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历史学者,澳门大学教授
读书不在于是否有时间,
而在于是否愿意为其找时间
我总是反复告诫我的学生,要进入一项研究,要打开思路,要使自己的这项研究有意义,就必须与前面的研究进行学术对话,因此就必须认真阅读相关研究,而且经常要超越相关的课题,这样思路才是深入的,眼界才是开阔的。如果说我学术上有任何成就的话,尊重前人的劳动,从前人那里吸取营养,可能就是最重要的原因了。
2015年,我转任澳门大学,在阅读兴趣上,也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为了写这篇读书史,整理了一下最近几年读的一些书,发现数量真的不少。毫无疑问,它们增加了我的知识,促进了我的思考,开阔了我的眼界,甚至影响了我的写作。读这些书,有的是因为研究的需要,有的是出于个人的阅读兴趣,有的是为了我未来的课题进行知识的储备,有的是因为朋友和出版社的送书,有的是因为要写书评。总之,让我有机会和有借口多读一些书。为什么说有借口呢?因为研究和写作需要大量的时间投入,一个项目往往持续经年,如果不找各种借口读书的话,很可能就真没有时间读书了。所以,我认为,是否能够多读书,不在于是否有时间,而在于是否愿意为读书找时间。
因为涉及我最近的写作,重读和新读了一些著作,大概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和我写秘密社会有关,关注下层、边缘人群、族群、民族、文本、叙事等方面。如霍布斯鲍姆《传统的发明》《匪徒》、柯文《历史三调》、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游牧者的抉择》《华夏边缘》、詹姆斯·斯科特《弱者的武器》、宋怡明《被统治的艺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费孝通《江村经济》、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海登·怀特《元史学》、克利福德·格尔茨《尼加拉》、娜塔莉·戴维斯《档案中的虚构》、孙江《重审中国的“近代”》、梅尔清《躁动的亡魂》、沈艾娣《传教士的诅咒》等。这些书都从不同的方面给予我知识和思考。
《躁动的亡魂》让我想到历史研究应该有个体的历史。大历史或许数字能够说明一些问题,但是人的经历不是用数字可以说清楚的。过去研究太平天国运动,我们泛泛而谈死了几千万,用统计数字说明人口降低了多少,等等。但是,死亡不是简单的数字,从个体的记忆来看那场浩劫带给个体的痛苦,从个体来看这个民族的悲剧。
《传教士的诅咒》把微观研究与宏观视野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山西一个小村庄为叙事中心,讲述从17世纪到20世纪下半叶,天主教是如何把这个落后乡村与外部世界联系在一起,以及外部世界的变化如何影响到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故事。这本书无论是在观察问题的角度,历史资料的发掘,还是研究的方法,以及对我们了解天主教在华传播的曲折经历,都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个案。
另外一部分的阅读是与我写作《中国记事》有关。在这个研究中,我对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有一个全面的论述,以及美国对中国的认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是在几个主要的时间点,例如辛亥革命、“二十一条”、参加一战、巴黎和会、五四运动、华盛顿会议、五卅运动等等。我尝试用新资料、新视角、新叙事来写这段重要的历史。
首先读了不少翻译著作,包括亚当·图兹《滔天洪水》、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吴芳思和克里斯托弗·阿南德尔《盟友背信》、乔治·凯南《美国大外交》、玛格丽特·麦克米伦《缔造和平》、费正清《美国与中国》、郝大维和安乐哲《先贤的民主》、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魏定熙《权力源自地位》、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徐国琦《中国与大战》和《一战中的华工》、赛珍珠《我的中国世界》、约翰·鲍威尔《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司徒雷登《原来他乡是故乡:司徒雷登回忆录》、阿班《我的中国岁月》、罗兰·斯特龙伯格《毁灭与重塑——20世纪的欧洲》等。
