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经济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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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园鸣谢
  作   者：D.L.Prychitko
  翻   译：朱海就
  来   源：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评论
现代经济学把自己称为“选择”的科学。选择由于稀缺性而不可避免地出现。在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个体被视为理性的个体，在约束下追求效用最大化。当边际效用之比等于价格之比时，在这个点上，两种商品的组合实现了效用最大，这个观点是很多人都熟悉的。就其一般形式而言，个体的“行动”是商品空间RL 上的一个点。这种拉格朗日技术背后的所有假设都有一个可怕的、非现实的条件，正是在这个条件下，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用最大化才得以发生。
奥地利学派，特别是米塞斯，是从一个非常不同的“选择”概念出发的，也因此为经济学理论编织了一个非常不同的基础。奥派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理论是（并或应该是）“行动学”（praxeology，该词是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Alfred Espinas提出的）的一个分支，后者是“行动的”（praxi）或人的行动的形式化科学（logos）。米塞斯甚至说“行动学是经济科学的最终基础”。罗斯巴德认为行动学是“社会科学的方法”。
行动学的先验：行动公理
现代奥派经济学家拒绝新古典经济学的选择与效用理论，后者把个体解释成原子和消极的反应者，只是对客观上给定的手段、目的与约束做出技术上的回应。相反，奥派喜欢研究有目的的、有意义的行动：根据这一观点，个体采用目标并有意识地使用手段来实现它们。行动学并认为是一般的、普遍的人的行动理论，奥派经济学被认为是它发展最好的一个分支。
个体行动，个体使用稀缺的手段来实现目标，这被认为是人的本质。“就人而言，人的行动和行动的变动不居，却是真实的事。”米塞斯写道，“行动，是人的天性，人这种存在的精髓，是人维持生命，提升自己到高于动植物水准的手段。人的一切努力，不过是多么容易败坏、消散，对人和对研究人的科学来说，都是第一重要。”虽然奥派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都是基于方法论个体主义的观念，但显然在奥派经济学中有行动（praxis）哲学，而在主流理论中没有。另外，奥派经济学宣称对人的这一洞见不止是经济学的一种简单的解释性方法，相反，它应该被视为基本的真理。
具体而言，米塞斯说“人的行动”是先验的真理，一个普遍有效的预设，一个“终极给定”。在米塞斯看来，“人行动”（humans act）这个断言背后的真理不是通过经验获得的，它不是一个可检验的假设，而是先于经验就已知的，它是意识现象。米塞斯提出了一种新康德主义的观点，认为人的行动的原理必然产生于人的心智的“逻辑元范”（logical categories，谢宗林将它理解为“人心当然能掌握的那些行动的根本性质”——译注）。米塞斯说：
“人的知识受限于人的心智的结构。如果我们的知识选择人的行动作探究的对象，那么它就只能是一些人心所固有的行动元范，而且是人心对外在变化世界的投影。人的行动学所有的定理就指的是这些行动元范，它们也只有在这些行动元范的运行轨道内才有效。”
不是所有的奥派都赞同。与米塞斯援用康德相反，罗斯巴德认为我们是通过经验意识到人的行动“公理”（axiom）与其他辅助公理。他继续说这些公理是“非常经验”的。另一方面，科兹纳说人的行动通过内省而为真。
多数奥派经济学家认为行动公理普遍为真，不证自明，因此也是不容挑战的：甚至对“人行动”这一断言的质疑，也要采用一种理由（手段）来证明它所谓的虚假（目的），因此它本身就从事了一种行动，这种行动是为了拒绝存在行动（罗斯巴德）。人的行动不言自明的终极真理（无论是基于康德的思想或是以其他为基础），这个断言对于理解奥派行动学与经济学的欧几里得特征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从绝对为真的公理中演绎出来的，无论是什么都是绝对为真的，只要逻辑是正确的。因此，对奥派经济学家来说，行动学不只是对人的行动的研究，行动学建立了价值中立、普遍有效的理论，它从行动公理的含义中演绎出来。
