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岁的人总是在质问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
竺晶莹
来源投中网(ID:China- Venture)
封面来源|视觉中国
钟宇,正在遭遇人生中最大的迷茫。
他26岁,刚结束一场创业。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毕业后,钟宇顺理成章地进入头部管理咨询公司工作,尽管在洛杉矶工作顺利,他却选择了辞职。那时他的困惑是,每天这么累,拿着那么高薪水,可这份工作对社会产生了什么价值?随后,他和攀岩结识的朋友一起创立了护肤品品牌,计划从北美推广到全球市场。投资人认为他会连续创业而想要优先跟投权,他却皱眉,对方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如今创业一年有余,他与合伙人因对公司的发展方向有分歧,结束了合伙关系。
20多岁的人总在质问,也总在迷茫,而这似乎是一种属于年轻的特权。
我拿这么高薪水,可对社会有什么价值?
朋友都说,钟宇是最不可能去创业的那个人。但是,他辞职了。
离开那天,他走进上司的办公室,有点内疚,又是第一次辞职,于是他表现得很抱歉。上司说:“你千万不要觉得抱歉,我们就是最好的商学院,恭喜你毕业了。” 咨询公司,可能是世界上最接近学校的公司,做项目就像写作业。
钟宇待了一年半的时间,起初三周看一个产业,每天从早上九点干到晚上十一点,抓数据、打专家电话、回答客户问题……管理咨询注重提纲挈领,从概念上和语言上把东西梳理清楚,但是不注重实用落地。“我现在都不知道自己的报告压在芯片公司里谁的案头上。” 钟宇知道,从你写出这个报告到最后实际在工厂里发生改变,也许是10年、20年后的事了。
很多时候,做CDD(商业尽职调查项目),他们扮演的角色是“评价者”,最后不能带来什么实际改变。这种“评价”的价值在商业体系中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对于个体来说,身在其中,不免会有一种“疏离感”。管理咨询提出的建议、看法,和资本隔着一层纱,而资本,又和企业隔着一层纱。
表面你特别能干,特别能抗,但钟宇感觉到了自己被异化,自己做的东西无法彰显个人精神。“我费那么大劲,给我这么多薪水,最后给这个社会到底带来什么价值了?当资本对人的异化在我的工作中上升到了一个很高境界时,我就有点受不了。”
沃顿毕业的本科生,95%的人直接进入九大投行和管理咨询公司,不少人泰然地躲在名校、大公司的标签背后,安度此生。钟宇看起来是最适合在这个专业系统里晋升的人。无论在新加坡的中学,还是宾大,他都是中国学生会主席,也在每个地方都担任戏剧社社长。所以这样的成长环境让所有人觉得,你就适合去做高管。他相信自己也能做得好,只是在心里过早地叩问意义,叩问价值。
也许是因为认为自己应该有更多的可能性,钟宇身边的人经常被一种焦虑萦绕,当他们在投行和咨询公司苦干时,会问自己——我是不是还可以做些更有趣、更有用的事?很多在纽约的人,会跳槽去大PE,继续卷。洛杉矶更多元,合伙创业、做可持续农场、去盖茨基金会的人都有。
对于沃顿和MBB(三大管理咨询公司)的标签,钟宇看得很淡,他说:“人们可以用标签去理解别人,但不要试图用标签去参透或‘曲解’一个个体。” 现代商业社会中,沟通变得很粗暴,在全世界都可以用标签迅速认识一个陌生人。在旧金山这个效应就很强烈,你是哪个行业多大岁数,人家直接就能推断出你的收入和家庭状况。你无需解释,大家就知道你有钱有闲或有钱没闲。钟宇觉得,“这也很好,只是另一种生活罢了。”
但他在过去两年里,正在克服标签效应。标签消失以后,他想搞清楚自己到底是谁?你能做什么?究竟这辈子你想留下点什么?你的个人意志又该如何外化?
