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雪夜枫鳞
和去年春节档《长津湖之水门桥》最后一部加入战场不同，《无名》的官宣发生在东方卫视的跨年晚会上。王一博说出他的新年计划时，《无名》进军春节档正式尘埃落定。
博纳没有为《无名》安排首映式和提前观影，于冬说，对于这样的一部谍战片，他想把悬念保留到最后一刻。影片正式上映后，博纳马不停蹄地为《无名》组织了多场全国路演。于冬认为路演不是目的，但路演可以为春节档和电影市场拱一拱热度。
博纳、程耳、梁朝伟、王一博、谍战片，《无名》的主创组合大部分观众初看恐怕都会感到困惑：程耳一直以来的闪回式叙事风格，能否和谍战片类型所契合？
于冬则非常自信：“这一次博纳和程耳的结合，把一个艺术片做成一部商业片，叫商业艺术片，又一次实现了中国电影的创新表达的突破。”
停拍、重启、补拍、定档，一部电影上映所要经历的波折，《无名》一样不落，人们可以想见博纳在操盘整部电影的过程中经历了什么。上周三，娱乐资本论在《无名》的北京见面会上见到了影片的总制片人、博纳影业CEO于冬。
在这次采访中，于冬聊到最多的还是程耳。作为于冬北京电影学院的小师弟，二人的关系无需多言。从于冬的口中，我们能够勾勒出工作中的程耳具体会是怎样一个形象。
“希望今年春节档大家都好，联手突破100亿票房”，这是于冬在2023年春天最为朴素的愿望。
纪念无名英雄，
中国电影离不开谍战片
谍战工作，讲究的就是隐蔽身份，彻底消失于历史之中。谍战片的作用，就是要挖掘这些无名英雄。
于冬很喜欢谍战故事。他告诉小娱，《无名》创作的初衷就是要拍摄一部反映特殊年代隐蔽战线无名英雄的电影。
“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勋永垂不朽。”这段无名英雄纪念碑上的碑文，成为了影片片名的来由。
在于冬看来，近十年出彩的谍战小说和剧本都被拍成了电视剧，除了14年前高群书执导的《风声》之外，电影作品在表现地下党和隐蔽战线工作者这个选题上是稀缺的。
自1949年以来的中国电影历史中，谍战片一直没有缺席。《羊城暗哨》、《保密局枪声》、《永不消逝的电波》和《与魔鬼打交道的人》，这一部部谍战片滋养了一代代中国电影人。
《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孙道临饰演的李霞和纱厂女工何兰芬本是一对假扮的夫妻，协助党组织收发电报。在这个过程中，李霞和何兰芬相爱了。
《无名》中同样有着类似的设定。周迅饰演的陈小姐虽然是何主任的妻子，但与其一同行动假扮夫妻的张先生还是爱上了她。只是这一次，陈小姐拒绝了张先生的爱，而这次拒绝从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张先生背叛革命。
正是看到了谍战片的价值，于冬才会为这种类型在中国电影市场的鲜少感到担心。最终，于冬向电影局申报了这个选题，想要让谍战片再现大银幕，这种想法也得到了电影局的支持。
《无名》的历史背景究竟要选取哪一个时间段，也是制作方头疼的事情。尤其是程耳导演的前作《罗曼蒂克消亡史》已经涉及上海沦陷期间的历史背景，两部影片能否做出区隔就显得至关重要。
于冬告诉小娱，1937年到1945年抗战胜利，这8年时间的上海主要分为两个历史阶段——一个是淞沪会战后日军占领上海，另一个则是日军轰炸珍珠港后进驻上海公共租界。这两个时间段的主要区别就是租界区有没有被日军占领，以及青帮对于租界区的管控力度。
“在这样一个大时代的背景下，共产党的隐蔽战线上的工作危机四伏。这些英雄们的故事，其实是具有戏剧张力的。程耳这一次要面对的是更加宏大的命题。它牵扯到的是国家英雄如何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又深陷各方势力的漩涡中。所以，《无名》比起程耳上一部的青帮故事要更具家国主题和英雄主义主题。”于冬说道。
