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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7年10月，一支舰队驶入了地中海西西里岛的一个港口，但船上大部分人已经死去，剩下的都奄奄一息，因为得了一种“来自东方的病”，港口马上对舰队做隔离，但他们不知道船上的老鼠和9跳蚤已经上了岸，几天后瘟疫蔓延开来，半年间，这个岛只剩下一半人口。
一个月以后，一艘商船抵达地中海另一个岛塞浦路斯，但港口空无一人，船长命令船马上掉头离开，这个短暂的时间窗口里，岛上的老鼠和跳蚤还是上了船，瘟疫爆发，当这条船抵达叙利亚一个港口之后，又将疾病传遍西亚。
几百年以后，人类才搞清楚这是“天字第一号传染病”鼠疫，当时他们只能凭观察，把这个叫做黑死病。一个伊斯兰学者是这样总结的，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挡不住黑死病造访，人类大量死去。文明不再进化，王朝被推翻，皇权被削弱，城市里到处是废弃的楼房，磨损的马路，空荡荡的民居。
卷入15亿人的一战死了大概1500万人，死亡率1%。卷入20亿人的二战死了7000万，死亡率猛增到3.5%，其中中国死亡率4%，德国12%，俄国最高13%​。但从1347年席卷欧洲的黑死病，几年内死了2500万人，死亡率30%以上，但这还远没结束，1361年黑死病再次爆发，又杀死10%的人口，此后在欧洲平均每十年爆发一次，1347以后的100年，欧洲人口减少一半以上。
我们今天还活在二战后的世界格局里，今天俄罗斯还在试图维持自己的战后安全边界，但如果看再远一点，我们活在黑死病之后的世界格局里，黑死病敲响了欧洲中世纪的丧钟，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种下了种子，然后是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他们主宰了地球。但这些词语是空泛的，我们很难从中理解一场瘟疫到底如何改造了人。
《绣春刀2修罗战场》的开头是这样的，张译九死一生的在战场上活下来，他望着满山遍野的尸体，哭着说，“几万条人命，割草一样的没了，要想不这么死，就得换个活法。”在剧情里，他不再是一个血战沙场的猛士，变成一个阿谀奉承见风使舵的官僚，而暗地里，又在谋划一场造反。
经历生死最能改变一个人，在死人堆里拼命挣扎，爬出来了，总得换个活法。现在让我们回到1347年的欧洲，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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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义是最先消失的。一个人一旦染病，所有人都会离开，父母抛弃儿女，夫妻和兄弟各奔东西，因为一瞬间，瘟疫就会传播。没人埋葬死去的人，无论是为了钱还是为了情谊，有些人家将死人放在大路旁的沟渠里，没有神父，没有祷告，世界末日已经来临。
一个人群出现了，他们一般来自社会底层，自己也患上了黑死病，他们用板车运送尸体，干着别人不干的活。渐渐的，当形势失控，警察也不见了，他们开始敲诈勒索，强奸妇女，杀人，因为有这群人，街道空无一人，能听到的只有富人家马车的赶路声，载着家当逃走。
有些地方采取严格措施，在威尼斯，尸体必须埋在地下五英尺深，来港的船要隔离40天，违者处死。在米兰，一旦发现有患者的房子，就用墙封闭，即使没患病的健康人也被隔离其中，有房东纷纷效仿，有时甚至不惜杀害自己的亲人。
几乎所有内科医生都吓得躲起来，但也有振奋人心的消息，在巴黎一家医院，出现一批高尚的修女，他们不怕瘟疫，不怕死神，毫无恐惧，无微不至的照顾病人，很多病人跟她们一样，似乎获得了新生。不过，这样的“奇迹”实在太少了。
欧洲诗人曾经写下，“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首诗激励了无数人，但这样的情操只属于极个别的灵魂，在无需装腔作势的现实里，求生欲会把一切击得粉碎。
1348年，在一个德国小镇，一个犹太医生被拖出来拷打，他不得不承认给井水下了毒，造成了黑死病。这个消息传开，大部分有犹太人的地方都有大屠杀，甚至不需要下毒这个借口，他们就是讨厌犹太人。这个口子之所以在德国撕开，可能因为当时的德国没有强势的中央集权，愤怒而惶恐的人可以为所欲为。
欧洲是基督教的大本营，但皇室都有法律保护犹太教和犹太人的安全，他们中有医生、房地产经纪等富人阶层，但黑死病终结了对犹太人的宽容，风暴开始了，相应的法规被废，没有保护伞的犹太人都是菜板上的肉。
