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赵淑荷
《狂飙》完结。大结局中,高启强用手做出举杯动作,来向安欣表达敬意。不少观众为之动容。
我们在刑侦剧里看到“从一夜暴富到一无所有”的黑社会传奇,也从中重新领悟生活的真谛。
剧中高启强对安欣的两次举杯
中国的黑社会叙事,从1990年代开始,急剧的社会变动导致基层一定程度失序,灰色秩序孳生繁盛。作为时代的镜面,一系列优质刑侦剧应运而生。
《狂飙》是一个经典影视主题的延续,小人物变成大坏蛋,进入腥风血雨的江湖,依托于特定时代背景。像高启强这样的黑社会大佬,其实无法狂飙到2021年,那时,扫黑除恶已经持续2年多,这年春天已经召开了专项斗争表彰总结大会。
以后可能还会有类似的作品走红,但在现实中,这一次是真的结束了。
刑侦剧,时代的写照
2000年左右,在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张大民正在琢磨着要娶了邻居家的漂亮姑娘李云芳。这一天,大民的弟弟大军在家里念报纸: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片段
张大民听闻,跑到李家问心上人云芳回家没有,李父李母说云芳去听课了还没回来,张大民马上跑出门去接她,临走撂下话:“您二老看看那晚报吧!刮胡子刀片!”
尽管这只是个有惊无险的小小插曲,却揭开了当时社会的一个侧面:四处逃窜的流氓,即使无名无姓,也会让很多年轻女性一到晚上就不敢出门;连环杀人犯的大案要案一出现,学校取消晚自习甚至停课,是很多人的童年阴影。
90年代的广州街头,到处鼓动着新鲜的气息

90年代至新世纪初,整个社会鼓动着新鲜的气息,权钱的神话到处流传,诱惑着所有人投身大潮中寻找自己的机会。“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旧的秩序逐渐失效,重建的时代正在开启,在交替之中,也暴露了很多危险的空隙,灰色地带当中,黑恶势力逐渐生长。那个年代,财富往往跟犯罪联系在一起,有句顺口溜,“白捷达,黑普桑,后备箱里全是枪”,正是其写照。
在这蓬勃巨变的社会现实中,刑侦剧出现了,它不仅是百姓放松娱乐的一种选择,更在诞生之初就承担着记录时代、弘扬正义、劝诫犯罪的社会责任。
1987年的《便衣警察》被认为开大陆刑侦剧的先河。当时,为这部剧演唱主题曲的刘欢只有24岁,而当时冯小刚还只是一个美工。
《便衣警察》剧照
步入90年代之后,大陆的刑侦剧有一段黄金时代,好的剧本层出不穷,精彩的人物深入人心。《中国刑侦1号案》《12.1枪杀大案》《9.18大案侦破纪实》《命案十三宗》“黑色三部曲”(《黑洞》《黑冰》《黑雾》)《征服》《重案六组》……这些名字,曾经千家万户用电视遥控器选择过。
这些电视剧回应了当时中国影视界所流行的纪实风格。
当时地摊文学盛行,一些记录名案、大案的报告文学、民间戏说出现在各种小报杂志上。这成为刑侦剧在观众当中能够流行的文化基础。
进入新世纪之后,有意借鉴港台和国外的刑侦剧、犯罪剧的拍摄手法和叙事技巧,大陆刑侦剧又呈现出新的面貌。《重案六组》就是其中翘楚。
《重案六组》剧照
很多编剧、导演、演员在这块领域深耕,成为这一剧种的代表人物。《狂飙》的导演徐纪周此前曾执导多部刑侦剧。《狂飙》里的男主角张译和饰演“安长林”的石兆琪早已是“警察专业户”。
这一剧种在时代变迁当中不断更迭,从描写警匪对立,到大胆地触及政界腐败,由“警匪剧”“刑侦剧”,演变为现在的“打黑剧”“扫黑剧”。
《征服》里刘华强的“事业”做到最后,他依然只是一个开托运站的“大流氓”,而高启强的建工生意让他与政商两界人士都能觥筹往来,借助内部腐败他完成了“黑社会的产业升级”,这也是从“打黑”到“扫黑”的社会现实在影视作品当中的反映。
高启强与政商两界人士觥筹往来,完成了“黑社会的产业升级”
反派让人又爱又恨
《狂飙》大结局中,高启强被抓获,判处死刑,其命运悲剧引起无数唏嘘,而观众也对这个角色又爱又恨。
高启强的结局
这是一个刑侦剧长期存在的内在悖论,那就是其反派角色,往往比正面角色更深入人心。
如此复杂又生动的反派角色,还可以在此前的刑侦剧中列出长串名单:《黑冰》里王志文饰演的毒枭郭小鹏、《黑洞》里陈道明饰演的聂明宇、《征服》里孙红雷饰演的刘华强、《沉默的证人》里王志飞饰演的心理学教授陈俊威、《重案六组》里刘钧饰演的王显民……
细数下来,我们不禁有这样一个疑惑:为何我们会一次又一次地对大反派又爱又恨呢?
黑社会对中国观众来说,并不是《教父》,也不是《绝命毒师》,更不是杀人越货都讲究隐秘而优雅的“老钱”,而是在胡同、车站、学校门口,随时随地有可能出现的某个曾经走投无路的亡命徒。
在《征服》中,刘华强是骑着一辆小摩托车出场的。刘华强拿枪指人,用的是粗制猎枪;给黑道前辈送礼,也是用塑料袋装。
《征服》中,刘华强拿着猎枪指人

