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泪像被石块压住的豆腐,一点一点地在眼里溢了出来。”
配图 | 李阿曳
虎溪山下 · 第五章
曾祖父已任知事近两年,仍时刻不忘关注外面的情势,尤其是北京的动静,曾祖父一直惦念着身处虎穴之中的蔡锷。
蔡锷于1913年10月抵达北京,袁世凯表面对其热情有加,委任各种职务,加昭威将军头衔,但都是一些虚职,蔡锷并未进入权力核心。自当上正式大总统后,变本加厉地强化其独裁统治,解散国会,改参政院,废临时约法,取消责任内阁制,修正总统选举法,子孙后代可变相世袭总统。1915年5月9号,袁世凯接受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蔡锷亦是坚决反对接受“二十一条”,痛斥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虎视眈眈,认为为政者绝不能出卖国家利益,应结合本国之力,上下一心与日作战。此后,蔡锷对袁世凯所抱的幻想彻底破灭。
蔡锷与冯国璋、徐世昌等人不同,他与袁世凯交情不深,此时已看透了袁世凯的野心,于是流连声色场所,出入北京八大胡同,做了一个“风流将军”。蔡锷此举并非是想骗过袁世凯,曾祖父得知消息后,说,“松坡若要纵情声色,何须等到如今,何况身体欠安。袁氏(袁世凯)非愚陋之人,不会信之。”
其实那是二者之间微妙的对话,蔡锷不是袁世凯心腹,不能像冯国璋那般当面质问,关于袁世凯想称帝,他不发表任何看法最为妥当,以此来表明自己撒手不管。袁世凯要的就是蔡锷不管,往后更是假戏真做,看上了八大胡同名妓小凤仙,传得满城风雨,当时是有损于蔡锷的名声的,因而袁世凯放松了警惕。蔡夫人借此机会与蔡锷大吵大闹,敞开门将家中物件砸个稀烂,连袁世凯都惊动了,专门派人去调解。见袁世凯的人来了,蔡夫人闹得更凶,蔡锷说了几句狠话,蔡夫人便“一气之下”借机带着母亲和孩子们回到了湖南老家。
母亲及妻儿回了湖南,蔡锷松了一口气,却依旧不露声色,反而让袁世凯手下找美人解闷,明目张胆地逛八大胡同。袁世凯也反应过来了,秘密派军警闯入蔡锷府中,搜查电文信件,却一无所获。蔡锷知道袁世凯起了疑心,便计划密谋离京。
1915年8月,袁世凯终是没能抵制住帝制的诱惑,暗示手下鼓动帝制。
梁启超之前是支持君主立宪的,冯国璋亦是忠于皇帝之人,但是他们认为既然已经共和了,就不应该倒行逆施。眼见袁世凯称帝已不加掩饰,梁启超公开发表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猛烈抨击袁世凯的复辟行径。
蔡锷是梁启超的学生,但此时他却表态,“我们先生是书呆子,不识时务。”有人让他劝梁启超,蔡锷回答,“书呆子哪里劝得转来?”有一次,袁世凯心腹拿着“赞成帝制问题名录”给蔡锷看,蔡锷毫不犹豫就签上“昭威将军蔡锷”几个字,支持袁世凯称帝。于蔡锷而言,名声不不重要,签字也无妨,重要的是要回到云南。
1915年10月下旬,蔡锷一面以喉疾需要医治为由,向袁世凯请假;一面跑去云吉班向小凤仙寻求帮助。小凤仙爱蔡锷,尽管蔡锷并未向其说明缘由,但她愿意帮他,即便是要欺骗袁世凯也无惧。因此蔡锷给小凤仙题词,“自是佳人多颖悟,从来侠女出风尘。”
1915年11月11日,蔡锷在小凤仙的安排下,躲过袁世凯的监视,逃离北京,暂住天津共和医院,期间秘密会见梁启超,商议起兵讨袁。蔡锷表示,“失败就战死,绝不亡命;成功就下野,绝不争地盘。”而后蔡锷乘船抵达日本,又经上海过台湾、香港,最后从越南赶赴云南。为防不测,云南都督唐继尧派其堂弟唐继禹率警卫两个连去越南接应,一路上惊险重重,蔡锷于12月19日到达昆明。