瑞士兴起了一场有组织的反犹运动，1348年9月，苏黎世议会将所有犹太人驱逐到了一座小岛，全部杀死，作为贡品献祭。之后又有一项法律，未来200年禁止犹太人移居于此。
议会曾经试图保护当地的犹太人，但商人罢免了老议员，新一批反犹议员被扶上马，第二年，新议会把2000名犹太人杀死，几经折腾，当地犹太人几乎灭绝。
德国某地有3000名犹太人，这是欧洲北部人数最多，也最富裕的犹太社区。当遭到基督徒第一次攻击时，犹太人团结起来，勇敢作战，有200个基督徒伤亡，但第二天基督徒再次进攻，这次犹太人全军覆没。很多地方发生类似的屠杀，尸体被装进葡萄酒桶，扔进莱茵河。
黑死病和屠杀交错并存，到1351年，有超过200个有一定规模的犹太社区被斩草除根，这逼迫欧洲犹太人向东去了波兰和俄国，在那里生活了六个世纪，直到二战时又被德国人杀死一部分，剩下的又开始逃亡，比如美国。在欧洲，等几年之后执法体系重新被建立，那时犹太人只剩下原来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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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基督徒受不了将死的折磨，他们开始自我惩罚，想用这个换来上天的宽恕，苦修派复兴了。他们首先出现在德国，几个人露出胳膊，列队游行，穿过广场，他们用鞭子抽打前面一个人的背，同时高唱颂歌。
有的鞭子上带着小铁钉，人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有女人把血染到布上，再涂到眼睛上，说这是奇迹之血。这个活动会持续33又1/3天，象征耶稣在地球上的时间。后来队伍越来越大，甚至有几百人。
这些苦修者不可洗澡，不可刮胡子，也不能更衣，不能在软床上睡觉，一天洗一次手，必须跪着表示谦卑，不能说话，禁止性生活，男人哪怕对女人说了一句话，也要受刑赎罪。
群众对苦修者有好感，他们一边看一边哭泣，撕扯自己的头发，他们觉得苦修者为了整个世界而赎罪，这会让瘟疫消失。他们觉得能把苦修者盼来是莫大的荣幸，敞开大门提供粮食和蜡烛，有些市议会专门拨款来支持。
这反映出大众对神职人员的不满，他们认为牧师贪污腐败，根本无法缓解黑死病带来的伤害。相比之下，苦修者诚实坦率，敢于创新，声称自己能赶走黑死病。苦修者的血衣被视为圣物，人们都想凑近触摸，有村民把尸体搬来，让苦修者帮着他们复生。
整个1348年，苦修者都有纪律，政府和教会都不找他们麻烦。但到了年底，某些人开始不受控制，贪污腐败，虚假承诺，甚至性侵。而最重要的是，黑死病依旧肆虐，没有缓解的迹象，群众们失望了。
苦修派中的一部分人，又想建立自己的政府，渐渐的，贵族和资产阶级退出了，接下来农民和工人也退出了，运动只剩下了边缘人群，包括流浪者和罪犯。这个时候，当局开始重拳出击，打击苦修派，这场运动在1349年基本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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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随时的死亡，人们反应大不一样。有人觉得生活有节制，不浪费，能帮助躲过瘟疫。这些人聚在一起，与世隔绝，拒绝别人往来。他们有节制的吃最好的食物，喝一点酒，听音乐，也听不到来自外界的关于死亡的信息。
但更多人觉得，肆意喝酒，歌唱，完全自由，让魔鬼放马过来，这是应对瘟疫的最好方式。他们不分白天黑夜，从一个酒馆奔赴另一个酒馆，他们知道时日无多，就卸下全部的责任，放纵欲望。
在那个时候，不再有传统的权威，法律体系坍塌，执法者跟其他人一样，死的死，病的病，或者助理都离开了，他们也就失去了正常工作的能力。所有人无一例外只能做当下力所能及的事情，放纵是最容易的。
享乐学派在这个时候高歌猛进，薄伽丘是代表人物之一，他笔下的价值观推翻了传统。最重要的不再是虔诚和知识，而是聪明灵活；被辱骂的是戴了绿帽子的男人，而不是骗子；被喜欢的是把女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花花公子，而不是学者和骑士；忙于自救的人往往能被奖赏，而本分生活的人经受更多痛苦；强调责任的集体主义摇摇欲坠，强调享乐的个人自由开始膨胀。
博伽丘老年以后发生转变，跟年轻时一刀两断，他在一封信中写到，“我恳求你们，不再允许家里的女性看我的作品，这些作品追求无节制的欲望，将本来能降服欲望的品质变成追求欲望的工具，女性读者会认为我是一个肮脏的皮条客，乱伦的老鬼。”