这跟很多人印象中的黑社会老大形象大相径庭。但或许这才更符合当时中国大地上“流氓”群体的真实面貌。
《狂飙》里,张颂文在拍摄去鱼塘收拾徐雷的戏份时,就在片场提出,开大货车去不现实。三个小混混,坐一辆小面包车就可以了。而刘华强在《征服》开头枪杀吴天那场戏,正是在一辆白色小面包车里与几个兄弟蹲点埋伏。
摩托车、面包车、旧猎枪,这些“并不上流”的作案工具,从深层次说明了这些“大流氓”出身草莽,而且工具越不显眼,就说明作恶越是日常。
观众共情反派的第一步,往往是看到了反派的苦。追看《狂飙》的网友之所以对高启强、高启盛兄弟产生了又爱又恨的感情,正是因为看到他们是被不公平异化,最终由善转恶,走上黑社会的歧途。
高氏兄弟因为社会的不公而走上黑社会的歧途

一个鱼贩子,靠着五百块抚恤金把弟弟妹妹带大,因为一个档口被逼得大打出手,最后进了派出所,还因此与安欣的相识。后者的照护让高启强第一次体会到权势的力量——他认识公安局长的“侄子”,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从此他开始“借势”,走上了一条堕落之路。
《黑冰》里的毒枭郭小鹏,在被捕之后有一段经典自白,他是这样说的:“我经常会采取一些欺骗人的手段,因为太多人骗了我……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世界啊,他们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最高层的人,能够充分享受物质和精神的供应,然后随着层次的递减,供应就开始减少了,最低层次的人,通常他们接收的物质能量,只能勉强维持他们的生活,而精神供应,几乎是零。本人就曾经活在这个层面里。”
《黑冰》剧照

