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夫‧柴尔德斯律师（Jeff Childers）之前一直是一名商业律师，不过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他于2020年进入宪法领域。他很快就赢得了全美国第一份认定口罩强制令违宪的上诉裁决。
在过去两年里，他赢得了疫苗强制令的官司，在“1月6日（国会大厦袭击事件）委员会”调查中为有影响力的人士辩护，并起诉医院违背患者家属的意愿，强迫患者使用呼吸机和有争议的药物瑞德西韦。
柴尔德斯表示：这个国家的主要机构都联合起来保护那些不法行为者。他们都将被追究责任。
以下是他讲述他作为一个小律师，如何与大的财团和政府官僚抗衡取得胜利的内幕…‍
我原本是一名商业诉讼律师，这意味着我通常代表企业，为钱而争讼。我已经做了很长时间，并且在这方面非常成功，拥有了一个很好的专项执业律师事务所，从而不必特别努力，但仍然做得很好。然后是疫情到来，我经历了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时刻，那种人们永远不会忘记的时刻。
我记得，我当时坐在我家的后院里，看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观看的县委员会会议。我妻子就坐在我旁边。我可以清晰地忆起那个场景，仿佛我现在就坐在那里。我看到那些委员们正在讨论一场失控的大流行病，讨论了十分钟，然后通过了佛罗里达州第一个全县范围内的戴口罩强制令。这对我来说，可谓是瞠目结舌。
我感到非常生气。我对我的妻子说，“这不可能符合宪法，他们无权告诉我们该戴什么，他们无权告诉我们必须把什么东西勒在我们的头上，戴在身上。这简直是疯了。”当时，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我从未从事过任何涉及宪法或民权法的工作。我甚至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我给县委员会发了一封律师函，查阅了一番资料，并在一两个星期内，我向所有政府实体提交了我的第一份诉状。我甚至不知道该把信寄到哪里，把它交给谁，交给市长吗？是不是把信放在那个小插槽里，类似图书馆还书那样的地方？我必须把所有这一切都弄清楚。

卷入这场飓风 无惧搭上自己的事业

就像我处理任何包含新问题的案件时一样，我打电话给我的同行征求意见。我告诉他们我在做什么。
他们每个人都说，“杰夫，你为什么要搭上你的事业去做这事儿？”我要看自己是不是真的有种。这些人都是我非常尊敬的人，他们的法律经验比我多出几十年。
但是我决定，坚持下去并解决这个问题。结果就是让我卷入了这场飓风中，我们赢了，我们上诉赢了。据我所知，我们得到了全美国唯一的上诉裁决，推定强制戴口罩违宪。
当人们听说我愿意接这些案子时……要记得，我们说的是2020年的夏天，正值口罩歇斯底里症的高峰期，当时即使只是对戴口罩提出疑问，就会得到这样的回答，“你想害死你奶奶吗？”对吧？你还记得吧？所以，那些有真正严肃的诉讼记录的律师，几乎都不愿意接这种案子。
所以我们开始接到各种各样的案子，很快对疫苗令提出了挑战，而且打赢了第一个疫苗令官司。就我所知，这是第一个广泛的初步禁令，禁止全国执行政府的疫苗强制令。因此，我们收到了死亡威胁。
初步禁令（preliminary injunction）可以在审判前或者审判期间发出，目的是在最终判决前保持现状，防止伤害继续发生。
我们罢免了一名学校董事会成员，阻止其为推行批判种族理论（CRT）而对学区进行全面改革。我们对全国最大的连锁医院之一推行的私企疫苗强制令提出了挑战。虽然那个案子我们没有得到初步禁令，但是，在我们得到法官的口头命令后，他们立即让步了，因为确认强制令的不合理性（的理由）非常充分。（疫苗强制令起初只针对公共机构员工，后来扩大到私企员工。）
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领域，完全不同于我曾经接过的任何案子，而且我不习惯于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现在，我被邀请去做演讲，比如最近在“母亲支持自由”（Moms for Liberty）全国会议上做演讲。
我和乔‧哈丁（Joe Harding，佛罗里达州第22区众议院议员，共和党籍）的对话就安排在德桑蒂斯州长发言之后，我在一个比喻中提到了AR-15式步枪（阿玛莱特15型步枪），全国各地的报纸都报导了杰夫‧柴尔德斯律师关于AR-15式步枪的说法。
“母亲支持自由”（Moms for Liberty）是一个美国保守派非营利组织，倡导在学校事务中的父母权利。该组织发起运动反对学校对 COVID-19 的限制，包括强制要求戴口罩和接种疫苗，以及反对学校设置关于LGBT 权利、批判种族理论等的课程。‍
蒂芙尼‧贾斯特斯（Tiffany Justice）是“母亲支持自由”组织的全国联合主席。那天她上了菲尔博士（Dr. Phil McGraw）的节目，他问她如何评价我说的话。我不习惯这种事。我只是一个安静的专项执业律师事务所老板、一个小镇律师，为商业合同打官司。
菲尔‧麦格劳博士（Dr. Phil McGraw）主持家喻户晓的《菲尔博士脱口秀》节目，主要向大众提供健康、事业、感情和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心理咨询。‍