因果，时间与不确定性
如行动是在目标的驱动下使用稀缺的资源，是试图使自己进入到一个更加让他满意的状态（主观感知的），这一行动预设了行动者（正确地或错误的）预期他或她所使用的手段在实现目标上存在着因果关系（例如我喝水，当我渴了）。这个特定的因果假设是真的或不是真的，将通过经验习得（如水可以解渴，而葡萄酒不能）。然而，固有在任何人的行动观念中的是因与果的“元范”（米塞斯）或主观的预期。
另外这一目的-手段理性预设了个体能够想象未来不同于现在（我口渴，但我想象我喝水能够解渴）。行动具有向前看的特征，它意味着存在时间与不确定性。行动就意味着要着手进行变化、创造和制造不同，用一种（他期望中的）好的状态，代替之前的状态。变化当然会随着时间发生。意识到时间，愿意行动，意味着不确定性。如一个人拥有充分而完全的知识，他不需要行动，只需要根据事先设定的程序，对它的环境做出响应就可以。人所面对的不确定性不能被简化成给定的概率分布（按照奈特对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区分，新古典经济学家错误地给“不确定性”贴上“风险”的标签）。
也许在这里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奥派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一般均衡理论对一个抽象的问题建立了一种抽象的模型：一个分散的经济能够收敛成一般的经济均衡吗？是的，如其他情况不变，假如主体像原子般地行动，拥有充分与完全的信息，面对的是完全的确定性，在形式化的（formal）、逻辑时间中做出反应。新古典理论的主旨是建立以一般均衡为特征的经济学。这与奥派的行动学相去甚远。后者通过引入个体的人的行动来解释朝向一般均衡的趋势。
理论与历史：行动学法则的地位
行动学对新古典理论的批评走得更远。标准的理论使用各种受到承认的非现实的“操作性”假设，这些假设都是建立在“假如”（as if ）之上的：每一一年级的学生都从微观经济学的第一章中习得，在引用无差异曲线或拓扑分析时，并没有真的做出选择的个体。在经济学教科书接下去的章节中，也没有人真的做出选择。这种模型采用的只是“假如”描述，对这种模型来说，重要的是理论的可预见性（predictability）而不是其假设的现实性。根据波普尔的实证主义，标准经济学的假设被认为是可以证伪的，如得到经验数据的支持，那也只是暂时性地被认为是真的。这样“可预见性”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目标，计量经济学被认为是一种用来检验理论的可预见性的技术。
根据行动学的修辞，行动学法则（laws）的核心是从行动公理（action axiom）中演绎出来的。这样的法则，例如边际效用递减法则，需求法则和供给法则等。即便边际回报递减的法则也被认为是从行动公理中演绎出来的，是先验为真的。由于行动学法则是从绝对为真的前提中逻辑演绎出来的，因此不需要用计量经济学来“检验”，也不需要用数学经济学来完善：它们的真实性已经隐含在人行动这一事实中。当然，其他的“次要的”（subsidiary）公理可以从历史经验中收集（gleaned），如劳动负效用的观念，以及一般交易媒介的出现，广义上都是经验的，并不必然从第一原理中演绎出来。然而，奥派经济学的认识论地位没有因为把它应用于存在劳动负效用的世界，或存在货币的世界而改变，假如存在这些辅助性的假设的话。另外，行动学法则是价值中立的，完全独立于伦理、价值判断或任何其他理论家的偏见。
也许行动学的主旨，在米塞斯的这一阐述中得到最好的总结：
“经由正确的行动学推理而得到的那些定理，不仅和正确的数学定理一样,是完全确定的、不容争论的；而且因其绝对的确定性与不容争论性具有充分刚性的特征，这些定理也适用于讨论在当今世界和历史中出现的真实行为。行动学传达的是关于真实事物的确切知识。”
这与主流经济学的实证主义有天壤之别。为了理解历史，行动学被认为是必要的。行动学使历史学家能够澄清经验事实，并进行系统化的解释。但是历史材料对先验的行动学原理的核心没有影响。至多,历史经验“只是把我们的好奇心导向某些问题,或从一些别的问题上移开”（米塞斯）
超越绝对性：改善行动学的语用学（pragmatics）
