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义工旅行”兴起于“二战”后的英国，到上世纪90年代发展成低成本深度游产业。国内对义工旅行的最初认识以到旅游城市打工换宿为主，但近两年来去乡村做义工成了新选项。在乡野，一群中场休息的年轻人正在寻找重新安置自我的场所。
记者｜肖楚舟
城市新居民
做了半年义工旅行，阿秀说起自己的第一次义工经历还有点儿后怕。大学毕业典礼刚结束五天，这个带着点儿稚气的倔强姑娘就孤身一人从广西坐火车到恩施，换大巴到双河镇，再和村民挤上通村小巴，摇摇晃晃地沿着悬在半山腰的“挂壁公路”前往大山深处的乡村图书馆。看着斑驳的车厢，她心想，“即使我小时候去外婆家坐的大巴，也没有这么老旧”。
小宝比阿秀早来一点，是图书馆里的老伙计兼主厨。他大学毕业后当了两年游戏代练，整天坐在房间里对着电脑，再喜欢打游戏也倦了，“挣钱是为了生活，那为什么不现在就去生活呢？”他出来云游了两年，一开始和其他年轻人一样去景点拍照打卡，久了也觉得没意思，“过了那个阶段，还是感觉乡村比较好，有生活气息、安静，想干啥都可以”。他来的时候图书馆还没有完工，谭哥正在给图书馆外墙安装射灯，两盏大灯是他给挂上去的。
为了融入当地生活，义工阿秀试着去为村里的老人拍照（受访者 供图）
七月刚刚告别职场的Vera是在搜索“挂壁公路”时，偶然发现了这座乡村图书馆。她在广州、深圳、杭州、上海都工作过，最后一次跳槽到深圳的时候她跟父亲说“这次终于定下来了”，结果待了半年还是顶不住。“每次有人问我你打算扎根在哪里，就会让我汗毛生，结果发现途中状况频出，其实很耗精力，必须找个地方静下来才行。”
这群天南海北来的年轻人都是被谭哥发布在豆瓣上的义工招募帖吸引来的。谭哥过去是个小有名气的歌手，2017年靠多年在外商演和主持攒下的积蓄，他在恩施市区开了一个结合青旅和共享办公空间的创客空间。去年因为疫情影响，他关了城里的店铺，回村把老家荒废10年的老屋改成了图书馆。这座木制吊脚楼是他父亲45年前亲手建成的，立在木栗园村的村口附近，门前一个宽敞的水泥平台，一棵漂亮的大树，进村就能看见。
受新冠疫情影响，像他这种位于非传统旅游目的地的农村义工项目，正在吸引越来越多城市人的注意。
杨燕在2020年成立了自己的义工体验平台，谭哥的乡村图书馆是她考察过的项目之一。她在大城市当了十多年白领，做海外游学项目时了解到义工旅行的概念，裸辞后她想去大理散散心，又想要比以前旅游时更深入当地生活，就去豆瓣搜索招收义工的民宿。发现很多店家发布的招募信息没有审核和评价，她萌生了创建义工体验平台的想法，“主要是开发一些有意思的体验项目，实地考察情况，提供筛选服务”。平台经营两年下来，她发现“城市人回流农村做义工的确成了一种趋势”。
乡村图书馆改造自谭哥家中的老宅——一座全木制的二层吊脚楼（受访者 供图）
乡村图书馆不是谭哥第一次请义工。在城里开青旅的时候生意清淡，不适合请固定员工，他就招了几次义工，很享受和年轻人共事的氛围。“但村里没有景点，一般没人会主动来”，他在帖子中把“挂壁公路”提出来着重介绍，既是看点，又在强调环境的艰险。招义工最忌讳想象与现实的落差，谭哥将心比心，希望能尽量如实地描述工作环境，招到能留下来的人。
跟热闹便利的城市义工旅行比起来，乡村生活的吸引力在哪里？便宜是个答案，同时也意味着物资匮乏。阿秀说她没有找家里要钱，因为在谭哥那里一分钱也没花出去，“主要是根本没有花钱的地方”。300多户、1800人的村子，只有两个小卖部，网购的包裹由每天一趟的班车去镇上拉回来。谭哥算来算去，在村里消费最多的是几个爱网购零食的大学生义工，一个月算下来也不过买了300块钱。
跟打卡式旅行相比，义工旅行意味着要在一个新的地点扮演新的角色，以参与者的态度融入一种陌生的日常节奏。自然的天堑将人暂时圈在深山里，被迫放缓下来，逐渐进入角色。