就在蔡夫人离京之时,蔡锷与曾祖父有过联系,蔡锷在信中埋怨蔡夫人不识大体,俩人多有争吵,现负气回乡了。曾祖父心神领会,蔡锷不可能专门写信,只为抱怨夫人。他是怕袁世凯查看,以曾祖父对蔡锷的了解,他应该很快就会有所行动。曾祖父将公务安排妥当后,即刻启程回乡。他料定接下来又会有一场恶仗要打。袁世凯当时在全国拥有40万兵力,曾祖父知道胜算不大,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无数革命党人莫不如是。曾祖父想着在上战场前回一趟家,探望一下高祖父等人。
如今的曾祖父在村民眼里,已是一方县太爷。在他们印象中,曾祖父既能静心读书,也顽劣难以管束,做了县太爷回来定是威风凛凛。可曾祖父一到村口,就下马步行,见人便行礼问好。他说,“乡亲们是苦的。”后来,村里有一位田姓后生,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中年时比曾祖父的官做得还要大,任民国的少将参谋长,回乡时同样会在村口下马换装,说当谨记前辈教诲。
当时大婆婆正在挑着担子卖豆腐,突然见曾祖父和随从牵着马进了村,整个人愣住了。还是曾祖父主动接过担子,帮着吆喝,大婆婆这才有了反应,“我足足打了698桌豆腐,才把人盼到了眼前。”见曾祖父挑着担子在叫卖,大婆婆赶忙牵过曾祖父的马,“眼泪像被石块压住的豆腐,一点一点地在眼里溢了出来。”
豆腐很快卖完,大婆婆的眼泪却一直干不了。看着曾祖父又黑又瘦,她说道,“你若在家,有好吃的,我都给你留着。可云南、四川那么远,我送过去你也不要了。”
自那以后,大婆婆总是念叨着,“云南、四川可远着呐。”以至于后来村里习惯用“云南、四川”来代替遥远,直到现在仍是如此。有次,我听到有人约邻居去镇上赶集,邻居不想去,便回答,“还跑云南、四川去赶集,不如网购。”大人骂顽劣的小孩,“找你好久,不见踪影,跑哪个云南、四川去了?”有些小孩学了地理,便问,“为什么不说新疆、东北,那距离不是更远吗?”我很想过去解答。
还记得儿时,我们院子里一位百岁老婆婆,后来有些老年痴呆,已不大认得我们这些小孩了,但每次见我都会拉手说,“你们不要再去云南、四川了啊,让李聪明等得好苦啊……你要再去,就带着她。”说着老婆婆便抹起了泪。
那天,曾祖父刚进槽门,就对大婆婆说,“小妹,我还有要紧事,只回来两天。”大婆婆见曾祖父手臂上有尘土,轻拍道,“那我吩咐厨子,让他们歇两天,我来做饭。”
家里仆人见曾祖父回来,有人大喊,“我们家的县太爷回来了。”高祖父在楼上赶紧让两个捶背的丫鬟把水烟拿走,清了清嗓子朝下面叫喊,“吵什么吵,有何了不起,一个狗屁县官而已。谁要敢在这个宅院耀武扬威,给我用棍子打出槽门。”
无论下边如何热闹,高祖父始终不动声色,直至曾祖父主动上楼跟他问安,他翘着二郎腿道,“瘦成老猴子了,看来县太爷不好当。出去几年,还记得自家的门是朝哪啊。水烟对付不了,酒总能喝两杯,等下我烫壶酒,给你解渴,免得被人说小气。”
曾祖父说想去看看刘掌柜,高祖父眼神瞬间黯淡,拿起了水烟,当着曾祖父面抽了几口,“要看也是我去,我每年都看她,你凭什么去?”曾祖父答道,“我替刘丫去。”高祖父呛声,“那你去上海。我好不容易好一点,你一回来就惹我不欢喜。”
曾祖父叹气,“爹爹,那您怎么没能留住刘掌柜。”高祖父气得丢了水烟,“逆子,给我下去。”曾祖父刚走下楼梯,只见大婆婆提了一个篮子在等着了,“那么大声,我们都听到了,父子俩谁也别揭谁的伤疤。篮子里有香、烛、黄纸,早去早回。”
这时,高祖父也下了楼,冲大婆婆道,“我还走得动,无需他替我去。”说着呵斥曾祖父,“还不快走,从小到大就是个呆板样,又说只在家住两天,屋里长刺吗?”