为什么你认为我会连续创业?
钟宇离职时,有三个期待。第一,他想要穿破资本到达企业的层面,真正做一个产品、公司。第二,他想找到自己的社群,有一些更有精神功能的朋友。第三,他想为这个世界创造一些价值。“即使建造真实、有价值的东西,很难,但这个一步步建造的过程本身就很美好了。” 
他们做美国品牌,在韩国生产,主打可长期使用且温和的日常护肤品。 “好的护肤品不刺激,应该是一个前提,而不是一个优点。” 钟宇说,这就是他们的逻辑。
不少投资人来见他们。有几次都临门一脚了,但他和合伙人还是决定暂时不融钱。有些投资人认为,如果你这次创业失败了,肯定会再去创业,那么他们想在你的下一个项目里拥有优先跟投权。钟宇对此皱眉:“我从来没想过连续创业。” 显然,中国消费市场“高举高打”的策略,和他们“百年”的愿景有了冲突。
除了这类条款,钟宇也隐隐感到,投资人总会催你赶紧去融下一轮钱,融下一轮最直观的就是产品要多,这就跟他们产品研发的理念和速度有冲突。钟宇表示:“这钱现在给了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花才最有效,我们目前没有非拿钱不可,手头有启动资金,也有小笔进账。这个时候烧钱去推广,全球经济都不是那么好。我们还是倾向于更持续地发展。一旦有资本入局,很多事情都开始不确定,你能不能守住你的philosophy,会不会去做很多所谓吃相难看的事情,都未必是你说了算。等到我们缺钱,能把钱花在刀刃上时,再接受投资就会不一样。”
只不过,钟宇与合伙人虽然在融资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却在何时进入中国市场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不久前两人分道扬镳。
回望这一年来的创业历程,从开始到结束,钟宇都会想起昔日那场穿越美国南北的骑行之旅,那成了他创业的隐喻,也是埋藏在他心底的冲动化为现实的一个佐证。
“那趟旅程改变了我,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很随性地去做一件事。” 两个月,钟宇从加拿大边境一路骑到洛杉矶。一个人,一辆车,前后左右四个大包——装着帐篷、炉子、睡袋、食物、水、修车工具……在Excel里罗列的一百多样东西,还要绑上一块太阳能板。自行车加上人的承重极限是250斤,而他当时自重185斤,于是在出发前的三个月,钟宇把砖头放在车里,每天骑一百公里来回,瘦了40斤。这一切只源于他的一个念头:2020年疫情起始,公司的上班时间推迟到五个月之后,那这段空余时间为什么不把我的老自行车骑上路?查了路线,虽然很难但可行。而且,此前在南极的生存挑战让钟宇学会了露营这些户外生存技巧。
路上果然很难。迷路、遇到熊、被狗追、站在大马路上讨水喝……那时他一周住一次旅馆,平日在路上搭帐篷,晚上方圆几十公里没有人,只有动物的叫声。半夜突然有只浣熊睁着血红的眼睛看着你,吓得人蹦起来。有时他骑了几十公里到露营地,结果山火烧到那儿了,警察拦住他说:“小伙子,你很勇敢,但是整座山都着了。” 然后他转过身,一整天都白骑了,刚才所有的上坡下坡要一步步退回去,边骑边流泪。
这时候,他就会问自己:“我为什么要上路?我到底来这里搞什么?”
他用村上春树“远方的鼓声”来解释这一切,出发前仿佛内心深处有一个小人在催促你:为什么你的生活里没有更多能彰显你自己想法的事?那未必是世俗意义上的奖励,却是精神层面上的回馈。钟宇如今觉得,一些人生中的关键时刻在来临的时候,没有给你什么选择,你很自然地必须这么做。他有位朋友对他的这个决定一点都不惊讶:“你的内心深处就是有想要打破规则的冲动。”
钟宇从MBB离职出来创业,也同样由这种想要打破规则的冲动所催化。他一度觉得,看着自己每几个月都能扎扎实实做出来一些事情,从生活中发自内心感受到收获和踏实,这比交作业的感觉好太多了。
创业结束后,钟宇低落了两周,他突然发现人生中第一次不知道每天醒来后该做什么,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20多岁的人在迷茫什么?