在政治上危险 甚至有可能被取消律师资格

所有人，或几乎所有人，都说了这样一些话，比如“这一切在几周或几个月内就会结束了。”因此，我认为行业内有两种考虑，首先这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其次你甚至有可能被取消律师资格。我想，这就是其中的含义，对吧？

英国变态发明，360度溶解陈年牙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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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上你的职业意味着你将会因此失去你的律师执照。他们的传统看法是，就等它结束吧，但是我不相信它很快就会结束。我甚至没有想到这一点。对我来说，口罩令这件事情似乎只是个开始。如果他们能侵犯我们的宪法权利到这种程度——命令我们戴什么，却不受法律惩罚，那么他们的违宪就会更上一层楼。
在我看来，这非常明显，但是对我的同行来说却不是显而易见的事情。我的同行似乎认为这是正常的政治。我想转到另一个相关的话题，我认为与此类似，我也参与了为受到“1月6日委员会”调查的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士进行辩护。
强调一下，我以前从未代表过任何成为国会调查对象的人，这似乎非常严重。我们收到了传票和宣誓作证的要求，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强调一下，我的超能力之一是我学得很快。我非常自信，我可以快速学习，但我不希望犯错。

所有传统的民权组织都没有介入

因此，我给我在华盛顿特区的人脉打电话，找到了“为高层人士服务的律师”，他们通常代表遇到这种情况的人，每小时收费在1500美元以上。他们所有人都说，“杰夫，这在华盛顿特区只是正常的业务，委员会只是要写一份报告，然后整个事情就结束了。”
我说，“我不知道我是否相信这番话，我觉得他们在为司法部的调查收集证据。我觉得刑事起诉会很快到来，依据是委员会收集到的司法部无法得到的所有这些信息。司法部没有像国会那样的权力。”
所有这些华盛顿特区的律师，那些在那个圈子里游刃有余的高薪人士，都告诉我，“不，他们永远不会这么做，对他们来说，将其转化为刑事起诉和刑事诉讼在政治上对他们不利。”
因此，我不再与他们交谈。这就是我从一开始在口罩问题上看到的同一种群体思维。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也无法解释它，因为律师们都是非常聪明的人。
律师们必须从法学院毕业，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在法官面前快速整理思路，能够处理一瞬间出现的事情，你必须非常精明，具有批判性，你必须擅长批判性思维。
但是在这些问题上他们没有运用批判性思维。因此，从根本上讲，我仍然对大多数常规上、我称之为“为高层人士服务的律师”或大型律师事务所律师普遍存在的思维流程感到困惑。
如果你逼问我，我可能会提醒你，这些大型律师事务所现在与政府已经密不可分。例如，他们从不同的政府机构获得大宗案件，因此，他们必须小心翼翼，以免得罪他们的政府客户，这使得他们非常保守，一旦涉及任何挑战规矩的、挑战公开的政府叙事的案子时。
这恰好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看到所有传统的民权组织都没有介入这类问题。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和所有这些其它民权组织，这些组织是，如果某个地方的老师不被允许悬挂“同志骄傲旗”就会介入的，然后第二天就有10个律师出现。
但是，如果老师们不想戴口罩，就没有人出现来代表他们。区别在于，一种情况是得到政府认可的，另一种情况则恰好相反。