图书馆没有“客人”的概念，日常敞开大门任村民进出。出于安全考虑，谭哥没有给义工安排太多体力劳动，唯一的体力活儿就是轮流做饭，只有人手够多的时候，他才放手让他们清理屋后空地上的杂草，帮忙搬搬砖块铺条小路，未来要在那里开辟一个“阅读花园”。早饭后开个晨会，其余时间义工们凭喜好分别加入视频组、园艺组、图书管理组，摸索着去组织些活动让村民参与进来。
在义工们的帮助下，谭哥正在实现他的愿望，“让这座村庄不要落后于时代”（受访者 供图）
谭哥是村里长大的孩子，村民对他抱有天然的善意和信任。但对于图书馆，他们的理解仅限于“有孙子的人可以把孩子送去”，很少想到自己也可以去看看书，只是远远地看看热闹。义工要融入当地生活，需要一点额外的努力。在谭哥的鼓励下，阿秀试着去给村里人拍照片，“每个老人和小朋友我都拍，很多老人可能是人生中第一次拿到自己的照片”。因为老人们总是坐在竹椅上聊天，她常常蹲下来请求许可，拍完后当场用便携打印机打出来交到他们手里，情感流动就在不言不语中发生了。她给我发来100多张村民的照片，人们坐在屋前的竹椅上、田地旁、林地中间，暂时中断闲聊或者农活儿，对着阿秀的镜头露出有些生涩的微笑。
木栗园村的生活离外界很远，这种遥远是地理和心理的双重距离。4400米的挂壁公路是村庄和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村里的两三百个孩子只有放假才回来，还零星分布在山沟沟里，“一个在山那边，一个在山这边，从东头到西头开车要两个小时”。义工们带来的新鲜事儿，把这个散点式村庄的集体生活激活了。村民尤其喜欢义工为孩子们开设的美术课、音乐课、诗歌课，每天中午，附近的爷爷奶奶们就领着孩子来接受作业辅导，能把图书馆的阅览室坐满。晚上义工自己搭起台子唱歌，也有村民主动加入。“其实有一大半活动没有执行下去，可能是义工能力所限，可能是村民不感兴趣，”谭哥说，“但只要去做了就很棒，这些都是凭我自己的思维和精力办不到的。”
也有人对乡村生活抱着一种远观的态度。Vera本来打算来这里干图书管理工作，却发现上一个图书管理员还没走，也没有什么访客需要接待。村里的生活与世无争，去之前带着的目标感也渐渐放下了，“只要找到自己舒服的状态就行”。先来的几个年轻人形成了自己的小圈子，经常在一起聊天，她也不太参与。在Vera眼里，谭哥的图书馆就是个“喝喝茶吹吹风”的地方，最大的感受是清净，这已经能够满足她大部分的预期。她发现做图书管理的女孩子已经待了很久，跟她一样不爱和同事说话，“反正她和我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觉得每个人在这里追求的东西都不大一样”。
乡村图书馆的义工激活了这座散点式村庄的公共生活（受访者 供图）
从六七月开始大规模招募义工，到十月份因为疫情收尾，谭哥的乡村图书馆前前后后迎来了上百名义工。谭哥明显感觉到义工的性格也有季节性的差异。学生在这里时，图书馆要热闹许多，“组织一个给老人免费剪头发的活动，报名的人三部车都装不下”。白领们则更像是来避世的，“很多人都是一个人开车过来，还有的每天早上坚持打坐。他们就是来清修的，不太关心周围的事情”。
谭哥不介意各式各样的人抱着自己的目的来到这里，也不去限制他们的工作内容。“我每天都会问问大家你是否想要做一件有意义的小事，可以挑选几个伙伴去办活动，这也是给他们的一种回馈。”那个做图书管理的女孩儿只喜欢鼓捣书，谭哥没有给她分配任何其他工作。她后来成了停留最久的义工，足足待了两个月。
在乡村，治愈与给予
五月，Mapple从南京来到普洱的时候，咖啡产季已经过去了。这个叫野鸭塘的地方真有一个小池塘，沿着红泥小路爬上去，他工作的咖啡庄园孤零零地坐落在山顶上。下班以后坐在木头露台上泡杯咖啡往远处看，脚下是两片正在平整中的红土坡，远处低低的山丘温柔地起伏。山上每天都下雨，傍晚的时候，雨水如期而至，咖啡厚重的香气和雨水打湿树叶的青涩气味混合在一起。Mapple就搬个椅子坐在那儿发发呆，看看书，他开玩笑说像是在“修行”。
回忆起2019年在北京的最后一段程序员生活，Mapple告诉我，当时自己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到了极限，“每天学的东西是最前沿的，做的还是基础的重复性工作，身心疲惫。没有办法持续在工作中找到价值感，陷入了巨大的自我怀疑”。
