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静安先生（编者注：王国维，初名国桢，字静安，又字伯隅，号礼堂、人间、永观、观堂等）在国内外学术界留下了不同寻常的影响，他广泛涉猎文学、美学、哲学、史学、考古学、教育学、文字音韵学、版本目录学、敦煌学、西北边疆地理学等诸多领域，著述宏丰，成就斐然。他死后没有给我们留下财产，却把他的学术贡献留在人间，留给了人类文明的宝库。
早在19世纪末，祖父来到上海。那时比我出生还早50多年，我没有见过我的祖父。在这个祖父生活过的城市里，我爱听父辈述说我们家族在那些年代的故事，只觉得故事很平常，平常得出乎人们的想象，然而点点滴滴，弥足珍贵。
祖父在上海的经历分两段。一是1898年他初到上海，开始他学术生涯的初始阶段。他在时务报馆工作、东文学社学习两年半，其后往返于江浙沪之间。先是应张謇之聘，任教于通州师范学校，稍后在江苏师范学堂任教。1906年以后离沪北上。二是1916年从日本京都回国，又在上海工作生活了7年多。这时候的祖父，已经处于学术上的成熟期。祖父最后一次到上海是1926年9月26日，为我大伯潜明办丧事。10月15日乘车离沪。过了7个多月，祖父在北京去世了。
1990年代我调回上海时，先在西藏路桥附近的一所电大分校教书。经常在西藏路桥附近等公交车，公交站牌上有“泥城桥”站名。曾祖父乃誉公日记记载，祖父初到上海的第一站，是在泥城桥堍附近的时务报馆。泥城河有南、北、中三座木桥。1910年代，租界填泥城河为西藏路，那里原先的桥拆除了。曾祖父提到的泥城桥堍，或指离报馆较近的那座泥城桥。我的曾祖父爱好读书论学，金石书画皆有造诣。他早年生活在兵荒马乱之中，颠沛流离，遍尝生活艰辛。他向往专心做学问的生活，可惜没有良好的条件和机遇，于是把希望寄托在培养儿子成才上。祖父离开海宁到上海打工和求学，曾祖父格外操心，亲自送到上海。这件事曾祖父日记中记载很具体。1898年，时务报馆书记许家惺因事离开报馆。许家惺引荐祖父接替这份工作。1898年正月二十六，杭州方向开来的轮船停靠上海吴淞江自来水桥王升记码头。曾祖父和祖父下船后先到永保客栈小憩，然后乘人力车，前往泥城桥堍。报馆就在今天的福建路福州路附近。
祖父初到上海，抓住了几个很重要的机遇。第一个机遇就是进时务报馆。时务报馆给他安排的工作比较繁杂，都是一些校对、抄写和代理写信的事务性工作，薪水也比做同样工作的人低。祖父原本为了生计和学业，踌躇满志到上海，未想到工作和待遇不甚满意。虽有不悦，结果还是坚持了下来。《时务报》是维新派的重要媒体。祖父到报馆时，梁启超应谭嗣同邀请，已到湖南时务学堂任教。后来梁启超和我祖父一起就职清华国学研究院，成为同事。梁启超离开《时务报》后，主笔职位空缺，汪康年主持工作，其弟汪诒年协助。报馆有一位维新派人士康门弟子欧榘甲。欧公为人厚道。祖父初来乍到，他诚意相助，相谈甚洽。祖父向欧榘甲多有请教，从中获得教益。祖父在给曾祖父信中，讲述了欧榘甲的为人为学。曾祖父记道：“静师欧公，示以传孔教、重民权、改制度。其行则曰＇仁＇，曰＇诚＇。其书重六经《公羊》，董子《春秋繁露》，《宋元学案》。”祖父的第二个机遇是进东文学社。当今以餐饮业出名的黄河路，饭店酒家栉次鳞比，广告招牌红红绿绿，令人眼花缭乱。我曾找到位于凤阳路黄河路的梅福里。这里没有居民知道100多年前的东文学社。但是这条有过东文学社的老弄堂还在，还叫梅福里。当年梅福里东文学社还是革命党人唐才常等人组织的秘密机关，制造无烟火药。后来学生多了，学社迁往制造局路桂墅里。
祖父到上海除了谋生计，更要紧的是为了实现求学的愿望。恰逢罗振玉先生和人合办的东文学社开学，经报馆经理汪康年及汪诒年同意，祖父每天下午到东文学社学习三小时，开始了半工半读生活。东文学社聘请日本教员数人，教授日文、英语和理科课程。入学社后，祖父有了系统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机会。除了每天在时务报馆工作，下午赶往学社学习。祖父初到上海的日子过得很累，却很充实。更重要的，有东文学社的学习机会，祖父才有可能在那里遇到罗振玉先生，并得到他的赏识和提携。这对他以后的治学和生活道路影响很大。祖父还从日本教师田岗岭云那里知道了康德、叔本华，对西方哲学产生了兴趣。1901年岁末，由罗振玉资助，在日本教师藤田安排下，祖父实现了多年的留学梦。12月入东京物理学校，白天学习英语，晚上学习数理，但颇为几何学所苦。不料到春天脚气病发作，只得提前回国。