大律师事务所依赖政府 不愿挑战官方叙事

所以存在问题，现在的制度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大型律师事务所，我说的大，可以指有50名律师规模的律师事务所，你可能会称之为小型或中型律师事务所。但是，他们现在如此依赖政府，以至于他们不愿意挑战政府的官方叙事，除非经过深思熟虑，而且非常谨慎。我认为这对普通公民来说是个问题。我们必须打破政府和我们的法律界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因为无论这种关系的背后是什么，都不是好事。
我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不可知论者，从小是天主教徒，始终相信上帝。有人说一切都是偶然发生的，我认为这种想法很可笑，我绝对不会相信。
在我四十岁出头的时候，我有了一次真正的灵性体验，包括看到了异象等其它一切。从那时起我开始认真阅读《圣经》，每个周末去教堂，捐什一税。那是一个彻底的转变。事情发生时我正在骑自行车。如果你问我妻子，她会说我骑自行车回来后，就变成了一个不同的、更好的人。
我开始更加认同那些暗示，我觉得是源自于神的，那都是我自己不会想到的。举个例子，我从来没想过我会因为什么事而起诉政府。这种想法太匪夷所思了，我想，这比不明飞行物（UFO）外星人的想法更匪夷所思，或者说，还不如它匪夷所思。
所以，我很注意这些感受。我觉得如果我不按照这些暗示去做，神就会让我体温升高，我就会变得不舒服，所以最好一开始就照做。我怀着这种精神信念投入这其中，即认为正在发生的事情都是错误的，在道德和伦理意义上讲，都是错误的。
有时，我认为我们过于强调宪法。我不希望人们误解这一观点。我的意思是，这是一份伟大的文献，它创造了世界历史上最大、最强大、最成功的国家，但是，它只是由人创造的一份文件，还有高于它的力量，开国文件也提到了更高层的力量，对吧？
我们所有的权利都是来自造物主，而不是来自政府。从而，这些宪法权利应该体现出上帝赋予我们的自由。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佛罗里达州盖恩斯维尔市的一名从未涉足这一法律领域的商业诉讼律师来挑战政府？难道没有比我更好的律师来解决这些问题了吗？
请记住，我们恰是在封锁一开始就介入了。我说的是2020年3月。为什么不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的10名律师立即出现在阿拉丘亚（Alachua）县进行抗辩？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这很奇怪。在我看来非常非常奇怪。回答你的问题，我觉得其中有灵性的因素，即其中有各种势力在较量，甚至是善与恶的势力在较量，如果你想用某句话来形容就是这样。
我觉得我别无选择。如果我因此最终搭上了我的职业，那么，我会觉得这是我需要做的事情，我无论如何都得尝试。
在我经手新冠诉讼的经历中，我们经历的一个阶段是住院治疗高峰期。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的是，那些被诊断为患新冠肺炎的住院患者中，有许多人是因为完全不同的病因入院，他们在急诊室或其它地方接受了病毒测试，并被当作新冠患者入院。
他们不想用瑞德西韦（Remdesivir），也不想用呼吸机，但他们被戴上了呼吸机，并且被施以瑞德西韦，这违背了他们的意愿。
我无法告诉你我们接到了多少电话，几百，几千，他们正在死亡线上挣扎。惊慌失措的家属们给我们打电话，他们希望我们通过法律程序迫使医院，要么采用病人要求的替代疗法进行治疗，要么让他们出院，但是两种选择医院都不肯接受。
在我遇到的一个案件中，我接受了一起紧急上诉。案件令人费解。有三家医院聘请的法人律师事务所，在该上诉中为医院的立场辩护，要求将病人留在医院，而病人的所有家属想做的就是把他弄出来。医院说他的病情还不够稳定，不能移动。家属们说，他们愿意签署任何医院要求的出院协议。
家属们不想再让他使用那个呼吸机。他们想让他去一个不同的医疗机构。我们找到了一个不同的医疗机构愿意接收他，有一个医生愿意接管他的治疗，但是医院可能花费了几十万美元与我们争夺，为了让他留在医院。
这就是我所说的医院绑架案。这毫无道理。如果你是病人，并且你不愿意继续接受他们的治疗，在一个自由的国家为什么你不能做出这个决定？医院应该是一个商家，你只是一个顾客，对吧？但事实并非如此。
越来越多的律师事务所开始参与进来。我维护着一个我们称之为“同盟律师”的数据库。当我们发现有律师或律师事务所对这些案件（我称之为自由案件）之一提起诉讼时，我们就会联系他们。如果他们同意，我们就把他们加入到名单中。
现在，我们基本上在全国几乎每个州都有一个转介网络。如果有人从密歇根州打电话给我们，虽然我在密歇根州没有执业资格，我无法有效地帮助他们，但我们有一份密歇根州的律师名单，知道他们确实会受理这些案件，我就可以把他们介绍给任何一家律师事务所，任何有能力的律师都应该能够帮助这些人。但是许多律师不肯。
在开始时这是个问题，但是就像我说的，越来越多的律师加入了这场战斗，这太鼓舞人心了。
所发生的事情令人难以置信地沮丧。在很多人看来，很明显所发生的事情是错误的。强调一下，在过去人们生活的旧时代里，人做错了事就会被逮捕，被审判。也许他们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脱罪，比如O ‧ J ‧辛普森杀妻案等等，但是，至少他们必须经历这个（被逮捕和审判的）过程。
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主要机构都联合起来保护那些不法行为者。这似乎是压倒性的趋势。你怎么可能斗得过大学、联邦政府、州政府、当地县级的“逮狗人”（指不受欢迎的最没用的官员）？他们联手保护某人不被追责。你怎么能斗得过这种事呢？所以，这是一个合理的担忧。然而，这不是司法运作的方式，从古至今都不是这样运作的。
这种现象的出现仅仅只有两年时间。现在，当你身处其中时，两年似乎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当你在战争中，有两年在前线的话，那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但从历史意义上讲，这段时间并不长。关于这个，伟大的古老格言不计其数。不过，司法体制虽然运转缓慢，但是最终会做到。我来给你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针对新冠肺炎案提起诉讼 法官们闭目塞聼