《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回顾了史迪威与中国40多年的经历,也反映了中国20世纪前半叶的政治、战争和国民党的关系,挖掘了抗战时期他与蒋介石和中国战区大量的文献资料,并采访了许多相关人员,写出了中美关系中一段重要而且引人入胜的故事。这本书出版的时间已经比较久了,但它还有着持久的生命力。作者曾经两次获得普利策奖,她善于用文学的方式书写历史,充满着戏剧性的故事感,把人物塑造得栩栩如生。
《滔天洪水: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全球秩序的重建》这本书的篇幅非常大,可以说是全景式地描述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一直到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1929年的大萧条期间的欧洲以及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命运。各国为了自身利益和建立和平秩序,有着复杂的努力和争斗,最后和平计划受到了挫折。这是一本比较新的书,获得过2015年《洛杉矶时报》历史图书奖和《金融时报》2014年年度好书等。
《缔造和平:1919巴黎和会及其开启的战后世界》全景式地描写了1919年各国在巴黎的关于战后秩序的重建的谈判。我读这本书主要是想了解中国参与巴黎和会的故事。巴黎和会上,各国关于各自的利益所出现的分歧,威尔逊建立世界和平秩序所遭受的挫折,特别是中国在这次会议上收回山东权益的失败,通过文学的历史的非虚构形式表达出来,对我们了解巴黎和会及其结果有非常好的参考价值。
关于这个研究课题的中文原创著作和回忆录也读了很多,如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胡适《胡适留学日记》、杨天宏《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杨念群《五四的另一面》、卢雪乡《从美国外交文件看民国诞生》、唐启华《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和《洪宪帝制外交》、邓野《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郑保国《密勒氏评论报》、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叶维丽《为中国寻找现代之路》、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王立新《踌躇的霸权》、侯中军《中国外交与第一次世界大战》、郝平《无奈的结局》、王元崇《中美相遇》等等。
大多数中外关系的书籍都比较枯燥,但是《中美相遇》用非虚构的方式,对18世纪末到辛亥革命期间中美交往的一些重要事件进行非虚构的写作,挖掘了许多有趣的故事,让我们知道在过去两个多世纪的历史中,中美之间是怎么互动的,有些什么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地思考。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中美之间既有许多佳话,亦有各种冲突;有理解,也有误解。这本书对我们怎样处理好中美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中美一定要相互沟通,相互理解,才能在这个世界上共存。
读有批判精神的书
如果一个人的思想被禁锢了,那么他一定会失去创造力。所以,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就是一个学者的生命。如果他放弃了批判,那么他的学术生命也就结束了。我认为,审视自己是否还有学术创造力的量度之一,就是看是否对新书还保持着强烈的阅读愿望和好奇心。令人欣慰的是,现在自己至少还保持着极大的阅读欲望,而且兴趣的范围还比较广泛。
首先是一些人文社科名著和传记,有的过去读过,但是现在又想复读;有的早就想读,过去难以安排时间,现在则挤出许多时间来读;有的是新近出版,想一读为快,不再想拖延。
近几年重读或新读的书包括奥威尔《一九八四》《动物农场》、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论美国的民主》、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芒福德《城市的文化》《历史的城市》、罗伯特·卡洛《权力之路》等等。这些书,一方面是满足自己对一些大问题回答的需要,如国家管理、制度优势劣势、民主与专制、城市发展等。如对克伦威尔和亨廷顿的阅读思考,我便写进了本书那篇对辛亥革命和清王朝覆没的文章中;而对雅各布斯和芒福德的阅读,则是我《走进中国城市内部》修订版结论部分讨论的重要出发点。