祖父身体严重缺乏维生素，脚气病可能是营养不良引起的。他回到盐官老家时，行走很不方便，曾祖父见了很心疼。祖父在家治疗休养一段时间，稍有恢复，就投入了《教育世界》编译工作。1901年开始，祖父开启了他“独学”的阶段。他说自己“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祖父主编《教育世界》。1901年罗振玉创办中国第一份教育专业期刊，祖父负责哲学、美学、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编译。并对杂志进行改版，在编译国外教科书、引进教育政策理论研究成果的同时，开设专栏，更注意兼收哲学、美学、心理、伦理等方面内容，翻译介绍外国作家作品。以哲学、文学、美学方面为例，《教育世界》除介绍康德、叔本华、尼采、席勒等人，还出现了格代（歌德）、卢骚（卢梭）、托尔斯泰、莎士比（亚）、白衣龙（拜伦）等人的名字。《教育世界》发表了祖父自己的论著和译著，例如《红楼梦评论》《文学小言》《人间词》及哲学、教育学等方面的其它著述。这个时期，祖父做学问偏重哲学思考。他总是采用新方法，不断开拓新的领域。做《红楼梦评论》，是从对哲学的兴趣中引发的课题。这篇发表于1904年《教育世界》的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运用西方哲学、美学的方法研究中国文学作品的批评专著。1916年，祖父由日本回到上海，租了爱文义路大通路吴兴里的房子，租金60元。三开间两层楼的石库门住宅，住着祖父祖母和7、8个子女。家里还有亲戚来住。祖母的表兄住在一楼厢房。另有多位亲戚也住在这里。这么多人住在一起，显得很拥挤。对着天井是客堂兼饭厅，楼下的西厢房隔成两部分，分别是祖父的书房和藏书室，与书房、藏书室一墙之隔的是狭长的厨房，厨房边上有一扇小门，装着半截高的木栅栏门。门外有小河浜，不远处有桥，曰“池浜桥”。
定居上海期间，王国维及家人租住于吴兴里一幢三开间两层楼石库门住宅。图为吴兴里一处石库门民宅门外(作者摄于21世纪初)在拥挤的吴兴里，我父亲和他的兄弟姐妹度过了童年时代。那时家里常有日本客人，孩子们爱和日本客人开玩笑，趁人不注意，悄悄地用白色石膏粉在日本人衣服背后拍上小乌龟图案，然后一哄而散。祖父见了也不责怪。父辈成年后才知道，他们开玩笑的日本人不一般，都是学术研究上和祖父有密切联系的学者，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杰出的奉献，如铃木虎雄、神田喜一郎等。日本学者铃木虎雄曾在回忆中提到，1917年末，他到上海，与祖父来往频繁。祖父的《人间词》手稿，他借阅了很长时间。那个时期，是祖父从日本回国的第二年，这个时期祖父治学重点已经历过早期哲学、文学再向史学等领域变化之后。其时《人间词》在上海《教育世界》发表已经10年了。从把身边《人间词》手稿借日本友人来看，说明即使在研究方向调整后，他对文学仍是无法割舍的。因为一部《人间词话》很多人知道了祖父。其实我们知道祖父对《人间词》的评价始终很高，甚至表现出比《人间词话》还多的成就感。《人间词》是祖父填词创作的实践成果，发表时间早于知名度更高的《人间词话》。可以说，从《人间词》到《人间词话》的过程，也是文学创作实践和美学理论探究的有效结合。有词创作的扎实基础，又有对中国古代、近代诗词的文学、美学，乃至哲学的观照和理解，又加上受到西学影响，《人间词话》成为文学、美学的一座高峰。最早发表《人间词话》的《国粹学报》，地址在上海四马路老巡捕房东首惠福里内。我在铜仁路上班的那些年，经常走在当年祖父也走过的北京西路上。这条马路过去曾叫作“爱文义路”。铜仁路过去叫哈同路，因犹太商人哈同著名的私家花园在此而得名。我上班的办公室和祖父工作的地点哈同花园旧址离得很近。我走在这里冥想着，感受着我的祖父，心里总有一份特别的情结，仿佛跨越时空。