大婆婆倚在门边望着这对低头去往山上的父子,时隔多年,仍旧叹道,“人都是被命押着走的。”
从山上回来后,曾祖父来到大婆婆房间,劝她以后不要卖豆腐了,“小妹,大家都知道,你是最好的。那年我不过是说气话,这个家对不住你,我诚心给你道歉。不要因怄气而耗着自己,我走得越来越远,而你得有个打算了,为自己图个好。”
大婆婆转过身去,“做县太爷可不能糊涂,这个家从来没有对不住我,哪怕一草一木我都处出了感情。我要继续卖豆腐,乡亲们喜欢吃,女人习惯了我的吆喝声,我一喊,她们就会回应,端着碗便出来了,我喜欢这样。若是不磨豆腐,有些只吃得起豆腐的人家,桌上就摆不上菜了。在这个村子,我和我的豆腐是离不开了。”
曾祖父一时语塞。大婆婆从柜子里翻出一对金手镯,“德秀,我的德秀哥。你今年36岁了(老家男性满35岁就算36岁),还未有一男半女。刘丫是我喜欢的妹子,我时常想她,这对手镯早给她打好了,你带去上海接她回来,我是欢喜的。”
曾祖父赶忙接话,“刘丫,她现在叫素贞。她有自己的事要做,我也是了。”大婆婆忍不住问道,“她从没联系过你?”曾祖父看着手镯道,“她不肯见我,没用。”大婆婆自言自语,“是啊,没用。一个喜欢,一个不喜欢,没用;一个喜欢,另一个也喜欢,还是没用。问题出在哪?要怎么做,老天爷才肯成全这些可怜人。”
曾祖父真就只在家待了两天,大婆婆牵马将其送至村口,说,“不知你下次再回来,我会是什么样子。”曾祖父嘱咐大婆婆,“如果你不觉得苦,那卖豆腐也挺好的,只是人没有豆腐嫩,世事蹉跎,一转眼就老了。”大婆婆也摇头,“豆腐也分老嫩,剩下的豆腐渣也有爱吃的,全凭个人喜欢。不喜欢吃的,我满街吆喝也是大门紧闭。”
而高祖父则醉倒在了酒桌上,直到曾祖父走了好一会,他才爬起来骂道,“逆子走了?太不像话了,招呼都不打。走了好,免得戳我眼珠。”佣人连忙解释说德秀少爷喊了您,没叫醒,行礼之后走的。高祖父不说话,兀自倒着酒,始终没醉。
曾祖父一回到四川,就申请辞职。民众得知曾祖父要走,有人张罗着送万民伞,被曾祖父拒绝了,“诸位不必惦念鄙人,你们很苦,应惦念自己。身为为官者能让你们过好一点,乃职责所在,勿用颂扬;若哪天我等让你们更苦,务必驱逐之。”
民众的回答耐人寻味,“肯为百姓做主的官员如凤毛麟角,能遇见是莫大的幸运,有些当官的没啥子能帮我们,能做到不欺压也是顶好的,何况还能做点事。若是不留住,以后百姓怕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曾祖父此行是要去云南迎接蔡锷,他认为自己虽然只是个小人物,但有些事明知是以卵击石,也得去做,“松坡不为个人,我亦如是。即便是一个人,也要冲在前头表明心迹。”
蔡锷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他曾说道,“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接受参政院的“推戴书”,大谈恢复帝制是“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后来曾祖父提起“推戴书”仍余怒未消,立家规家训,“蔡家子孙后代,若读书人此般谄媚,无论多有出息皆视其为无骨肉团。”
“这种人得打才知道疼,不想做奴才的人,身上的骨头、头颅都会是武器,乃至流淌的血液皆是武器,有人天生直挺,宁折勿弯。”正因如此,好不容易在四川站稳脚跟的曾祖父,又一次义无反顾地选择离开。
曾祖父离川的那天,久未现身的张三妹出现在出城的路上,着一身红裳,旁边跟着两个丫鬟。曾祖父赶忙下马,说张家钥匙早放在了县公署,他没带走任何东西。
张三妹摇头,一串钥匙而已,不值得说起,更莫说等。曾祖父不解其意,张三妹又问,“知事这是要回老家了?”曾祖父往左边指了指,“我去云南,三妹儿多保重。张兄已故,我作为长辈,照理应当照看你,然我此番离去,怕是无缘再见。在此向三妹儿赔罪,望你喜乐顺意,无忧无灾。”
“你以为骑高头大马就是长辈了。”说着张三妹翻身上了马,“谁还没骑过马?”