有的书,我自己读后,则希望更多的人读到,让我们认识历史的真相,让我们的思维成熟一些。如哈耶克反复告诉人们:人类的繁荣、幸福和尊严,来自个人自由,而不是集体主义,力图打破人们的乌托邦幻想。1974年,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被认为是自亚当·斯密以来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家。他指出:“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想象得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就是抛弃计划经济而迈向市场经济,但是似乎许多人已经忘了这一点。哈耶克的著作对那些迷恋计划经济的人,应该是一针清醒剂:“从纯粹的并且真心真意的理想家到狂热者往往只不过一步之遥。虽然失望的专家的激愤强有力地推动了对计划的要求,但如果让世界上每一方面最著名的专家毫无阻碍地去实现他们的理想的话,那将再没有比这个更难忍受和更不合理的世界了。”
当我在读一些书的时候,我关心的不仅仅是他们所描述的事实本身,首先我关心这个题材,才会去阅读,而它们的表达手法、写作方式,了解这些书为什么广受欢迎,也是我阅读过程中加以认真揣摩和思考的。如杜鲁门·卡波特《冷血》、科尼利厄斯·瑞恩《最长的一天》、盖伊·特立斯《邻人之妻》、斯泰西·希夫《猎巫》等。甚至比较严肃的世界历史著作但是圈内圈外都有影响的著作也读了一些,如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等。
我关注他们如何把各种复杂的资料巧妙地交织在一起,以十分清晰、引人入胜的方式展示出来,而各部分又如此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无论它们是讲几百年前的小镇故事,还是二战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或者是美国情色社会的秘密。
我还大量阅读了中外作者所写的关于中国历史的非虚构作品,如岳南《南渡北归》、保罗·法兰奇《午夜北平》、郭建龙《汴京之围》、张宏杰《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曾国藩传》《饥饿的盛世》、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罗新《有所不为的反叛者》《从大都到上都》、杉山正明《游牧民的世界史》、姜鸣《却将谈笑洗苍凉》等等。
《却将谈笑洗苍凉》是一本非常有个性的书。说它有个性,是因为哪怕我不用看作者名,只看内容和写法,我就知道那一定是姜鸣写的书。他把中国近代与西方发生关系的那些改变历史的事件和人物,有些甚至是我们在历史书中反复研究和讨论过的课题,如开篇的马嘉理事件,结尾的孙中山伦敦蒙难,通过文献的挖掘、亲身的考察、对来龙去脉的再梳理,用细节来展示了我们过去从来没有看到过或者没有想到过的历史的新面向,引发我们对自认为已经很“熟悉的”历史的重新思考。
还有一些书出版以后,在学界的反响很强烈,我也会怀有极大的兴趣去找来读,比如说邱捷的《晚清官场现象——杜凤治日记研究》去年出版以后,得到学界的广泛好评。我读了以后,也发现对自己了解晚清的地方社会非常有帮助。过去我们总是认为,县衙门是清代最基层的官方机构,但是到底知县对地方社会的管理、税收、司法等等功能是怎样运作的,却并不十分清楚,而本书提供了非常多的、有趣的细节。
回忆录也是我的阅读重点,如齐邦媛《巨流河》、李奇微《李奇微回忆录》、黄仁宇《黄河青山》、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余英时《余英时回忆录》、曾彦修《曾彦修访谈录》、王鼎钧《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许燕吉《我是落花生的女儿》、罗尔纲《师门五年记》、何兆武《上学记》等。通过这些人的传记,来看他们经历后面的历史,这些历史可以是思想的、革命的、学术的、出版教育界的,都是我所关注的方面。
《巨流河》是齐邦媛的回忆录,以抗战和内战的国难为背景,讲述那个时期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所经历的苦难,展示在那个时代的巨变中,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命运怎样纠缠在一起。从书中我们看到了战争带给人们的苦难,两岸血浓于水的同胞之情,以及历史残酷的教训。
尽管这本书已经读过好多年了,但她所描述的在抗战时期乐山听钱穆的讲座的那一个场景,还历历在目:1941年武大聘请钱穆先生讲学,主题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问题。为了躲避日机的空袭,上课时间为早晨六点到八点。当时因为前一年的日机大轰炸受损,全城尚没有电力,学生居住分散,他们去听钱穆先生课的时候,天还是黑的,在凌晨拿火把照路。座位被占满,后来者即无法进去。每当想起这个场景,心里边就有莫名的感动,在当时的那种条件下,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年轻人还是这样地渴求真知。