沟通超半年，
民国历史控为剪片吃住在公司
为什么选择程耳？这恐怕是所有人最为关心的问题。
程耳是于冬的一个艰难抉择。如果按照近年来博纳的创作思路，刘伟强或许是更为适合完成这样一个谍战故事的。香港导演只需要一个足够完整的故事，就能把悬疑感、节奏、商业性快速完成，实现博纳构想中的谍战电影。
工期这件事儿上，程耳看上去似乎毫无优势。第一部《边境风云》到《罗曼蒂克消亡史》，程耳用了4年。到了《无名》，程耳又让人们等待了7年。“程耳是一个个性化很强的导演，个人风格极其鲜明。他不是一个按时完成作业的导演（笑）。即便答应你明年交片，他也不一定真的交片，会拖很长时间”于冬坦陈。
不过，于冬还是和程耳聊了半年《无名》这个项目。这半年的时间，是于冬逐渐了解程耳内心世界的过程。于冬发现，程耳对于民国历史是非常熟悉的。尤其是民国时代著名历史人物，他们所做出的各种关键决定，每个人之间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程耳都了如指掌。
民国历史的积累和通晓程度，是于冬下决心邀请程耳来执导《无名》的原因。而这些非常细致的历史细节，也早已融入到《无名》的剧本创作中。
影片末段，叶秘书从上海移居香港，见到了王队长的家人，并亲自享用了一锅醉虾。叶秘书和王队长家人的对话里，曾经表示过因骚乱从九龙搬走。这个细节也是有史可查的。1946年，香港九龙曾经发生过葡萄牙警察踢死街边小贩的事件，从而引发了油麻地地区的骚乱。《无名》正是由这些细密如匝线的历史细节所构成的。
（图片来自于香港历史社会研究社）


博纳对程耳的要求也非常简单，那就是保留程耳闪回式叙事风格的前提下，融入更多商业元素，尽可能地加入通俗性。
于冬希望程耳在《无名》里能够加入多一些枪战戏以及追车戏，甚至是追火车的戏份。但于冬心里也清楚，讲得再多程耳也不可能全盘接受。对于一个有个性有主见的导演，所有建议最后还是要有选择性地吸取。所以，于冬对于程耳给予了极大的创作空间，他开玩笑地表示“预算没有上限，不要求交作品的时间”，就是希望希望程耳能够不留遗憾。
谈及和程耳工作时的感受，于冬认为程耳能够让他看清楚，一部精致的电影是如何打磨成型的。只是一个简单的电影打板，都蕴藏着诸多拍摄的门道。
一般而言，大部分导演的工作习惯是场记先进行打板，演员开始表演，摄影师跟随着演员的表演进行运镜推轨。程耳的片场不是这样的。他的拍摄现场一般非常安静，演员进入状态之后摄影师开始拍摄。这场戏演完之后，场记再上去打尾板。
程耳向于冬解释过，他很怕开头的打板会打断演员已经酝酿好的情绪。演员的情绪不被打断，才能够让每一个镜头有机会精益求精。
程耳有一家属于自己的后期剪辑公司，他的机房永远只有一部电影正在被剪辑，那就是他自己的电影。如果去别人的后期公司和其他电影一起排队，程耳导演作品的工期恐怕还要进一步延长。
为了打磨《无名》的后期制作，程耳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睡在自己的公司里。每天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剪片子，困到不行了才休息。于冬说程耳不想出来吃饭和应酬，因为那样会打断他的工作状态。得益于这种近乎狂热的工作状态，程耳至今还没有感染过新冠。
在逼自己一把上，程耳和很多导演一样熟练。于冬告诉小娱：“《八佰》上映前，管虎导演跟自己较劲不抽雪茄了。程耳说，我能把什么戒了？最后他决定，这电影不上映之前就不喝酒，等《无名》上映那天，再和我喝酒。虽然他酒量不行，但也总算是逼了自己一把。你也能看出，他是对自己有严苛要求的一个人。”
7年厚积薄发，
《无名》是博纳和程耳的一次升级
《无名》对于博纳和程耳本人都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