童年时期的悲惨经历造就了这个内心黑暗扭曲的毒枭,他企图借助毒品控制人的精神,并将其视为一种成就,认为自己会因此成为“英雄”。这样的反派让人想起《罪与罚》里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和尼采的超人哲学,也具有浓厚的悲剧色彩——毕生努力扩张财富和权力,而内心的失落和恐惧却永远无法弥补。
对刑侦剧而言,剖析人为何会变得堕落,并以此向社会作出警示教育,这比单纯地惩恶扬善更重要。
而在《狂飙》中,这种警示的体现,则在于吴刚所饰演的徐忠对社会的反思:“这个社会确实存在着一些不公平的分配,导致了基层的百姓觉得,如果不靠非法手段,是无法实现致富的。”
卖鱼时的高启强
暗黑中的一丝情义
草莽出身的黑老大,虽然处处破坏法治与公义,但往往重情重义。他们做着刀尖上舔血的行当,对外凶狠,对内却柔情。观众们因此对高启强与陈书婷的爱情津津乐道,在微博上,有网友问,大哥真的爱陈书婷吗?张颂文回答:“爱,一直都爱!”
陈书婷
从最早的黑帮电影《疤面人》(其翻拍版《疤面煞星》可能更为人所熟知)开始,反派往往有一个情感上的“阿喀琉斯之踵”。经典黑帮角色“疤面人”托尼是个“妹控”,妹妹死去,他无力承受人世间的孤独,几乎从心理上放弃与任何事情对抗。
大陆的刑侦剧继承了这一古典剧作传统。《黑冰》的毒枭郭小鹏被捕前专门回家给母亲洗脚;刘华强在自己恋人的劝诫终于服法;而陈书婷的死,让高启强在弱肉强食的争斗中失去了最后一点良知的凭依。
《征服》中,刘华强在恋人的劝诫下服法

情义成为了“黑老大”复杂人性中的微光。
《狂飙》有一处设计颇有意味,那就是大嫂陈书婷意外车祸而死。谁还记得,还是一个小人物的高启强第一次与陈书婷发生交集,就是领了开车去杀她的任务。后来,陈书婷成为他的一生挚爱,却兜兜转转因为他,死在同样的手段下。
与魔鬼做交易的人,最后也一定会被魔鬼的命运吞噬。
对人性的挖掘,是刑侦剧的长处;对善恶之间、亦正亦邪的书写,也塑造了刑侦剧的文学品格。可以说,对高启强这个人物的成功塑造是在这种品格的几十年积淀下诞生的。
对很多观众来说,观看《狂飙》就像一次时光之旅,在当下用“产品思维”做流水线剧的时代,这种观剧体验早就极为稀缺。
在经典的“华强买瓜”片段中,知道瓜贩缺斤少两,刘华强伸手把秤盘翻过来,下面贴着一块吸铁石。《征服》的导演高群书在采访中提到,这个细节出自真实生活,是小摊小贩的常用伎俩。这种接地气的细节构成了刑侦剧的真实感,它正是古早刑侦剧具有“文学属性”的地方,一个细节便立起一个人物,复原一个时代。
《征服》中经典的“华强买瓜”片段
《狂飙》里用到的等离子电视、小灵通已是时代眼泪,而徐江给高启强打电话,高启强一直“喂”,惹得徐江大骂“你这什么信号啊,换个手机”,高启强说“我是卖小灵通的我只用小灵通”,又让很多观众想起了小灵通“歪歪靠”的外号。这样的细节填充了《狂飙》的故事肌理,让“狂飙”的时代立意能够建筑起来。
大陆刑侦剧在长久的沉默之后,借助《狂飙》这一声高歌,复兴了很多属于中国优质电视剧的传统:文学化的剧本、精湛的表演、与时代的真实共振。同时我们欣然见到,刑侦剧以其新时代文艺的外观,适应了当下的要求,此后,我们能够有更多信心期待这个剧种及其创作风格在主流视野中回归。
《狂飙》将“高启强”带到观众面前,又一个角色在中国影视史上留下姓名。而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是:这个社会应如何避免高启强个体的悲剧,以及高启强所代表的黑恶势力所造成的系统性悲剧?
说回开头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剧里兄弟姐妹全在人间悲喜当中走了一遭,故事结尾张大民夫妇跟儿子在房顶上聊天,儿子还小,问大民,活着有什么意思呀?
在这里,张大民贡献了中国电视剧史上最耐人寻味的台词:“有人枪毙你,你再死;没人枪毙你,你就活着。”编剧刘恒在这句话里道出了一个时代里底层百姓的生活。
那里面本来有一个高启强,在“没人枪毙我我就活着”的底层生存哲学里做着一个尚且正直的人,生活艰难,但是每一个晚上都睡得安宁,不知道命运的列车,以后会朝自己疾驰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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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 吴擎
排版 | 文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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