最近读了董时进的《两户人家》,是因为老朋友李伯重转给我一篇介绍这本书的文章,说是读我的《袍哥》很好的背景材料,我便立刻把这本找来读。发现是一本引人入胜的过去中国农村生活的真实记录。董时进老家是在四川垫江县(今属重庆),曾赴美留学,在康奈尔大学获得农学博士学位,曾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交通大学等校教授农业经济,还在江西省农业院、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等机构任职。
这本书其实是董先生的自传体小说,有点类似巴金的《家》《春》《秋》那种性质,完全是根据自己家族和家庭真实发生的事情来写作的。读这本书也让我联想到林耀华的《金翼》,是以真实的家族作为背景的人类学家写的小说。这本书讲述了晚清到民国垫江两户农家几代人的真实故事。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村的日常生活、农业和农村经济、家庭和人际关系的许多细节,比如说村里要请一个教书先生,就会去有学龄儿童人家问愿意出多少钱,一个教书先生每年的脩金是20吊,富的可以出4吊,穷的只出1吊钱。还有诸如农村的土地买卖、兄弟分家、婚丧嫁娶等等的故事,都是非常珍贵的。
非虚构写作不仅记录历史,更参与历史
关于社会现实问题的写作,也是我的关注点。我发现,对于今天中国社会的状况,反而是外国作者的描写更多、更深刻、更有趣,也可能就是我们常说的“他山之石”吧。近些年所读过的,我认为无论是故事讲述还是写作技巧都优秀的书有何伟《江城》《甲骨文》《寻路中国》《奇石》、张彤禾《打工女孩》、史明智《长乐路》、迈克尔·麦尔《东北游记》、扶霞《鱼翅与花椒》等。
中国作者这方面的好书并不多,我看过的比较欣赏的有袁凌《青苔不会消失》《寂静的孩子》、田丰和林凯玄《岂不怀归》、野夫《乡关何处》、黄灯《我的二本学生》、陆庆屹《四个春天》、伊险峰和杨樱《张医生与王医生》等。
另外一些思考者的书我也比较欣赏,如陈嘉映《走出唯一真理观》《何为良好生活》、项飙和吴琦《把自己作为方法》、李泽厚《由巫到礼?释礼归仁》等。
如果要说作者对自己国家问题的揭示和批判全面深刻,阅读体验又好的,还是要数西方特别是美国作者的作品。他们敢于批判、允许批判,而不是压制和回避、隐瞒问题,可能这就是虽然这些国家的政治不断波动,但是始终能够纠错的原因之一吧。最近读到的好书就有塔拉·韦斯特弗《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马修·德斯蒙德《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美国陷阱》、肖恩·鲍尔《美国监狱》、约翰·卡雷鲁《坏血》、文卡斯特《城中城:社会学家的街头发现》、乔治·帕克《下沉年代》、阿莉·霍赫希尔德《故土的陌生人》、理查德·普雷斯顿《血疫:埃博拉的故事》、理查·劳埃德·帕里《巨浪下的小学》等。这些书对社会问题和危机的调查和描写,不但引人入胜,而且入木三分。
这里想多花点笔墨讲一下《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英文书名是Educated:A Memoir,字面翻译应该是《被教育:一个回忆录》,而中文书名则很煽情。曾列《纽约时报》第一畅销书,2018年出版当年就卖了200万册。这本书讲一个女孩,出生于犹他州的一个摩门教家庭。父母相信世界末日,住在大山里,还有7个哥哥姐姐。父母从来没有送她去学校,还受到哥哥的虐待,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她父亲强迫去在家开的拆卸旧车的工厂工作。父亲是个莽撞的人,经常危险操作,发生过两次车祸。也不顾及他儿女的生命,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伤,包括她的哥哥,受伤了也从来不送医院。
由于她的所谓的“叛逆”,她父母认为她是魔鬼附身,对她洗脑。后来她居然在从来没有上过学的情况下,通过大学教育,终于逃出家庭的控制,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这也就是那个朴实无华英文书名的来历。她的描述非常生动而客观,并不断地进行自我剖析。读这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尽管她自己有非凡的记忆力,甚至还写有日记,但是她对所发生的许多事情向父母弟兄们进行核实的时候,发现每个人所看到的和所记忆的东西都有区别。这种现象告诉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过去,要承认记忆、观察和经历,都是有相当的局限性的。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自己也在想,我们写历史实际上也面临这样的困境。每个人所看到的历史是不一样的,甚至亲身经历的描述也有所不同。所以除了有意歪曲的,历史记载的总是反映了记录者的观察,那么怎样处理历史资料就是所谓的方法。
