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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财经

作者 | 宝珠
春节前后为天价彩礼吵架，已经不是一两次了。
这次被推向舆论中心的是江西彩礼。尽管“江西女友一家索要1888万天价彩礼”已被证实为假消息，还惊动了江西萍乡市政府调查，但围绕彩礼的种种声音并没有就此退去。
从全国范围来说，江西彩礼的平均水平并不是最高的。根据2020年的媒体调查，江西的彩礼金额在全国排名第四，为11.2万元。
而江西彩礼之所以在网上形成“高攀不起”的印象，一是它的绝对值确实不低，二是与当地农村每年不到2万元的收入水平相比过于悬殊。
辛辛苦苦十几年，才能攒下彩礼钱。不可否认，不只是在江西，彩礼已经成为了国内不少家庭巨大的负担。
负担下积攒的不满，正是“1888万彩礼故事”得以广泛传播的情绪土壤。但情绪的归情绪，天价彩礼的存在，并不是“男方受损女方获益”那样简单。
为彩礼烦恼的不光有男人。如今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独立女性”与彩礼似乎成为了一对左右互搏的名词，现代女性要怎么看待彩礼？独立女性又该“索要”多少彩礼？所有的问题，都要从彩礼的本质中去寻找。
彩礼，新娘的价格
彩礼在中国有多普遍？聪明的网友答：就像嫁妆一样普遍。
彩礼嫁妆，有来有往，但在多数情况下，彩礼的价值通常都要高于嫁妆。
谷雨数据的《2020国人彩礼调查》表明，即便是在今天，也有超过七成的婚姻收过彩礼。除了礼金之外，约四成的男方家庭会提供房、车等隐性彩礼，而嫁妆则主要集中于床上用品、家电、家具等物品。
可以看到，在结婚这件事上，男方总体需要在物质上付出更多。
这看起来很不公平，为什么会这样呢？
汉学人类学家弗里德曼提出过一个经典的婚姻偿付理论，认为彩礼是男方对女方劳动力丧失的一种补偿。
中国自古流行从夫居的婚姻制度，结婚后，女方自动成为男方家庭中的一员，所生后代也冠以男方姓氏。新娘的到来，为男方家庭增添了新的人口，她被期待承担起家庭劳作，并为家族诞生子嗣。
因此古语有言，“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嫁”的行为，实际上成为女方家庭对女儿人身权利的让渡，而彩礼使得这种转让有了合法性。一些学者直白地称，彩礼是新娘的价格。
民间有一个常见的说法，彩礼是为了报答女方家庭的养育之恩，这一温情的表达其实指出了彩礼婚姻偿付的色彩。
不过单独一个说法很难覆盖彩礼复杂的全貌。从现实情况看来，越来越多的新婚夫妇离开父母组建新的家庭，当彩礼由女方或夫妻二人支配时，它变得不再像是男方家庭向女方家庭给予的补偿，而是父辈对子辈的资助，契合着当今流行的“彩礼是小家庭启动资金”说法。
另一方面，如果在乡村熟人社会中，彩礼又与面子脱不开关系，彩礼的象征内涵，主要在于它是男方家庭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的体现。
但无论是象征说还是资助说，它们更像是对彩礼不同功能的解读，不能解释为什么彩礼必须要由男方家庭提供。而婚姻偿付的理论，更加贴近彩礼的文化内核，即便在现实中彩礼可能失去了补偿女方家庭的直接效果，但这一逻辑仍在潜移默化地产生影响。
一个例子是，有统计显示，独生子女群体的彩礼平均值（7.8万）明显高于非独生子女（5.6万）。抛开经济因素，这个现象可以理解为，因为独生的孩子占据了父母的全部心血，抚养成人以及亲子分离的成本更高，所以需要更多的物质补偿。
彩礼的钱给儿子
江西天价彩礼的产生，有复杂的现实因素。
除了不可避免的攀比心理推动，彩礼不断高涨，本质源于婚姻市场中“女少男多”的行情。
当今的适婚男女主要是90后一代，江西省90后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为120.8:100，性别比之高位于全国第一。
并且，江西是一个人口流出大省，年轻女性倾向于离开落后的家乡，而在传统文化中占据优势的男性更容易选择留在农村，这使得江西农村适龄男女的性别比更加失调。
江西的情况同样适用于全国其他地区。最近几年，因为男女性别比失调，农村地区的天价彩礼、因婚致贫问题愈发严峻。
面对天价彩礼，有人爱提出类似“吸引女青年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婚姻支付的标准和要求”“女青年应理性看待婚姻支付问题，倡导独立人格”等看似有理的建议。
在农村地区，婚姻市场的行情推动了彩礼要价能力的提升，这总让人生出女性能凭此获得大把好处的幻觉，因此想在她们身上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法。
而事实可能是完全相反的。
学者陶自祥在中国部分省份的农村地区调研后发现了一个现象：为了降低儿子打光棍的风险，家长会强迫女儿早婚，以准备儿子结婚所需要的高额彩礼。
