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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之间的冲突不是根本冲突,文化的冲突才是根本冲突,它不以国为界,而是以文化的认同划分敌我。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所指出的就是这个。
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是如此,中国与美国的冲突也是如此。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为人们看待国际间的矛盾开拓了一个视野,但文明冲突论仍有极大的升级空间。

比如文明冲突论中所说的西方文明,也就是基督教文明,这个说法就太笼统了。亨廷顿当时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西方文明本身也会产生出两种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文化倾向。就是现在以特朗普为代表的西方传统保守文化VS拜登团伙所代表的西方后现代文化。

亨廷顿把全世界的文明样式分为七种,哪一种最有可能成为终极胜者?
1972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与日本诗哲池田大作的一次谈话中说道:记住,世界的未来在东方。


汤因比所说的“东方”,即是亨廷顿七种文明样式中的“儒家文明”,或者更宽泛一些的华夏文明。
1990年代,弗朗西斯-福山预言世界终将统一于
民煮政治
,他称之为“历史的终结”。

汤因比也认为世界终将统一,但他认为那种统一是文化上的统一。在与池田大作的那次谈话中,汤因比说道:世界终将统一,但并非是政治上的统一,而是文化上的统一。能够让世界统一的文化是中国文化。
晚年的汤因比说出这样的话,实在令人震惊。这位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亲眼目睹的东西方的兴衰历史的英国史学家,曾将基督教视为最高的信仰,也曾经在《民族性与战争》中流露出“黄祸论”的思想倾向。
更令人吃惊的是,汤因比几十年前就预言:中国必将同“新大英帝国”竞争,这个新大英帝国主要由英国、加拿大、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组成,并预测俄国将会成为组建这道防线的主要推动者”。
看看当今世界,怎能不叹服汤因比预言的准确!
汤因比的预言肯定会让许多人不舒服,不舒服者甚至可能包括亨廷顿。亨氏虽然认为“文明的冲突”将旷日持久,但他还是认为西方文明是最占优势的。
西方文化确实曾经有很好的势头,德赛二先生300年来爆发出了人类最光辉的力量。
但是,西方文化发展至今,已经如前文所说至少分裂成了二种,且势不两立,不共戴天。
最早的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也就是目前特朗普派所坚持的所谓“保守主义”文化。但是,基督教文化的特性,让其内部滋生出了现在的死敌——后现代文化。
是的,西方后现代文化的母体就是基督教,虽然它非常反对基督教。
西方的后现代文化,仍然是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旗帜和武器,但是它与保守派最大的不同是抛弃了宗教信仰。
保守派的自由平等博爱,是基于宗教信仰这一前提的。如果去掉了这个前提,就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那样“没有上帝,人类可以无恶不作。”他这么说的理由,是基于上帝设置了天堂,也设置了地狱,其实更重于后者。由于人类对后者的惧怕,才有了敬畏之心,才不让自己道德失范。这时候的自由平等博爱,才真正有了一个底线。
天堂和地狱的设置,最大的功能就是威逼利诱,让人克服自己人性中那些天生的弱点。

但是现在拜登团伙们推动的后现代主义,是基于无神论,既不相信天堂,也不相信地狱。因此他们的“自由平等博爱”就只能是锦上添花式的伪善,这种人本质上仍然是自私的人性为王。
前两天,拜登在一个活动中与一个变性人对话,那人上来就说自己是一个变性人,拜登马上来了一句“上帝爱你”。基督教孕育了后现代主义,就是因为拜登这种“信徒”对教义的曲解。
回到汤因比所说的中华文化。其实中华文化中早就不乏后现代的因素,比如不羡繁华,绝弃鬼神,甘为刍狗的庄子哲学。
尤其是融合了佛道的禅宗,其包容性,深邃性,以及对终极问题的思考和解答,都能超越和替代西方堕落、虚无、伪善的的后现代文化。
到了王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把孔孟儒家与禅宗相钩连,为儒家找到了经得起终极追问的理论源头。
以汤因比“当世最伟大历史学家”的学养,他对中华文化的评价应当是深思熟虑的结论。更令人吃惊的是,汤因比与池田大作谈话的时期,他预言中的东国一派乱象。
文化的视野就是这样,它不以一时一事为衡量标准,而是鉴察一种文化在人类史中的总体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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