《坏血》也值得多讲几句。本书作者是《华尔街日报》的调查记者、普利策奖得主。他通过严密的长期调查,揭开了红极一时的美女企业家伊丽莎白·霍尔姆斯验血设备公司的欺诈黑幕。霍尔姆斯宣称通过一滴血测验出健康和疾病的各种数据,美好的设想根本无法通过自己的产品来实现,为了吸引投资人,她的公司开始进行造假。
我想特别指出的是,许多非虚构的写作,往往是在事件已经发生之后,通过收集资料,来重构过去的历史。卡雷鲁的这个调查,则是直接参与了对谎言的揭露。这种写作是非常困难的,必须采访各种当事人,通过各种途径获取资料,而且许多当事人并不愿意因此招惹麻烦,如果无法得到调查者的配合便可能导致调查搁浅。这本书的调查过程便是跌宕起伏,为我们进行非虚构写作的求真求实的精神、勇气和手段,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典范。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样的非虚构写作,不仅仅是在记录历史,书写历史,实际上已经参与了历史。
通过阅读走向世界
到美国读博之后,一门心思都是在学术发展和写作上,基本上没有时间读文学作品了,除了一些曾经在海外轰动一时的华人作品,如哈金《等待》、张纯如《南京大屠杀》、虹影《饥饿的女儿》等等。国内的小说读得非常少,只读了陈忠实《白鹿原》、莫言《生死疲劳》等少数名著。
跨入21世纪以后,由于写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茶馆,开始更多地关注1949年以后的中国普通人民生活的小说,如路遥《平凡的世界》、余华《活着》《兄弟》、方方《风景》、莫言《丰乳肥臀》、梁晓声《年轮》《人世间》、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姜戎《狼图腾》、金宇澄《繁花》、刘心武《钟鼓楼》等。
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卷1986年就出版了,作者去世也20多年了,但是我前两年才读这本名著,真是有点晚了。但为什么我突然要读这本书?起因倒是有点偶然。因为读到一篇文章,方知道本书第一卷出版过程中的周折:原来投给《当代》,审稿编辑觉得太啰唆,故事没有悬念,看不下去,竟然被退稿,后来在《花城》上发表。本书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而且后来被选为改革开放40年最有影响的小说之一。这就引起了我极大的好奇,为什么这本名著居然会被退稿?便立即找到这本书来读,一口气便完成了前两卷。我发现路遥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描述,可以说是非常厚重,显示了他对生活深入而犀利的观察。
纪实文学也是我比较喜欢读的,如陈丹燕《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梁鸿《梁庄十年》《出梁庄记》《中国在梁庄》三部曲等。为什么我对中国作家写同时代的作品最看重,因为我认为他们记录了他们心目中的历史,而当代普通人的生活史,历史学家几乎是忽略的。对于这个问题,本书中我亦有专节讨论。
这几年西方文学读得不多,但是也读了若干,赛珍珠的《大地三部曲》,只是因为看了奥斯卡得奖影片《大地》以后,想读原著,发现她对民国时期农民生活描写得非常真实。后两部感觉没有第一部好,而电影是根据第一部改编的,非常成功。
读了石黑一雄的《长日将尽》,也只是因为这部小说是描写一战,我现在正在完成一战与巴黎和会的研究。在疫情期间,读了加缪的《鼠疫》,对病毒来袭有了更深切的感受。还读了毛姆《月亮与六便士》、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卡勒德·胡赛尼《追风筝的人》等。读亨利·梭罗的《瓦尔登湖》,是因为我非常向往那种环境和生活。
另外也读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但是惭愧的是,大概只读了三分之一,最终没有耐心读完,可能是因为太复杂的叙事,太长的人名,或者众多的人物,不是我喜欢的风格,我读小说就是为了消遣放松,如果需要动许多脑筋的话,就提不起特别的兴趣了。当我看见有关报道,这本书在中国已经销售了上千万册,我怀疑这可能是在中国所有书中销售量最大的书。我就在自省,为什么这本书会读不完?是我的耐心不够,理解力不够,还是智力不够?