我和钟宇的对话发生在2022年末的上海,那天飘着森然的小雨。
回到北京,我跟主编董老师回忆了很多这次访谈里的细节,尤其讲到钟宇的那场骑行,我说一个人一辆车在路上两个月,像缺水这种事就可以时不时把你置于一个荒凉的绝境,然后你不断绝处逢生,只为了起初的一个念头……听我说个没完,董老师问:“你到底是想聊他还是聊你自己?” “啊?”我愣了一下。他笑说:“通常我们写别人,也是因为透过别人看到了自己。”
我跟钟宇年龄相仿,他的骑行让我想到我在写散文集这件事。不管是创业还是创作,那条路你很多时候是独自在驰骋,其间有怀疑、不安,以及对于结果的不确定。我写文集的初衷是处理自己的回忆,记下你曾经跟这个时代发生过的碰撞。但我今年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再动笔,借口那是写作瓶颈,但内心又对这种停滞极为不满。然后你就开始质疑自己做的事到底价值几何?在一个不太赞颂文学的时代里。
20多岁的人总是在质问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钟宇在professional service系统里敏锐地觉察到那分工作的局限性,他问自己拿那么高薪水,又给社会创造了什么价值。可其实,这样的工作对于很多渴望安定的人来说,甚至是一种奢侈。当他出来创业后,想的是用几十年打造一个消费品牌,可投资人一上来就赌你会连续创业。他那时不以为然,结果这场创业真的在一年后告终,他陷入了短暂的迷茫。
可这种迷茫总是暂时的。你逐渐意识到,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就已经是值得过的人生了。
至少我看到,钟宇愿意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骑车上路,如果畏难,在半途买张机票飞回去也无不可,但他不仅为这趟旅程自律地训练了三个月,而且一站又一站地骑完了全程。离开MBB,很多人不愿放弃这样一个商业社会里光鲜又便利的标签,他能意识到被异化,也能进一步去叩问自己是谁,自己的实际能力到底如何。创业消费品牌,他和合伙人坚持长期主义,不愿做投资人臆想中的连续创业者。甚至从公司退出后,他站在对方角度考虑,觉得对方的理念长远来看也许是正确的。
每一个选择都意味着放弃其他的路径,并承担相应的代价,钟宇表现出来的是,他接受自己选择后的代价。
我感到,这几乎是在践行存在主义了。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演讲里想要告诉公众,这是严肃的乐观主义哲学,你的选择、你的行动才真正塑造了你的人生,可这也就意味着一个人要对自己负起所有的责任,再也没有借口。
此外,如果年轻时的质问与迷茫可以演化成对自我的负责后,这也意味着在失序的世界里,你至少在试着匡扶秩序。
我们最后谈到了《莫斯科绅士》,那是关于一个俄罗斯伯爵被软禁在大都会酒店的故事,动荡不安的年代里,他用旧时代的温雅建立起周边的秩序。小说的结尾提到了《卡萨布兰卡》里的一个镜头,瑞克在酒吧经过一番打斗之后,悄悄扶起了一只被推倒的鸡尾酒杯。二战期间,来到卡萨布兰卡的人都寄希望于拿到签证,离开欧洲战场,瑞克的酒吧就是这种希望的中心,而他在混乱之后扶起酒杯的这个动作,正展现了他对这个世界最根本的信心。再微小的动作,都可以为恢复这世界的秩序尽一分力量。
无论是创业还是创作,只要你仍然有对世界的不满,你也在践行着自己的理念,那无疑也是在这个纷乱的世界里试图匡扶一点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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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岁的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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