但是它有说服力吗？如行动学能够做到新古典经济学不能做到的——如提供有关社会现实的确切知识——为什么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奥派行动学主义者？难道会有科学家故意抛弃绝对为真的知识吗？这个问题无疑有几个可能的答案。我们想给出四个理由，来解释奥派行动学为什么不能得到很多的支持者，并说明如何对行动学进行更为有用的重塑。
首先，有其他的行动学（经常被拼写为praxiology），它们与欧根·斯卢茨基（Eugen Slutsky）奥斯卡.兰格，塔德乌什·科塔宾斯基（Tadeusz Kotarbinski）及一些其他现代波兰与东欧学者联系在一起，奥派学者对他们关注不多（罗斯巴德），但这说明了奥派概念的优势与局限。另外，通过考察最近大量出现的行动哲学（praxis philosophy），以及对人的行动所做的大量分析性与解释性的阐述（从马克思的极端人类学到伽达默尔的诠释学背后的本体论观点），奥派学者可以学到一些东西。也许由此可以产生一个更加丰富而不是更成问题的理性与行动观念。
其次，从现代科学哲学与认识论的角度看，行动学法则的认识论地位及它们与历史的关系是可疑的。尽管在极端实证主义流行的几十年中，米塞斯正确地说出人类科学的经验事实是承载着理论的（theory-laden），历史材料依赖于理论预设（presuppositions），但是，他的这一观点——行动学理论本身是“超越世间的”，作为心智元范的逻辑产物，它与历史是严格分离的——现在必须被视为过时的，应该被抛弃。它与过去三十年在历史、自然与科学哲学中产生的研究不相符。
第三，奥派行动学不能回答这样一个明显的，但让人困扰的问题：如果相互竞争的体系都宣称自己是从绝对为真的公理中演绎出来的，那么人们该如何进行选择？如面对竞争性的绝对系统，奥派行动学的基础可能会动摇，因为现在行动学家面对两个也许是自相矛盾的，但据说都是绝对确切的理论之间的选择。这时，理论选择的标准是什么？那些标准也基于绝对的基础吗？如每一方都宣称绝对的真理，如何解决冲突？
第四，行动学在他热烈的支持者中，已经成为教条。这就关上了交谈（discourse）的大门。“绝对确定”的主张在面对批评时，变成了踢腿与跺脚。由于这个原因，行动学的怀疑者即便认识到行动学的真理，也会拒绝赞同它。绝对的确定性产生了封闭和无效的科学话语，使行动学失去演化的潜力，只会吸引教条主义者。
尽管提出了这些批评，但我不认为奥派经济理论应该被否定。相反，我认为奥派经济学有很重要的洞见，如没有它们，人文科学（human sciences）将会更糟。把人作为行动者，而不是标准经济学中的“理性反应者”（rational reactors），抓住了时间、主观感知、预期与极端的不确定性等特征。把社会系统解释为很大程度上的非意图的结果，显然是一个值得捍卫的研究纲领，它可以在奥派经济学家与后凯恩斯主义、制度主义者、极端政治经济学家及很多其他迄今被忽视的历史、人种学、人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学者之间打开大门。通过抛弃行动学的认识论外衣，即我所认为的“最终基础”和“绝对确定”及其所有蕴意的修辞，采用一种相反于“绝对的”，证明人的行动科学之合法性的语用学，奥派可能会重新获得同情的声音。这样做之后，这一方法是否仍然会被认为是“奥派经济学的”甚或“行动学”的，就很难说了。然而，这将是一个改善。
（选自Peter J. Boettke edited,The Elgar Companion to Austrian Economics,Edward Elgar,1994，由朱海就翻译，标题为译者所加。译者想说明的是，虽然文章对行动学进行了相当不错的总结，但作者忽视了行动学在方法论上的要点，如方法论个体主义、主观主义与市场过程等；还有，作者把行动学理解为封闭体系，把行动学的先验逻辑类比于几何学的演绎逻辑，才得出了第三点意见，即认为存在选择标准的问题；还有，作者对理论与历史的关系的认识也是有偏颇的。关于最后部分的第一段，译者想说，一种学说并不会因为它是真理，就必然会被认识，并得以流行,相反，有时没有被充分认识才是没有流行的原因。尽管如此，在把握行动学的精髓时，注意修辞，对于行动学的传播是有帮助的。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仅供参考——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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