曾祖父似乎有些生气,挡在马前,“小娃儿赶紧下马,别胡闹,需要帮忙尽管开口,但我确有要事在身,没空闲与你胡闹。”张三妹拉住马缰,往马背上一拍,马从曾祖父旁边跑了过去。曾祖父无奈大喊,“这娃儿不是瞎胡闹嘛!”
过了一会,张三妹才骑着马绕了回来,然后看着曾祖父道,“我不是娃儿,你再喊我娃儿,我就杀了你的马,让你哪里都去不成。接下来,我要与你说正事了。”
张三妹背过身去,从怀里摸出一封信,递给曾祖父,“我父亲给你的信,一早写好了。至于给不给你,何时给你,他让我自己决定。不瞒你,这封信我是看过的,而且看过很多遍,却一直拿着,舍不得撕。所以父亲怕勉强我,是多虑了的。”
曾祖父听说是张所长的信,双手接了。当他看完,却又面色凝重地将信还给了张三妹,“我会亲自去张所长坟前赔罪。”张三妹回了句 “我知道了。”便退到一旁。曾祖父立即上马,准备离开。张三妹又说了一句,“我会等你的,反正我岁数小。”
信中,张所长的意思是要将女儿许配给曾祖父。大概内容为,张所长说自己或许猜到了女儿的心思,张三妹以前眼光高,但不排斥相亲,自曾祖父来了县里后,她却坚定地表示自己要孤身一人,却又频繁来知事公署找张所长说一些无关紧要的事。
所谓父女同心,张所长也看中了曾祖父德才兼备,因而出城剿匪之前,写了遗嘱,怕猜错了女儿的心思,他才在给张三妹的信里交待,若不喜欢,不过是一张纸,撕了便是;若是喜欢,万一自己身遭不测,无需考虑丧期,遇良人,着红裳便是。
张三妹承认,“对德秀有意思,到哪个地步尚不自知。因父亲新丧不合时宜,便将信放在那里,舍不得撕是一定的。半年后再看,那就不只是一张纸了,越看越重。我每天想德秀,一张薄纸变成了土地,房子,大门,菜园子;字不再是字,变成了他的脸,我的心,我们的一大家子人,我看到了我们的儿女,孙辈,曾孙辈……”
曾祖父回头告诫张三妹,“我家中有妻,心里有人,眼前有事,身外无物,就此别过,你把光阴留给自个。”说完,便离去了。
1915年12月,蔡锷、唐继尧在云南多次举行军事会议,主要讨论反对袁世凯,反对专制。12月23日,会议决定以云南都督唐继尧等人的名义致电袁世凯,取消帝制,算是先礼后兵。12月24日,蔡锷等人再次致电袁世凯,请求取消帝制。由于袁世凯未予答复,12月25日,唐继尧等人联名发出通电,宣布云南独立,电报痛批袁世凯为背叛民国之人,丧失元首资格,决定要武力讨伐。
而此时的北京正在加紧为其称帝做准备,总统府更换为新华宫,“中华帝国”的国旗已在赶制。1915年12月31日,袁世凯下令将1916年定为洪宪元年,元旦将正式登基。
云南护国军以蔡锷为总司令,后来因兵分三路,护国军扩编分为三军,蔡锷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出兵四川;李烈钧任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出兵广西;唐继尧任护国军第三军总司令,留守云南。护国军主力由蔡锷率领,主战场在四川。曾祖父在军事会议召开之前赶到了云南,蔡锷见这位兄长来了,大受感动,“兄在川主持地方事务,劳苦功高,松坡有所耳闻;今见兄来滇支持松坡,无以言表。”
曾祖父面对枯瘦如柴的蔡锷,甚是心疼,“若非为国,我定将其绑至医馆疗养,然则有人一生许国,而不计较个人得失,包括性命,松坡若为己思虑,定当长寿。”
蔡锷问曾祖父是否愿意统兵,可给其安排一个支队,不过为了避嫌,得去李烈钧的第二军。曾祖父当即婉拒,一来蔡锷的喉疾已经相当严重,再者护国之举皆出自公心,他直言只想做一名军人,“为了国家,奋勇向前”。蔡锷便将曾祖父留在了身边,36岁的曾祖父在护国军做了一名普通的战士兼军医。
1916年元旦,护国军在昆明誓师,发布讨袁檄文。1月14日,护国第一军主力从昆明出发,曾祖父后来回忆,“有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怆,然则唯一往而无前矣,护国军第一军无一人畏难怕死。”蔡锷也曾说道,“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袁世凯)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
