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宁:文明的程度取决于驯化利维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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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程度
取决于驯化利维坦
文:刘军宁
人类对自然界的征服,对野生动物的驯服在人类的文明史中已有了大量的记载。但是与这一进程同步进行的另一个进程,即人类对自身的驯化,所受到的关注则少得多。
人类驯服了自然之后,更为紧迫的任务就是驯服人类自身。对统治者的驯化,只是在过去的一千年中才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而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普遍的效果,不过是近三十年的事情。
公元1215年,英国的一些地主共同联合起来,第一次把法律的项圈成功地套到了国王的颈上。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和大多数地方,法律是统治者驯化百姓的武器,这一次,法律成了驯化统治者的武器。
到了1688年,英国人通过发动光荣革命,对统治者的驯化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人类文明化的过程是人类驯化自然和驯化自身的过程。《王位继承法》、《权利请愿书》、《人身保护法》等针对王权的法律的实施,使得君王再也难以犯下作乱。
1787年,美国在独立战争之后,制定了人类史以来的第一部成文宪法,从而正式开辟了人类历史的宪政时代。宪法与以往任何法律的区别就在于它是限制统治者和政府的专横权力的法律。
到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自二千多年之前的雅典直接民主之后,出现了第一波旨在确立自由民主政体的民主化浪潮,这样,人类在政治文明领域终于结出丰硕的果实。与宪政法治在西半球结伴而行,普选的确立和选举权的扩展彻底改变了传统的统治者产生机制,迫使统治者就范于民意,从而使这些权力精英出于对选票的顾虑很难不顾民意去驰骋其野性的权力意志。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是人类驯服统治者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把那些挣脱法律与伦理的羁绊、用专横的权力为非作恶的“统治者”送交国际法庭进行审判,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头一遭。这一“殷鉴”是任何想步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东条英机后尘的统治者们所不能熟视无睹的。
灵长动物社会的本质就是在首领的暴力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统治秩序的建立消除了自相残杀。人类社会中的政权最初也可以追溯到那个作为“君王”的统治者身上。由于不必再把精力浪费在自相残杀上,整个群体就能致力于合作性事物——采集食物和保卫地盘。这样,也就迈开了走向有组织的社会生活的第一步。
然而,
靠暴力建立起来的统治不可避免地通过暴力来更迭。从猿猴社会到二十世纪的专制政权都历来如此。猴王权力的更迭即便是流血的,却不大可能是致命的,更不会残害无辜者。而人类社会中行专制暴政的“统治者们”不仅制造流血,而且使千万无辜的人沦为受害者乃至丧失生命。这种政权便取代了猛兽而成为人类生存的最大敌人。
猿猴过专制生活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生存机会,而现代的专至郑权是要最大限度地剥夺人类的生存机会。如果不能成功地驯服,“人王”比“猴王”要野蛮得多。统治者的专横权力之所以可怕,正是因为他掌握的是整个国家的暴力机器。而且,越是专横的统治者越是想取得对暴力机器的彻底控制。权力越专横,野性的成分就越多。
闵主政治之所以能在二十世纪大行其道,就是因为迄今为止,它是人类所发现的驯服统治者的最有效的工具。在闵主政治下,权力不仅应该分享,而且应当被用来尊重人的自由、尊严和价值,因而应该受到制衡。对领导人的驯化程度也是衡量不同政体文明与否的尺度。一个闵主政体就是统治者被彻底驯化的政体。从对统治者的成功驯化中受益的首先是普通的民众,因为他们不再遭受专横权力的涂炭,统治者们也同样从中受益莫大。
在闵主政治下,统治者们虽然要忍受舆论的挑剔和对手的责难,却不再会因为追逐权力而被竞争对手投入监狱或送上绞架,也无坐在火山口上之忧。在历史上,统治者们的身家性命从未比在闵主政治下得到更有效的保障。所以,从对统治者的驯化中受益的应该说是全人类。二十世纪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人类对其统治者的驯化取得了不可逆转的成功。这种成功的标志就是自由闵主的确立。
时值二十一世纪的前夕,有一点已经再清楚不过了:凡是专横的权力肆虐的地方,文明就势微,野蛮就当道,人民就遭殃。一个文明发达昌盛与否,表面上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取决于对统治者的驯化,因为在不尊重个人的自由、生命与财产的地方不可能有繁荣的经济。不是闵主的国家不可能成为发达的国家;专横权力横行的国家不应算是文明的国家。
对于“利维坦”(国家),人们惧畏它,但又离不开它。它愈是狰狞,人们愈是觉得安心,它具有的威慑力,成为人世安详的保障。这有点像中国人对钟馗的态度,钟馗愈是凶狠,人们愈是安心。不同的是,前者是真实的存在,而钟馗是虚构的神仙。
霍布斯在《利维坦》里强调:人民不能违背与国家签下的“契约”。享受和平,是人民的权利,服从国家是人民的义务,权利与义务相辅相成,合二而一,不可须臾分割。霍布斯也承认,“利维坦”这个怪物不可为所欲为,人民监督它,把它关进笼子。当它不再保护人民时,它和人民签订的契约就会失效。
不言而喻,霍布斯的《利维坦》这部著作,不是一部“自由主义”的著作,与其说“自由主义”倒不如说是“国家主义”与“保守主义”,然而怪有意思的是,因为书中“首创”契约论,而契约论又是欧洲自由思想的核心要素,因此自由主义者也极为敬重霍布斯,把他看作“自由队列”中的排头兵与举旗者。
人们甚至说,如果没有霍布斯的《利维坦》,就不会有洛克的《政府论》,也不会有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再有,霍布斯淡化神道教义,“近似”的唯物主义思想,也作为一份重要的思想遗产传留给后来的启蒙思想家,并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凭此两点,霍布斯就在理论上超越了写作《君主论》的马基雅维利等人,达到了新的思想高度。
为此本期诚荐:霍布斯《利维坦》,这本书是400多年来一直被西方政治学的必读经典,是近代政治哲学中最重要、最具革命性和颠覆性、最富有话题性的一本著作。凡是讨论国家学说和人性学说的哲学家都绕不过《利维坦》这本书。他也因此被认为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奠基人。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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