在我刚刚开始在这一领域针对这些新冠案件提起诉讼时，普通法官们什么相关信息都不愿听，他们完全闭目塞聼。当我第一次针对戴口罩案件提起诉讼时，我预料会在初审法庭上败诉，因为我面对的法官是一个和你我一样的人，当法官是他们的工作，他们必须参加选举获得工作。
在2020年夏天，哪位法官敢反对戴口罩？那会毁了他的事业，这就是他们从同行那里听到的。（美国联邦法院的法官，全部由总统任命；州各级法院的法官，则多由人民选举，但实际上由州长任命者，亦约占半数。）
可是，现在当我在法庭上面对法官时，我至少面对的是一个持开放态度的法官。这和我们以前的情况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彭萨科拉区联邦法官给了我口头裁决。我不会说出他的名字，以免让他难堪，但是他宣布我们起诉的那家医院强制接种疫苗的做法完全不合理。
现在他还没有判给我想要的司法救济（relief）（司法救济，指衡平法上的救济，如以强制令等而非损伤赔偿金所进行的救济。“救济”的意思是，法律规定的，执行、保护、恢复权利的方法，或补救权力所受侵害的方法），但他一直在说他非常厌恶这个政策，以及这项政策是多么令人不快和不合理。在大流行的第一年我不可能听到这番话。所以我觉得我们已经走上了正轨。我几乎说服了那个法官，而我已经受够了这类政策。那明年呢？
我每天早上都会研究与新冠相关的新闻，因为我写了一篇这方面的博文。所以，我对时事非常了解。我们所看到的是，虽然政府在开始时的一段时间可以压制科学文献，但是，他们现在已经失去了对那方面的控制。‍‍‍‍‍‍‍‍
现在，一项又一项研究都很关键，比如关于疫苗。一项又一项研究都对戴口罩提出了批评。等待时间很长，但哪怕只是逐一针对某个范围较小的问题做一项小研究，当你把它们都加起来，就会形成一系列学术研究，它不再受政府的控制，他们没有足够的官员来控制这一切。
明年我出庭的时候，我会有更多的证据。刚开始的时候，我没什么证据，白手起家，所有证据只是人们的假设和福奇博士的说法。现在我可以引用这个研究、这个研究、这个研究、这个研究，直到我都懒得再讲了。我们会实现目标的。
将会有问责制。我不能告诉你要等多长时间。我可以告诉你，这种事往往会拖很久。我们的对手组织严密，资源充足。他们是不会轻易屈服的。他们会尽其所能拖延时间。但是它正在到来。这是一股如此强大、猛烈、不可阻挡的力量。他们不可能永远阻挡下去。我们将实行问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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