纵然薄伽丘悔悟了，但黑死病的力量不可抵抗。在之前，人们共享着同一种精神生活，认为世俗生活是短暂的，重要的是精神的永生，这是禁欲主义的源泉。但黑死病戳穿了人的虚伪，很多人从“以神为本”转向“以人为本”，既然人是最重要的，那么他们应该追求快乐，个性渴望张扬，这是纵欲主义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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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随时到来，救赎迫在眉睫，这是教会面对的考验，无论他们用什么方式，如果能扛起责任，缓解人们的焦虑，他们的地位就巩固，但如果做不到，那信徒就会找其他道路通往天堂。不幸的是，无论伊斯兰还是基督教，神职人员都没能通过这场测验。其实在之前几百年，罗马教皇越发入世，一心搞钱，搞政治。人们普遍认为，教会已经变质了。
欧洲大部分地区，教授医学并为医生发执照的几乎都是神职人员，但他们对黑死病无能为力。倘若当时的医生搞定了黑死病，教会可以把功劳算在自己头上。但反过来，如果医治无方，全部责任也由教会承担。更要命的，神父死的死，逃的逃，没人为教友提供安慰。
人们不再相信教会，试图与上帝直接联系，有人认为辛勤工作，乐善好施也能得到救赎，他们把钱捐给慈善结构，在当时主要是医院。黑死病之后，英国很多教会都缺钱，而某个城市有1/4的房产土地都捐给慈善组织，1350以后的10年，伦敦医院接受的遗嘱捐赠人数增加三倍，平均数额增长40%。
这是群众的新打算，既能帮助病人，又为自己的救赎铺了道路，而这两样都不需要教会参与，这是当时“世俗化”的一部分，也就是在方方面面削弱教会。黑死病也杀死了很多政府官僚，而之后的人才补充，很大一部分没接受教会教育，而是接受法律、文书之类的世俗教育，这些人排挤了教会，成为官僚阶层的主流。
另一种兴起的善行是到圣地朝圣。因为信徒们还是需要圣人为自己说情，免受处罚，既然不相信神父，那就去直接朝拜圣人。这当中出现了神秘学派，他们认为，上帝住在每个人的心中，人只要遵照上帝的旨意，就能感到上帝的存在，无需专门的神职人员引领，人都可以通向天堂。
其实在之前几十年，为安抚信众对艰辛生活的焦虑，神父已经开始引导他们享乐纵欲，教会特许，人只要缴纳一笔费用“赎罪”，就可以在死后不受炼狱，教会开始把纵欲作为一种特权以高价卖给有钱人。
一百多年后，德国宗教学者马丁路德反对腐败的教会兜售“赎罪券”，写下了九十五条论纲，最主要一条就是“人人皆可为祭司”，人人都可以跟上帝直接对话，这就是后来的宗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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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死病杀死大量人口，人力稀缺，工资上涨。在一个英国庄园，一个农民1347年的周薪是2先令，两年后到7先令，三年后到了10先令。农民不再挨饿，叙利亚一个四口之家，之前每个月吃12公斤羊肉，之后加到30公斤。就连乞丐都不吃大豆制成的面包，哪怕是免费的，他们想要白面包和白牛奶。散工涨了工资，还争取到肉酱配酒的午餐。
在之前人多地少的几百年里，农民没选择，几乎被束缚在土地上，是没有自由的奴隶。现在，农民凭心情，根据土地的肥沃自由选择，他们在各个庄园之间转，可以随时出走，去下一个庄园，受到欢迎。
农民和地主开始平等谈判，达成协定，农民有土地使用权，地主得到租金。这对地主来说是场噩梦，从甲方变成了乙方，农奴制走到了尽头。
以英国某个庄园为例，1300年时每个农民有12英亩土地，到1400年有20英亩，1450年超过30英亩。黑死病之前，因为家业实在可怜，儿子才能继承父业，一般是长子。到了15世纪，大多数儿子都能分一部分家产，再往后，女儿也能分杯羹。
天平的另一头，贵族阶级的收入减少至少20%，从1291到1349年，英国某处庄园的年均利润超过40英镑，之后十年里，有记录的只有两年，都跌破11英镑，14世纪剩下的日子里，利润不超过20英镑，15世纪不超过18英镑。
于是贵族决定反击，1349年法国企图通过法令将工资限定在之前的水平，但两年后又被迫推出新法，允许工资增长33%，这样的事在很多国家都发生了，到最后，贵族发现，按市场价格支付工资，是留下农民的唯一方式。
随着工资提高，享乐盛行，人们的服装越来越艳丽奢华，男士穿紧身裤和尖头鞋，女士戴假发，低胸的连衣裙，在之前，各国政府都认为只有贵族和神职人员才能穿皮草，英国议会甚至限定只有薪酬1000英镑以上的贵族才能穿皮草，但瘟疫之后，很多人都买得起皮草。
后来英国议会不得不颁布法律，认可大部分人都有穿皮草的权利。工资260英镑以上的爵士能穿北方白釉全皮草大衣，200英镑的绅士和1000英镑的商人，可以在帽子上配白釉皮草，年薪200英镑以下的绅士、神职人员、商人和年薪500英镑的工匠，可以穿羊毛。