当时护国军号称有8千余人,实则只有3130人,缺粮少弹,战士们衣着单薄。护国军之所以在元旦誓师,却到14日才出发,就是因为缺钱,后来还是罗佩金将几代人的全部身家抵押给银行,才换来12万银元用作军费,使得部队得以开拔。而袁世凯前期布置了4万多兵力围剿护国军,并随时能调动其他军队增援。
就在曾祖父随军出发前几天,有人前来相告,一个骑马的少年在寻他。曾祖父走出营房,正好听到一声马蹄声,马背上的“少年”正是张三妹。曾祖父问她怎么来了,张三妹没有下马,说只谈公事,“各界人士拥护民主共和,小女子亦然。”
说着张三妹将一个装有银元、纸币以及银子的包袱扔给曾祖父,“我家里只有这么点儿家当能捐出来,房子不能卖,毕竟我还只是个娃儿。你打仗就打仗,不要动不动就说要孤身冒死往前冲,按理说你是懂兵法的,像莽夫一样往前冲算什么。”还没等曾祖父回话,张三妹就和一同前来的仆人骑着马走了。曾祖父捡起了包袱,护国军确实很需要这笔钱,他统计了一下,将其全部换算成银元大概值2000元。
讨袁护国军出师后,安排了三个梯队,计划夺取泸州,攻下叙府,直取重庆等地。护国军在川南与袁世凯的北军鏖战,拿下了叙府,留第一梯队驻守。随即蔡锷率第二、三梯队进入泸州、纳溪战场,而袁世凯的精锐力量也集中在泸州纳溪一带,双方你争我夺,持续一个多月,以至于纳溪三易其手。第一梯队刘云峰见纳溪战况焦灼,分兵支援纳溪,然叙府兵力空虚,被北军偷袭,其旅长冯玉祥因此而一战成名。
护国军从开始的所向披靡到之后的战事焦灼,其原因并非敌众我寡,问题出在留守昆明的唐继尧身上。论唐继尧为人,实与袁世凯如出一撤,虽有一些能力,却也钻营私利。他曾留学日本,是蔡锷的后辈;参加过重九起义,又是蔡锷的部下。蔡锷从北京返滇,未带一兵一卒,唐继尧是云南都督,他表示要将都督之位让给蔡锷。然而蔡锷是一个很替对方着想的人,坚决退让,称自己只带兵打仗,决不贪权。
与蔡锷相比,唐继尧的私德实在不敢恭维,他是集贪权、爱财、好色于一身的人,之前在蔡锷面前谦让,也不能论其没有私心,主要是因为蔡锷在云南威望太高,且云南多数官兵反对帝制,唐继尧若支持袁世凯,恐有杀身之祸。
护国军挺进四川后,唐继尧不派援军,不运粮饷,护国军战士疲惫饥饿,枪支弹药紧缺,而袁世凯在外面围了数十万人马。曾祖父去给战士治伤,战士握住他的手说,“伤口无碍,就有点冷,单衣不御寒。”曾祖父说,当时的战士们都是凭着精气神在支撑着,一直不后悔,就是想告诉国人,他们会为了反对帝制而战至最后一人。
曾祖父说他一辈子没打过讨便宜的仗,至辛亥革命始,都是一拼数十个,明知没有把握,明知可能一去不回,仍要死战到底。护国军打到最后如同叫花子一般,无饷、无粮、无弹药,最后连地盘都没有了,蔡锷的司令部撤至永宁大渊驿,建在一条河上。他曾写道,“自滇出发后,仅领滇饷两月,半年来,关于给养上,后方毫无补充,以致衣不蔽体,食无宿粮,每月饮食杂用皆临时东拼西挪,拮据度日。”
曾祖父打心眼里是厌恶战争的,后来他告诉子女,打仗每天都难熬,枪炮声,哀嚎声总会刺痛他,有些人因为战争而麻木,成为杀人机器,而他却始终清醒,打,无数家庭破裂,父母、媳妇、小孩等不回亲人;不打,所有人都会丧失希望。那些时日,尸体是冰冷的,活人也是冰冷的,曾祖父总是忍痛战斗,“战争,从来不是好东西,惨绝人寰,然抗争少不了流血牺牲。”
1915年3月15日,蔡锷与众将士的苦熬终于有了回应,广西将军陆荣廷宣布独立,声讨袁世凯,护国军大受鼓舞,3月17日,蔡锷宣布发起总反攻,北军溃败,袁世凯派四川将军陈宧及张敬尧与蔡锷谈判停战,川南战事基本结束。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下令撤销帝制案,第二天宣布废除“洪宪”年号;4月6日,广东宣布独立;4月12日,浙江宣布独立;4月16日,冯国璋致电袁世凯,劝其退位,勿续任总统一职;5月22日,袁世凯心腹陈宧宣布四川独立;5月29日,湖南宣布独立;1916年6月6日,当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中死去。