对于程耳，《无名》是一次制作规格上的升级。处女作《边境风云》的成本只有1000万，到了《罗曼蒂克消亡史》就已经上升至亿元大关。这次《无名》又上升至3亿成本，是程耳的一次全面升级，也是他7年厚积薄发的成果。
对于博纳，《无名》是一次制作思路上的升级。如何面对今天的观众是于冬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于冬希望能够呈现出一部不一样的中国电影。从《智取威虎山》开始，博纳拍摄了许多主旋律题材影片，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那就是他们一直在寻求题材和类型上的突破。
博纳在创作主旋律题材的过程中，有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就是尽可能把主旋律题材纳入到类型电影中。类型片拥有更好的电影语言和视听节奏，和主旋律题材结合到一起往往能诞生出创新表达。
程耳电影的叙事风格，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闪回式叙事。它大量依靠观众的脑补，所以很多观众会获得解码的快感。没有相应观影经验的人很容易蒙圈，等到后面闪回时才知道前一场戏讲的究竟是什么。闪回叙事的方式树立了程耳独特的创作风格和影像化风格。
这一次博纳和程耳的结合，把程耳的个性化风格和商业片类型进行有机地融合，于冬认为这样的作品可以叫作“商业艺术片”，实现了中国电影创新表达的突破，也实现了博纳影业在主旋律题材上的又一次突破。
上海三四月份的疫情封控还是给《无名》的拍摄带来了一定困难。很多之前搭好的外景都被拆掉了。转战另一个外景地拍摄，剧组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恢复原来的景别。这些过程都是要耗费巨量时间、精力和金钱。
作为总制片人，在于冬的制片准则中，该花的钱一定要花，不该花的地方坚决不花。这种预算控制之下，博纳往往有余力帮助导演进行补拍，提高电影的完成度。
于冬知道，补拍对于投资人而言往往意味着灾难。杀青意味着拍摄工作的结束，如果想要补拍，往往意味着投资人需要重新投入巨额的资金。
但是在影片质量和投入之间，于冬还是会选择质量。于冬说他没有“忘本”，他时刻都记得自己来自电影学院，没有忘记自己为了“离电影更近一点”的梦想而选择电影行业的初衷。哪怕今日于冬已经成为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板，那些曾经在阶梯教室拉片的日子，曾经在文学社团创作文章的时光，曾经与同窗讨论剧本到深夜的光景，依然时常会从于冬内心最深处跳出来，提醒自己，永远是一个电影极度热爱的文艺青年。
所以，这是于冬作为企业家，也是一位电影人，与创作者之间的共通之处——对制作的高标准诉求之外，对艺术创作，仍然有着一腔热血的表达。所以他常常经不住导演的创意诱惑，无论是追加预算，还是让导演放开手脚，终究是要去尽量满足创作者的意图。这既是帮助创作者圆梦的契机，也是自己对电影艺术追求的体现。
最终，博纳的影片往往会权衡平衡制片成本中，从而兼顾投资收益和艺术完成度。
谈及春节档，于冬最关心的可能还是观影人数的问题。去年春节档有50%和75%的座位限制，大量座位空置的情况下，影院不得已提高了票价，造成了观影人次的恶性循环。2022年春节档比2021年的观影人次减少了4600万。
于冬认为，院线和片方应该普惠中小城市的低收入人群观影需求，今年又没有了限座的要求，可以适当地把票价打下来，让更多观众走进影院。而他也坚信，今年春节档各家都拿出了质量过硬的作品，辅以普惠亲民的票价，中国电影市场的回暖就在不远处。
 “让更多的人走进电影院去看电影，是我们这一代电影人的责任”，于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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