但这些法律没能执行下去，每个人都穿上了能买得起的最好的皮草，打破了社会等级的限制。
黑死病削弱了司法体系，犯罪率不断升高，在英国，1349年后的20年，即便人口大幅减少，杀人数量依旧是之前的两倍，社会架构瓦解，人们喜欢用暴力来解决分歧。
当贵族用法律来限制工资增长，激怒了底层的人，他们起义，大部分战士是农民，而多数领袖是商人资产阶级，农民想要钱，商人想要政治权力，而他们都想要平等，农民被贵族统治上千年，积怨很深，他们高喊那首著名的短诗，“亚当耕种，夏娃纺织，哪有什么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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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起义缺乏严密的组织，都被贵族镇压，叛军虽然败了，但拿到了实实在在的果实，很多税被取消，官方也不敢出台法令限制工资的增长。
几次起义失败后，商人资产阶级改变了战术，他们开始利用自己真正强大的武器，金钱，他们不断把教会告上法庭，雇佣大批律师来为自己辩护，他们知道国王也缺钱，主动拜访，花钱买特权。
工人也同样短缺，培养一个泥瓦匠或者木匠需要很长时间，在法国，这两个职业1500年拿到的工资是两个世纪前的两倍，这直接催促工业科技进步，短缺是发明之母，人们想尽一切办法提高工作效率，缩短工作时间。
风车和水磨的价格在黑死病之后翻了一番，印刷术、火药以及钟表工业都有进步，到了15世纪，矿井可以挖的更深，也有了新的轴承技术，矿工能下到更深的井下去干活，也更安全。
工商和技术的兴起，引起人们心理的变化，资产阶级时间观就是其中之一。商人和神父对时间一直有不同的感受，对神父而言，时间是无限的，受上帝支配，对商人而言，时间是有限的，时间就是金钱。
黑死病带来了紧迫感。在城市里，商人追求更高的利润，工人追求更高的工资，因此加班成了常态，在很多城市，纺织工人都要求自己决定工作时间，市场上对时钟的需求高涨。1355年，一位皇帝下令，准许城里人自己建钟楼，为纺织工人和商人报时，在佛罗伦萨，提出每座图书馆都得有一座钟。到了14世纪末，商人的时间成了主宰。
工商阶层壮大起来，他们迫切需要对自己有利的思想，伏尔泰和卢梭的出现就代表着这些人，无论天赋人权，还是社会契约，都在限制教会和王权，为资产阶级、技术工人的崛起掀掉了天花板，这就是后来的启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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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死病的种种影响中，对医学的杀伤是最致命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当时的医生完全搞不定黑死病。
1347年以前，欧洲医学的根子在希腊的哲学思辨体系，人体是大千世界的缩影，当时医学理论的基石是体液学说，认为人体中有四种体液，每一种跟特定的器官相关，具有水、火、土、气等不同特征。一旦生病，就通过休息、膳食、放血来帮人体恢复平衡。
在黑死病反复蹂躏欧洲的100多年里，旧体制的大部分顶尖的思想家和医生都相继去世，大学或者医院的掌权阶层出现真空，于是不得已向新人和新观点敞开大门，这个时候，之前被内科医生死死压制住的外科医生开始抬头。
内科医生系统学习了哲学体系，但不擅长临床，而外科医生要动手术、放血，他们的知识多源于经验，他们更愿意去动手解剖尸体，去观察，他们把方法从哲学转移到了实践，先观察，再做出假设，再通过实操来验证，再提出新假设，如此往复。
虽然这一套在长达几百年的摸索里也没能搞定黑死病，却是现代实验科学的萌芽，假以时日，哥白尼、伽利略在欧洲诞生就不是偶然，这些人的连续涌现孕育了工业革命，也可以说，西方近几百年的强大跟一件事情息息相关，那就是至少50%欧洲人的死换来的改革冲动。
整体的看待黑死病的影响，他是方方面面的，触及到几乎每一个角落，人们在绝望中迫切改变，用一切新的去替代旧的，没人知道这些新东西是不是更有效，但又必须改变，改了再说，这造就了一个新世界。


参考书目:
《瘟疫之王:黑死病及其后世界》戈特弗里德
《流行病与社会》斯诺登
《黑死病:一个极为悲惨的时期》加斯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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