袁世凯死后,护国战争结束,蔡锷立即收兵。之前出兵四川,军费全靠东拼西凑,张三妹的2000大洋也投入其中,为此蔡锷赠予曾祖父一把德国产的勃朗宁手枪,又被称为“马牌撸子”。
那时,蔡锷的声望达到了顶峰,北京政府想任命其当国务总理,被他拒绝了,老家各界人士邀请其回乡主政湖南,亦被他拒绝,因为他说过,自己绝不争地盘。1916年7月6日,北京政府任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蔡锷接受了,因为护国军还在四川,需要他出面安抚调配,尽管此时蔡锷病情已加重,多次咯血,为安定四川,他仍坐轿前往成都。曾祖父跟随蔡锷一道,再次回到四川,赴省财政司任职。
1916年8月9日,蔡锷在成都只待了10天,因病情恶化,无法发声,向北京政府请假;9月10日,从上海乘轮船前往日本,进入日本九州福冈大学医院进行治疗;11月8日,蔡锷病逝于日本福冈大学医院,年仅34岁,举国哀悼。临终前,蔡锷曾遗憾地说,“我不死于对外作战,不死于疆场马革裹尸,而死于病室,不能为国家做更大的贡献,自觉死有余撼。”后又立下遗嘱,其中说道,“锷以短命,未能尽力为民国,应为薄葬。”1916年12月5日,蔡锷灵柩抵达上海,各界人士前来哀悼。
12月14日,蔡锷的追悼会在上海殡仪馆举行,梁启超宣读祭文,失声痛哭不能自已,只得将祭文交给他的另一学生代读,其挽联为:国民有赖公有格,英雄无命亦天心。蔡锷部下都说,其若非操劳过度,而是早早地去治病,不至于早逝。北京也为蔡锷举行了公祭,孙中山写下挽联: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
小凤仙白衣素车前去祭奠,她给蔡锷的挽联是: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那堪忧患余生,萍水姻缘成一梦;几年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挽联由他人代写,道出了小凤仙的伤痛,也有对其自身命运的哀叹。
蔡锷一生奉行“军人不党主义”,没有加入同盟会,不属于北洋系,只要是对国家有利的他便支持,克己奉公,因而各界对其评价很高,有“护国军神”之称。1917年4月12日,蔡锷的国葬典礼在长沙举行,其为民国国葬第一人,由湖南都督谭延闿主持。那天下着小雨,送葬队伍达上千人,蔡锷被葬于长沙岳麓山上。
对于蔡锷的逝世,曾祖父亦是悲恸万分,整日拿着蔡锷相赠的手枪流泪。据张三妹后来提及,他前去上海殡仪馆悼念时,是刘丫陪着进的灵堂,此事曾祖父并未否认,但与刘丫私事,只字未提,张三妹说是后来整理信件时才知道一些。
此前蔡锷离开成都后,曾保举罗佩金署理四川督军。然而,蔡锷去世后,四川实则为唐继尧所控制,罗佩金听从唐继尧的命令,搜刮四川财富,奉行“强滇弱川”的政策,裁撤川军,激起了川军的五师长的联名通电控诉,第二师师长刘存厚直接率部攻打罗佩金部,之后罗佩金离开四川,此后各派系出兵争地盘,四川陷入混乱之中。
曾祖父在四川财政司任职后,参与了财政预算计划,及全省五年计划的制定。他本想继承蔡锷的遗志,为四川贡献一点力量,哪想四川各地军阀割据自雄,聚敛财富,致使战事频发。而曾祖父已厌倦了战争,说战争之残忍,数万乃至数十万孤儿寡母最是明白,只要封建帝制不再复辟——张勋复辟时,他曾评价其是跳梁小丑,不成气候,直言“有些好笑”——他便不想再卷入此等纷争,更何况那些军阀都是为了一己之私争夺地盘。期间有军中故人相邀,他一概拒绝,说只对财政感兴趣,却也少去财政司上班,而是在成都开了一家医馆。
在此期间,曾祖父主动找过张三妹,说了一些她不爱听的话,诸如“三妹儿乃女中豪杰,多谢你的慷慨解囊,我替护国士们给你深鞠一躬”之类的话,然后表明要连本带利地还她钱。张三妹给了曾祖父一个白眼,“钱又不是给你的,你一个大头兵凭什么代表将士们,还当自己是知事大人呢,要还恐怕也轮不到你来吧?”
