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上的四次突破 | 余英时
余英时(1930-2021)
一、不但研究上层的经典(如儒家和道家),而且也注重下层的民间思想,尤其关怀上、下层之间的互动。 二、不但探索中国思想史的连续性(continuities),而且也分析它的断裂状态(discontinuities)。 三、以我过去的研究工作而言,我的重点主要放在中国思想史的几个重大的变动时代,如春秋战国之际、汉晋之际、唐宋之际、明清之际,这是四个最有突破性的转型期。 四、今天研究中国思想史不能不具备一种比较的眼光(comparative perspective),但不能流入一种牵强的比附(forced analogy)。以下我集中讨论关于中国思想史上四大突破的研究过程和结果。
第一,如果要抓住思想史上大变动的基本面貌,我们必须具备一种整体的观点,从分析一个时代在各方面的变动入手,然后层层综合,归宿于思想史的领域。 第二,由于观念与价值在中国史上是由“士”这一阶层阐明(articulate)和界定(define)的,我们必须深入探究“士”的社会文化身份的变化,然后才能真正理解他们所开创的新观念和新价值。春秋、战国的“士”是“游士”(云梦秦简中已发现了《游士律》)。“游”不但指“周游列国”,也指他们从以前封建制度下的固定职位中“游离”了出来,取得了自由的身份。章学诚最早发现这个现象,他认为以前政教合一(“官师治教合”),“士”为职位所限,只能想具体问题(“器”),没有超越自己职位以外论“道”的意识(“人心无越思”)。但政教分离之后(“官师治教分”)他们才开始有自己的见解,于是“诸子纷纷,则已言道矣”。他所用“人心无越思”一语尤其有启发性,因为“哲学突破”的另一提法是“超越突破”(transcendent breakthrough),也就是心灵不再为现实所局限,因此发展出一个更高的超越世界(“道”),用之于反思和批判现实世界。这可以说是“游士”的主要特征。 与其他文明作大体上的比较确实大有助于阐明中国“哲学突破”的性质。无论是同中见异或异中见同都可以加深我们对中国思想起源及其特色的认识。希腊、希伯莱、印度都曾有“突破”的现象,一方面表示古代高级文明同经历过一个精神觉醒的阶段,另一方面则显出中国走的是一条独特的道路。这种比较并不是盲目采用西方的观点,早在1943年闻一多已从文学的角度指出上面四大文明差不多同时唱出了各自不同的诗歌,他的“文学突破”说比西方最先讨论“突破”的雅斯培(Karl Jaspers,1949)还要早六年。闻一多是《诗经》专家,他是从中国文学起源的深入研究中得到这一看法的。
选自《中国文化史通释》,余英时 著,三联书店2011年版,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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