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顽石”的第 281
 篇文章


2012年，央视曾做过一台名为《走基层百姓心声》的街头采访，留下一个千古流传的笑梗。
记者问：你幸福吗？
农民工答：我姓曾。
十年一晃而过，即使沦为笑料，但这些影像看上去是那样鲜活。
那一年，央视的记者们至少还会随机采访农民、农民工、小贩、学生、个体户等几千名各行各业的工作者。
内心疑惑：才过了十年吗？天翻地覆。
把日历再往前翻，发现同样的问题（你幸福吗？），同样的形式（街头随机采访），有人在九十年代已经问过。
1999年的北京，雎安奇和刘勇宏站在四处拆迁的街头，截住形形色色的路人问到：
“你们幸福吗？”
除了“你幸福吗？”，这部纪录片近乎固执地询问着另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
“北京的风大吗？”
同一个问题不断重复，答案里藏着的都是人生的、时代的风声。‍‍‍
“北京的风大吗？”，这个看似无厘头的问题，游走于1999年北京的大街小巷。
一场婚礼上，领导正慷慨激昂地发言：
“在计划生育上要优生优育，早得贵子！”
二十多年前，我们的国策还是“计划生育”，如今已演变成“鼓励三胎”。
司仪附议到：
“领导很明确地高呼，希望你们服从领导的安排。”
那时，新人的婚礼是需要邀请领导的，甚至领导的“安排”比父母的“指示”更重要。
此时导演乱入，举着麦克风问新郎：
“北京的风大吗？”
新郎愣了一会儿喜笑颜开，回答到：
“今天的风是暖风，只因为来了各位嘉宾。”
导演还跑进发廊，对发廊妹发问：
“你觉得北京的风大吗？”
被提问的发廊妹们，有的立马躲进屋里，有的站在镜子前手足无措。
上个世纪的发廊，几乎是卖春的同义词，白天和夜晚经营着两种生意。
面对镜头，发廊妹内心的恐惧可想而知。
“风”对于她们来说，更熟悉的是这样的说辞：
“我听到些风声”、“最近风头紧”、“正处在风口浪尖上”……
导演这样解释他近乎暴力的记录：
“我看到的很多新闻采访，看上去很柔和很客观，但看那种东西对我来说是一种伤害，那东西才隐藏着一种暴力。”
“我很反感传统意义上的新闻采访所强调的令人生疑的客观性。”
粉饰太平是所有朝代的通病，但区别在于是否有人去揭开伤疤追问。
“北京的风大吗？”，这句追问甚至扫荡着当年的公共厕所。
蹲坑的男人反问：
“我操，这蹲坑呢，你也他妈的问呀？”
导演忍着笑意，执着地又问了一遍：
您觉得北京的风大吗？
这回男人却一本正经地托着腮回答：
不大。
或许当时代的大风吹来，躲进厕所里的人也不可避免被卷入狂风。
这个问题还曾得到这样的质疑：“你们不会是台湾来的间谍吧？或者是别的地方来我们这里刺探情报的。”
导演反问：“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想法？”
答：“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问：“你是不是时刻都觉得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你？”
答：“现在面对社会上错综复杂的各种形势，应该相信这么一句话：什么样的人都有。”
问：“那你现在是否有安全感？”
答：“如果你站在我一米五意外，我会有的。”
1999年，没有安全感是离得太近；如今，没有安全感是离得太远。
不清楚为我们烹饪食物的店家在哪个位置，也从不记得外卖小哥长什么样子。
附近消失了。人们分裂成了原子。‍‍‍‍‍‍
遍布街头巷尾的摄像头记录着一切，唯独没有记录我们的生活。
当年面对这个问题，镜头前的孩子们给出的答案都是“大”。
或许是躯体还幼小，那么风自然是强劲的。
又或许是因为面对陌生人突如其来的询问，简单地回答一个“大”字是最本能的反应。
影片15分38秒，那位被问及的男孩已步入壮年。
不论他是否还记得当年的感受，现在回想起这个奇怪的问题，不知他会如何重新作答。
“北京的风大吗？”
这个问题徘徊在1999年北京的人才市场、建筑公司、小巷胡同、天安门广场、学校教室、公交站台、婚礼现场、美发店和公共厕所。
穿梭于拣破烂的流浪汉、推婴儿车的老人、羞涩的外地民工、一脸严肃的武警战士、匆忙的上班族、带着中国姑娘的老外和前卫的都市新新人类。