曾祖父认真了,说蔡锷将军临终前仍不忘抚恤阵亡将士,“在川阵亡将士及出力人员,肯饬罗、戴两君核实呈请抚恤,以昭激励。”可他个人却“无一橼之产,无立锥之地”,甚至死后还负债三四千元,靠恤金和友人的资助才得以偿还。因此曾祖父说自己就是能代表将士们,“你的钱是经我手的,你承不承认我都要还。”
张三妹后来告诉后辈们,“我真是忍了他很久,一直在那里颠三倒四,只谈正经事,恨不得一枪崩了他。但他说得认真,我看着他,再刺耳的话,也觉着好听了。”
可能曾祖父心里真的装着人,他对张三妹的爱慕皆予以拒绝,还说得冠冕堂皇,“国家如此破败混乱,民不聊生,我没有脸面成家,‘好友’刘素贞作为一名女性,尚且不谈儿女私情,宽和慈善,只为弱者奔波。我堂堂七尺男儿,岂能不如人?”
张三妹也是一个撞了南墙都不回头的人,她顺着曾祖父的话说道,“我比你年轻17岁,或许还真能等出来一个国富民强,众安道泰;你的‘好友’能做到的事,我也可以。”到了晚年。张三妹还说自己,“就算是等,我也得在他面前等,时常告诉他。”
张夫人对张三妹也是极为宽容,前来提亲的人依旧不少,却总是被张夫人婉拒,说张三妹有自己的想法。有媒婆称,20岁算老姑娘了,若不是张三妹长得好,看着好生养,换作其他人,恐怕就没得挑了。张夫人仍是说,“或许她一早就挑好了。”
起初,张夫人找曾祖父看病,曾祖父战战兢兢,以为张夫人会训斥他不识抬举。去了之后,张夫人非但没有提及曾祖父与张三妹的事,反而夸他“是个讨喜的人”。
后来张夫人改嫁,事先并未告诉张三妹,而是前来向曾祖父“问诊”,说对方不过是一个撑船的,张氏族人自会极力反对,她不在乎,但张三妹可能也不会同意,于是想来听听曾祖父的看法。曾祖父让张夫人不必顾虑,只要是有心郎,夫人喜欢,说蔡家祖上也有撑船的,就算撑船的也能给人以安稳。张夫人这才告诉张三妹,说德秀支持她改嫁。
张三妹没有支持也未反对,只是说,“德秀从来就有他温柔的一面,我知道的。”
为了能经常见到曾祖父,张三妹提出要在医馆学医,怕他拒绝,她拿出张所长写的信,将那句“即便不能成亲,有事亦可找德秀,他定会相帮”圈了起来给曾祖父看,曾祖父同意张三妹留在医馆当学徒,同时约法三章:不讲私情,以师徒相称,若学医心猿意马即刻走人。他说当兵或许还能懒散,但治病救人决不能视作儿戏。
张三妹在家中被父母视作男儿一般宠爱,性格难免有些任性,但学医时却是极为认真,有天资又刻苦,曾祖父挑不出毛病,没理由轰她走。
张三妹坦言,那段日子,虽然有些累,却是相当开心,尤其是在曾祖父故作一本正经,刻意强调二人是师徒关系时,“其实我每天都想说,看你往哪儿跑,只要你跑,我就追。他呢,整天故意板着个脸,怕我说‘不得体’的话,想来就好笑。”
两三年后,一天,曾祖父出诊去了,突然有一队人马来到医馆门口,扛枪的士兵成两排站立,一个身穿戎装的军官威风八面地走在中间。张三妹从小在县衙长大,也算是见过世面的,见来人在耍威风也丝毫不怵,直问,“你们是哪个有病要看?”