大姑东明是长辈里最长寿的。1913年出生，活到2019年，虚岁107岁。她知道我的兴趣是研究家族史和祖父生平和学术，所以爱和我聊祖父聊家事。她告诉我，辛亥之秋祖父跟随罗振玉东渡日本，京都是她的出生地。她回到上海的时候是1916年以后。祖父从日本回上海以后，有一段时间受聘于犹太人哈同办的圣仓明智大学，任《学术丛编》编辑主任。祖父去圣仓明智大学上班带着书或文稿，用布包裹着。男佣冯友为他提着包裹。我小时候在家里旧衣箱里，见到过祖父之前穿的对襟上衣。衣长不长，袖子宽大。记得颜色较深的素色衣料上，隐约可见中式纹样。打结的纽扣做工精细工整。我猜是祖母或女佣的手工。长辈们告诉我，这种款式的衣服叫“马褂”。是那个时期祖父在正式场合穿的。姑妈说，在时髦上海人看来，祖父很土气，留着辫子，身着素色马褂，其貌不扬。学术上却很“富有、很先进”。他和藏书家蒋汝藻关系密切。为蒋氏整理密韵楼藏书，著有《传书堂记》。参与编撰《浙江通志》有关工作。祖父朋友圈有沈曾植等朋友经常来往。这一时期，祖父工作的重点在史学、考古学、目录学等方面。他把学术成果汇编成《观堂集林》，由蒋汝藻出资印行。我曾问东明姑妈，对祖父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姑妈告诉我，他们小时候只觉得祖父很普通，一家人生活过得不容易，祖父对家人很关心。却不知道他是了不起的学者。她还告诉我，祖父对孩子教育和择业非常重视，最为孩子前途和将来生活实际着想。他的考虑很现实，希望子女经济独立，生活有保障，成为一个能自立的、具有独立精神的人。大伯、三伯和四伯都进海关工作。二伯进了邮政局。抗战胜利后，三伯、四伯被调往台湾海关。祖母和还没有工作和成家的两个姑姑也跟随去台湾生活。二伯高明、五伯慈明和我父亲留在大陆。记得两岸还未开放探亲的时候，父亲迫不及待地提议和成都五伯一起去香港，和在台湾的兄姐见面。大姑托了香港朋友担保，帮办到港手续，相隔已久的亲人相聚香港的旅馆，兄弟姐妹实现第一次重逢。我父亲和五伯慈明考进上海的大学，留在上海读大学。五伯读的是交大电机系，我父亲读的是中法大学药科。他们大学毕业一直在大陆工作，五伯生前是成都一家大型国企总工程师。我父母生前是原上海医科大学教授。祖父不仅对孩子教育很重视，对亲戚也是同样关心。他姐姐蕴玉的儿子可大去美国留学，钱不够，祖父给了他400大洋。祖父一生大部分精力专心做学问，对家人、家事同样都是很操心很细心的。我有两个祖母。莫氏祖母病逝后，祖父继娶潘氏祖母。大家庭子女多，潘祖母对莫氏所生视如同己出，也影响了父辈的兄弟姐妹们。大家手足情深，没有亲疏之分。祖父去世后，家人数十年如一日，患难与共，相互体贴、共度难关，很不容易。父亲生前经常教育我们，希望我们要以此教育后代，继续发扬好的家风。长期以来，在祖父影响下，父辈生活节俭，形成勤俭持家的好传统。父亲爱好古典音乐，喜欢黑胶唱片和CD，对音响设备和各种新的电子产品有兴趣。但是日常生活花钱很少。单位工作晚了，在外面偶尔买一碗汤面吃，也会觉得这顿夜宵太奢侈了。有时他得知朋友有一张好唱片，自己舍不得买，就会去别人家里听。记得在他接受完化疗后的一天下午，自觉精神挺好，一个人去了淮海路，逛到天黑才回家。回来对母亲和我说，一下午时间去了几家音像店，看看喜欢的CD，却没舍得买一张。那是父亲最后一次逛街。祖父死意已定，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此前，没有人知道将要发生的事件，结果是无法挽回了。我想，祖父自沉前写的既然是遗书，他假如是直奔殉清主题的，心有“大义”也没有什么不好说的。这封遗书里说自己只欠一死，提到了世变，提到了义无再辱。接下来具体说的是丧葬和家人的去向、书籍的处理。祖父自己就写下了这些。也许那是一个抽象而具体、微妙而复杂的心理过程。我们无从得知那时候他还在想什么，比如思维活动的其它信息，包括他写完遗书到生命终止前那一段的心理活动。姑妈和我一起议论过，祖父遗书流露忧绪，说自己“只欠一死”了，深含对“世变”“辱”的无奈和死的决断，并表达了一位父亲对家人交代后事凄苦的口气。言及自己身后事和家人去向，字里行间透出的心情惨淡而苍凉。他对自己死后具体事项是有考虑的，比如只要草草下葬即可，就埋在清华园茔地。比如在外地的儿子不必来奔丧。比如“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比如“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1927年6月那个黯淡的日子以来，关于他的自沉，学界和社会上众说纷纭。对他的死因，有不同的分析和评说。这个话题，是一个人们聊不完的话题，不展开说了。联想到祖父留在上海的那些记忆，再想想祖父临终有一份难以释怀的期盼，百感交集。他希望在祖母操持下，家人最后还是要回南方去。回南方不至于饿死，有个基本温饱的生活就行。叶落归根。回南方乃是家人最终的归宿，是祖父魂之所系、情之所系。人之将死，终因“我本江南人”，还是忆江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