最近开卷但是没有读完的而大众都喜欢的名著,还包括埃莱娜·费兰特的《我的天才女友》。没有看完,不是因为觉得这部作品不好看,而是看了几章后,当时着急读另外一本书,就把这本书放下了,而且很久就没有机会再读。等想起再读这本书的时候,前面的内容都几乎忘得差不多了,又不想从头开始读,结果就耽误下来。
一些民国时期或者写民国时期的小说,也是我阅读的重点之一,如李劼人《死水微澜》记不得读了多少遍了,选读了《沈从文文集》《汪曾祺全集》《张爱玲全集》中的一些篇目,特别是《边城》《金锁记》等名篇。还读了钱锺书的《围城》、冯骥才的《俗世奇人全本》等。
我对新小说总是有很强的好奇心。近几年来,如果听到有反响比较大的小说,也会找来读,如陈春成《夜晚的潜水艇》、林奕含《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班宇《冬泳》、杨本芬《秋园》、王占黑《小花旦》《街道江湖》《空响炮》、张忌《南货店》《出家》、莫言《晚熟的人》以及李洱《应物兄》。我对《应物兄》感兴趣,是因为那部书描写的是大学的国学教授,我是想看看小说家笔下的大学教授的形象和故事。后来又顺便读了他的《花腔》。
我在历史写作中,越来越多地使用文学资料。我曾经用成都竹枝词作为基本资料,来描写城市的日常生活。我甚至打算走得更远一些,我一直在思考利用《儒林外史》《金瓶梅》《三言二拍》等文人和市井小说作为资料,来研究文人、交往、旅行、生活、社会文化等,所以对这类书特别有兴趣。上述那几本古典名著其实过去都读过,最近几年又陆陆续续读了一遍,还记下了以后写作的一些要点。
回顾我自己的读书生涯,就是一个逐渐走向世界的过程。先是立足于中国历史,虽然对外部世界也感兴趣,但主要还是关注中国的故事,中国的命运。在走出国门以后,眼界逐渐打开,但更多的是关心欧美的学术和文化以及社会,因为从中国进入到美国那个西方世界,要花很多年的时间去理解。到了澳门以后,澳门处于中西方的交汇处,在历史上就是西方与中国文化经济交流的桥梁,使我更关注全球化的问题。
在疫情暴发以后,让我更多地去思考人类的命运。到底我们今天应该怎样认识世界,认识人类,认识国与国的关系。我们经济发展了,但是为什么我们中国现在处于一个非常严峻的境地?
其实有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跳出国家和民族的思维模式,以世界和全球的眼光,对我们自己或许会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虽然世界在疫情的打击之下,国与国之间的纠纷加剧,但是我仍然相信各国互相依靠,互相帮助,互相交流,才是走出疫情的根本出路。关起门来自娱自乐,那种所谓的一个是世界,一个是中国的想法是非常有害的,我们现在仍然需要拥抱世界。不仅仅是世界需要我们,我们也更需要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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