。狂欢过后，世界并没有得到改善。最糟糕的是，我们不仅不再能假装生活在协商民主中，现在甚至还放弃了对此的渴望，转而在纯粹的文化层面上追求政治。
当然，在某种程度上，即使在最开明的时代，政治也总是通过视觉和建议，以及暗示和影射来发挥作用的，并且总是在情感层面上对我们造成影响。但是，完成这项工作的新工具，结合了创造性想象力和技术专长的工具，已经把掌控我们政治命运的巨大责任拱手让给了精通技术且善于辩论的人，让给了模因制造者，让给了网络亚文化内部人士。这些社会阶层未必准备好了以负责任的方式行使他们新的巨大权力，这并不会令人惊讶。
我们或许会对混乱势力占据互联网感到最强烈的失望，而这时我们仍应回顾那些关于互联网有能力成为人类生活理性秩序引擎的最宏伟的主张。如果我们没有对理性拥有如此强烈的信心，相信我们的技术发现和观念进步一定会将非理性、不确定性和无序从我们的生活中驱逐——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学会更哲学地看待我们的处境——那么，也许我们就可以避免在运用理性实现最伟大的创新后，发生剧烈的波折与反复。
非理性：需要管理，而非消灭
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对待理性和非理性？如果理性是有限度的，而非理性是无法根除的，我们当何以自处？
本书的第一个建议是，放弃完全以理性的原则指导个人生活和社会秩序，承认非理性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在作者看来，历史上每一次以完全理性的方式构建社会的尝试都是愚蠢的，并导致了巨大的创伤与痛苦。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将非理性理解为需要“管理”而非“消灭”的事物，那么就可以减少那些“由真诚意愿造成的伤害”。的确，非理性有其巨大的破坏力，例如前文所述的对协商民主的严重削弱，但是，非理性也赋予了人类生活许多美好的事物，例如做梦、醉酒、艺术创作、围着营火听故事、载歌载舞的欢愉、各种狂欢、大型音乐会或体育赛事等等，这些不仅无法被理性思考所替代，更是构成我们生活乃至整个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所有这些非理性因素，都不应被简单地压制，而是需要找到合适的方式去管理。在这一点上，人类仍然任重道远。
Simth 给出的第二个建议是，尽可能地去尝试感受和理解非理性的行为，这会使人更加明智。偏见来自于无知，而消除偏见需要尽可能对不同的行为、不同的思想抱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对于个人生活而言，从细腻的感知和丰富的经验中能够获取的东西，也许远比从某种据称普遍适用的哲学原则中更多。本书恰好即是这样一种智识努力：在书中，Smith 从各个方面对社会生活中的非理性进行了探讨，这既包括意料之中的关于逻辑、理性概念和启蒙运动的思想史梳理（第一、二、六章），又包括许多始料未及的章节：关于占据我们生命大概三分之一的非理性幻觉——梦的探讨，以及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人们对梦的理解（第三章）；关于艺术——一种在清醒的情况下将幻觉具象化的工作（第四章）；关于伪科学，例如地平说、反疫苗运动，以及它们与科学的界限（第五章）；关于互联网，细究其如何扭曲了公共辩论，为何促使理性话语规范的退化（第七章）；关于笑话、讽刺和谎言，以及他们在政治史背景下的显现（第八章）；最后，关于死亡（第九章）。
这些看似散乱的章节间确有联系，围绕“理性和非理性这两个极端间的持续运动”这一核心线索。或许，只有在非理性这一现象有着更多了解之后，我们才能放下对理性的非理性崇拜，以一种更加宽容、更加明智的态度对待人性本身。正如作者所言：重点不在于从理性和非理性中择其一——事实上，两者都是一种无法完全实现的理想——而在于如何在两者中取得平衡。

Irrationality: A History of the Dark Side of R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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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P作者简介
Justin E. H. Smith
Justin E. H. Smith是巴黎第七大学的历史与科学哲学教授。他的著作还包括The Philosopher: A History in Six Types (Princeton).
PUP内容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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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rationality: A History of the Dark Side of Reason
曾经，人类受到迷信与非理性的蒙蔽；后来，希腊人发掘了人的理性，启蒙运动将理性奉为最高价值；如今，人类自诩为“理性的动物”，将理性看作定义我们这个物种的决定性特征。然而，这个故事本身是理性的吗？
这本书描绘了从古典时代到今天的不理性故事——从公元前5世纪希伯斯（Hippasus）因揭示无理数的存在而被谋杀，到到推特暴民的崛起，再到 Donald Trump 当选等一系列非理性事件。Justin Smith 认为，非理性构成了人类生活和历史的重要部分。他的叙事横跨哲学、政治与当下时事，并表明，在历史上，理性的每一次胜利都是暂时的、可逆转的，往往走向相反的方向。
理性催生非理性，反之亦然，这是一个无休止的循环。任何试图一劳永逸的尝试，迟早会以非理性的爆发而告终。正因如此，试图消除非理性的做法是不合理的。无论好坏，它都是人类生活不可避免的特性。
PUP名家推荐
“在最近对启蒙运动和自由主义的赞歌中，Irrationality 是独一无二的，它把坚决捍卫理性与认识到这种捍卫往往是徒劳的结合在了一起。"
——William Davies, London Review of Books
“当今在世的哲学家中，没有哪一位能像 Justin Smith 那样富有智慧、影响和学识。Irrationality是一部杰作，一个紧急的警告：没有完美理性的宏伟设计能够为这个时刻的政治堕落提供解决方案。"
——Yascha Mounk，The People vs. Democracy 的作者
“对理性与非理性的辩证法在历史上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一种博学的、有趣的、往往是深刻的思考。”
——Jim Holt，Why Does the World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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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主要内容引用出处：
[1] Justin E. H. Smith, Irrationality: A History of the Dark Side of Reas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2.
[2]Evan Selinger, Ornamental Thinking: On “Irrationality: A History of the Dark Side of Reason”， 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May 4, 2019
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ornamental-thinking-on-irrationality-a-history-of-the-dark-side-of-reason/
[3] 阿皮亚|启蒙的辩证法，PKU法治研究中心网易号
https://www.163.com/dy/article/EODVID4F0514C2L0.html
[4] Sean Illing. The myth of rational thinking, VOX
https://www.vox.com/future-perfect/2019/4/25/18291925/human-rationality-science-justin-smith
文中引用图片来自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fayard, Penguin Random House, 以及 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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