询问不同的人，我们得到了不同的答案，而正是这并未统一口径、五花八门的答案展现出1999年最真实的北京。
1999年的北京，道路已经足够宽阔，但人们最常选择的出行方式还是公交和单车。
清一色骑得是“二八大杠”。
人们常说的二八自行车中的“二八”，指的是轮子直径为28英寸。
如今，自行车早已不是最常见的交通工具 ，反而更常作为健身工具被使用。
中产们的俱乐部。
招手即停、就近下车的“小公共”在北京街头也曾是一景儿。
“有大座，有大座，上车就走”的招呼声挤爆了公车站台。
1999年的《北京日报》曾刊登过这样一则消息：
司机马全义、售票员李国庆两人搭档开“小公共”，在从公主坟到八王坟总长15公里的运营途中，他俩轮流给乘客猜谜语、背台词、讲笑话，常令整个车厢充满欢声笑语。
这辆小公共因此得名“快乐小巴”。
那一年的北京街头，当人们被问及“你们幸福吗”，常常露出羞涩的笑容。
武警战士步伐整齐地行进在街头，但总有好奇心重的年轻人，忍不住回头偷看，与爱凑热闹的老大爷无异。
导演还有更过分的要求，他走进饭馆，随意询问正在用餐的人们：
“我能和你们一起吃饭吗？”
作为陌生人，他被拒绝过，也被欢迎过。
人们说：
“可以可以，没问题。”
“小姐，上椅子！”
“来点白的，你既然来了就出不去！”
“我们快吃完了，不好意思啊，你想吃也可以吃呀。”
突然想起宁浩曾这样描述二十年前的北京：
在胡同口吃早点，突然过来一光头大哥，穷凶极恶的样子，上来就盘问他，来北京干嘛的，是旅游的话都去哪儿，住宿在哪边…‍
聊了一阵，无事发生。大哥站起来把几个人的账一结，走了。
他说，当时的北京，仿佛所有人都有这样一种错觉，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公园里光膀子老大爷，都一致觉得：
明天会更好。
尘土飞扬的拆迁意味着更好的明天。
那时候买房子不用担心烂尾，造好的房子也不用担心没人去住。
拍摄时，他们偶遇珠江电影厂正记录着北京的建设新貌。
导演问：你觉得电影人努力的方向是什么？
对方答：第一要拍出精品，老少咸宜；第二要中国人自己说好，外国人也说好。
二十四年过去了，不知我们是否达到了其中任何一点。
当年，硕大的红色标语也是随处可见，但细腻的宣传也能在那个时代见缝插针。
我留意到影片中街头的两首小诗，其中一首宣传的是“保护环境人人有责”，但它换了一种更动情的说法：
一旦人类因丢失空气、饮用水
以及大量不同种类的生物
而毁灭自己
人类至此在星球上的数千年存活史
终将降格为一段插曲
一段很成问题、毫无结果的插曲
这句看似恶趣味的“北京的风大吗？”，我们却能从被问者的神情举止中看到人间百态，看到他们的幸福、无奈、不安、热情还有羞涩。
那些关于风或者无关于风的答案，故事中有趣味也有眼泪。
影片和我们当下所感受到的环境之间的断层感，很迷人。
这种迷人恰恰在于，是我们亲自走过了这段时光。
《北京的风很大》之所以特别，在于它不能更加真实：
直接拍摄真实生活，排斥虚构；
不事先编写剧本，不用职业演员；　
影片的摄制组只由三人组成，即导演、摄影师和录音师，由导演亲自剪辑底片；
最令人惊叹的是这段影像素材与成片的比例为1：1。
意思是，导演拍了多少，就呈现给我们多少，还原了当时全部拍摄素材，一刀未剪。
它粗糙、混乱，甚至拍摄初衷也早已无可考证，但却无比珍贵。
它真实地记录着上世纪末首都的社会、人文环境，打捞着那个悄然远去的时代。
影片的最后，镜头定格在两个孩子放风筝。
我想，那一年北京的风很大，大到希望在风中飘。
不禁感叹，时光就是有这样的魔力，如同一个巨大的沙漏，可以将之前无意义的问题自然而然地赋予意义；同时过滤掉那些曾经被大力鼓吹的“意义”和标语。
如果想要过分解读，几乎每一个镜头都藏着隐喻；但简单来看，就只是简单拼凑的生活片段，荒诞而又真实。
它就像一面镜子，反应着我们当下的全部生活。
每一个回答中都透露出生活是喜是悲，是怀疑，还是接纳。
二十四年前，我们喜欢问，北京的风大吗？

十年前，我们喜欢问，你幸福吗？
现在，我们喜欢问，这个世界会好吗？
或许这样的问题都没有答案，因为答案啊，仍在风中飘。
本文已完结
作者：马拉松
主编：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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