军官拍了拍军服道,“鄙人现在是熊克武总司令(当时四川的实际控制者,统摄四川军、民两政)的下属,很快要提旅长。”
张三妹还是那般淡漠,“那到底是你,还是熊克武要看病?”
这时军官摘掉帽子,往张三妹面前一凑,“是我啊,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吧?”来人正是张所长死前救下的那个警佐,此次专程带兵过来炫耀一番。
张三妹瞪眼一看果然是。警佐一脸得意,“过些日子我要去祭奠张所长,将其坟场修缮一番,救命之恩永世不忘。现在你看得上我了吗?”
张三妹反问道,“你说什么?”警佐指着外面的士兵道,“我现在的权力比知事大。”
“是挺威风的,那又怎样?”张三妹捣鼓起了药材,“你是要把我绑了呢?还是说一枪毙了?抑或等德秀回来,将他一起给杀了。那整个四川就数你最有出息嘛。”
警佐让门外的士兵向后转,退出五米开外,向张三妹解释道,“怎么说蔡知事都算是我的上司,而你是我恩人的女儿,我若以下犯上,忘恩负义,还怎么带兵?我知道你之前属意于蔡知事,他却只当你是晚辈。如今蔡知事年事已高(40岁左右),财政大权由省长直接署理,财政司无实权,相当于赋闲在家,已不如我。”
张三妹一阵冷笑,“非我羞辱你,你蛮凶火(厉害)的,家父没有救错人。但就情义而言,就算你当上大总统,将德秀打入大牢,我的眼光还是放在大牢里。你不晓得我喜欢啥子人,我看上的不是知事,你哪怕学一下德秀,我都高看你一眼。”
就在此时,曾祖父回来了,只穿了一身长衫,身上都是药味。而之前威风凛凛的警佐见到曾祖父,立即站直了身子,喊道,“报告知事”,再弯腰行礼,退到一旁。
曾祖父只是微微点头,然后挪动了一下凳子,“你坐,有些年未见故旧了。”警佐坐立不安,满头大汗,终于忍不住说,“有公务在身,下次以个人身份再来拜访。”
张三妹笑着谈及警佐的滑稽之举,曾祖父并未介意,“他骨子里不坏的,年轻人好张扬,自负其能倒也能理解。你莫要想张所长救错了人,救人一命总是对的。”
张三妹说,曾祖父虽是多次在战场厮杀的军人,平日里却宽以待人,更像书生多一点,“可书生也有掌权后生性残暴的,而德秀不是,第一次喜欢德秀说话,是他喝着酒对家父说,‘打仗抱必死之心,因为面对的是敌人;为政要有容人之心,因为面对的是百姓;非常时期使用铁腕手段须慎之又慎,要留有后手,确保使之不过,不为小人利用,不能成为常态。'他说到便能做到,菩萨心肠,惩恶扬善。如王阳明所说,‘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他实在招人喜欢。”
晚年张三妹总是想起曾祖父,“我看上的那个人,很拽实(扎实),能镇住我的心。”在她眼里,“我爱的这个人灰头土脸的时候居多,他总说一辈子很短,得务实,实在无法虚掷光阴,因而他义无反顾地革命,日夜辛劳地当官,风尘仆仆地看病,但骨子里总有一股从容,遇到麻烦之事泰然处之,再有就是一种替人着想的悲悯。”
从1913年开始,张三妹便认定了眼前人,在医馆甚至想过,“两个人就这样带着仁爱之心悬壶济世,倒也是一辈子的好时光。有些等待之所以长久,是连自己都忘了在等着谁,日复一日地过着,不想有所改变,不知不觉就过了那么些年头。”
如今90多岁的姑奶奶跟我说起这些事时,仍不忘调侃张三妹,“你小婆婆有点肉麻呵,可能你不知道,那个年代的人,只要是读了书的,对待感情其实挺奔放的,跟你们现在的年轻人一样,他们也年轻过,我们上学时亦如此,一个比一个肉麻。你才听这么一回,就在那里呵呵笑。我可听她念叨近20年,我妈妈只说了爸爸一句坏话,‘德秀啊,唯一对不住我的地方,就是陪我——没有他说的那么久。’”
编辑 | 沈燕妮     运营 | 梨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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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 寞 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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