2010年，他们的调研团队在山东农村遇到一位云南妇女，她称自己16岁就嫁到山东，由于家里没钱给两个哥哥娶媳妇，加上云南老家的彩礼最高才一万元，人贩子建议她的父亲把她卖到外省。
当时她的彩礼是三万元，父亲给了她一千元作为回家的路费，这名妇女说：“第二年，我两个哥哥都娶到媳妇了。”
这一现象于上世纪90年代非常普遍，如今国内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也依旧有着类似为彩礼卖女儿的情况发生。高额彩礼的负担，从农村男性转嫁到他们的姐妹身上。她们孤身一人远嫁他乡，甚至被迫早婚，换取的礼金被拦截作为兄弟们日后结婚的费用。
陶自祥在文章中写道：“高额彩礼给家庭所有成员造成危害最大的对象，应当不是父母、也不是儿子和媳妇，而是嵌在在家庭代内关系中处于最边缘弱势地位、而又常常被人们忽视的女儿。”
即便不为了给兄弟攒钱，彩礼也是女性身上一道隐形的枷锁。
在“彩礼是新娘的价格”这种文化语义下，妇女被要求扮演她应当扮演的性别角色，承担传统女性的家庭职责，这份职责的含义，从洗衣做饭、生儿育女，到照料公婆，可以生出无限的外延。
无论彩礼是高是低，男性都占据着给予者的地位。不少女性都会将彩礼视作男方诚意的体现，认为“没有彩礼没有安全感”
男性无法掌控彩礼的市场价格，但仍然把握着彩礼的解释权。不要彩礼的女人，是有问题、有缺陷的“倒贴货”；彩礼要价太高的女人，是爱慕虚荣、趁机勒索。男权社会的眼光，总会通过社会规训化为世俗男女的共同眼光，女性个体的价值，在社会评价中与彩礼的价格捆绑在一起。
如果我们认可婚姻偿付理论，那就不难发现彩礼起源于传统的性别秩序。上述许多现象的根源并不在于彩礼本身，只是彩礼作为传统性别秩序的衍生物，某种程度上维护着这种僵化的格局。
回归“礼”的初心
那么，彩礼应该被取消吗？
“不管什么婚，请大家一定记得要彩礼！”豆瓣上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帖子，楼主提到：
“我当时真是昏了头，给了多少彩礼，我妈妈就给了多少嫁妆，看似公平吧。现在准备怀孕我才傻了，我身材没了，身体差了，要顶着阵痛，冒生命的危险，工作耽误了，开始担心一个生命的种种未来……”
尽管现代女性不像古代那样，结婚后就远离原生家庭，无法再为亲生父母敬孝，对女方家庭进行补偿显得不再必要，但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更多女性看到了她们在婚姻当中的额外付出。
这样看来，彩礼作为婚姻偿付的一面依旧有着实际意义。
不过对于很多人来说，婚姻偿付有它的尴尬之处，全然接受这套逻辑就会面临一些古怪的伦理问题。如果说彩礼是对女性本身的补偿，那要多少钱才能让你心甘情愿地生育？一万？十万？还是一百万？
现代人更相信爱才是一切家庭行为的原因，金钱无法作为尺度。而且关键在于，女性面临的生育成本等问题，是公共性的，它们应当交由社会制度去保障，而不是在家庭内部解决。
从网上能够看到，女性群体关于彩礼的意见也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一些年轻女性出于自身被物化的警惕，对彩礼有着天然的反感，但这种反感难免带着幸存者的视角。
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提到，礼仪开支并不全然是浪费的，它们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以前一些贫困家庭为了节省彩礼费用发明了“童养媳”，这种退化的婚姻关系不利于妇女与儿童的社会地位，还延长了子辈在经济上依赖父母的时间。
不得不说，作为一项相当悠久的传统，彩礼在两性资源、权力分配不平等的现实上，帮助达成了某种可以长期维持的微妙平衡。
当一部分女性主张拒收彩礼，或许无益于另一部分女性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家庭地位的提升，在她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没有实际改善的情况下，这种呼吁甚至会将她们推向更狭窄的生存空间。
彩礼在中国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中国婚姻史稿》里介绍“周时玉帛俪皮，战国以后，始益以金，至汉，则以黄金为主，魏晋南北朝用兽皮，隋唐以降，品物繁多，宋则惟财是重”，越是开放平等的朝代，对聘礼就越不讲究，平民人家抱一只大雁，就可获得一段对婚姻的允诺。
彩礼的本质是婚姻的标识物，是一种优雅的仪式，蕴含着美好的祝福与期许。今天的彩礼显然没有那么单纯，我们只有不躲避背后真正的问题，彩礼才可能回归“礼”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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