今年三月，他的姐姐在软件园里开了间咖啡店，叫一直在外旅行的他回去在吧台冲了两个月咖啡。他逐渐认清两件事:一是“我只对咖啡本身有兴趣”;二是长期的旅行并不是终极答案。“还是要找一件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定下来”。他萌生了深入云南的咖啡产区的想法。一趟咖啡庄园游，动辄要五六千块，对他来说并不合适。直到发现杨燕发布的义工项目，他才如愿以偿地来到普洱。
乡村义工项目能够让人学到不少实用技能（受访者 供图）
在杨燕发布于义工平台的项目里面，这种“咖啡庄园义工”是最受欢迎的一类，去民宿做义工的人越来越少了。“在民宿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打扫和接待，但是在乡村做义工可以学习种咖啡、做植物拓染、做芝士，有很多新的技能点可以选择。”杨燕说。
Mapple本以为自己可以在咖啡庄园学到很多东西，结果因为不在产季，没有太多活儿可以干。他起初有点儿失落，但也渐渐在劳作中找到了安慰。喝了那么多杯咖啡，第一次见到白色的咖啡花、青色和红色的咖啡果实、带壳的咖啡豆，接触到它的原始形态，他心里生出一种踏实的感觉。
和想象中的乡村生活体验不同，咖啡庄园在一座小山上，周围人家很少。主人并不常住在庄园，会准备些食材让义工自己做饭，或者让他们去自己的二哥家蹭饭。后来庄园里来了个在丽江当过大厨的伙伴，Mapple第一次看人杀鸡、捕鱼，直接架上烤架，伙食的花样多了不少。
庄园的活儿不多，日子变得很确定又很简单。他每天筛选晒好的豆子，把瑕疵豆、贝壳豆、碎豆挑出来。白天来了参观的客人，就一杯杯地冲咖啡供人品尝，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尽管是重复性工作，自己倒不会觉得厌倦。
“最大的好处是咖啡自由。”他对我说。每天练习冲咖啡，想喝多少就喝多少。他真正理解了“纸上得来终觉浅”，“以前我也看过很多咖啡书籍，书上多是介绍精品咖啡豆的产区和口味，对工艺一笔带过。来到产区才知道晾晒、筛选、脱壳、杯测这些字眼是什么意思”。
在杨燕发布于义工平台的项目中，“咖啡庄园义工”是最受欢迎的类别（受访者 供图）
Mapple代表了一群“实用主义”的乡村义工。被便捷服务宠坏，失去了与生活联结感的城市人，得以亲自参与到从无到有的生产过程中，焦虑与空虚的感觉随之化解。从前见到的是包装过的消费品，现在被还原成很多个具体的步骤，“自己亲手去接触，走一遍流程，感觉完全不一样”。
嘴上说着要克服焦虑，习惯了明确目标感的城市人其实很难忍受完全无所事事的生活。在单纯的新鲜感之外，他们还是在追求能即时兑现的满足感和掌控。这段短短的义工体验给予Mapple的回报来得比想象中即时。下山之后，Mapple本来打算再去孟连的咖啡庄园看看，结果边境城市管制严格，他无法成行，“车票都买好了，我才知道去那边需要接收方给你出一个邀请函”。无奈之下，他计划先留在普洱，找个临时工作。他试着投了两份与咖啡烘焙相关的求职简历，刚刚过去的两周义工则是他为数不多能够提供出来的相关经验。没想真的找到了现在的工作，在另一家咖啡庄园做品控，接下来他打算在普洱待上三四年，“尽可能完整地了解整个咖啡产业链”。
渴望治愈的城市人与需要新鲜血液的乡村形成了一对互补关系。在杨燕制作的义工旅行年历上，大约三分之二是各类乡村文旅项目和农庄项目。以她的观察，乡村对义工的需求是随着近年来乡村振兴的政策高涨起来的。一些文旅项目需要高素质人才，又无法提供有吸引力的薪资，真的要在乡村长期留下来，城里人很难下定决心，于是“义工成了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形式，当地人也很高兴，这些高素质的人哪怕只待几天，也可以给他们一些启发”。
下班以后坐在木头露台上发发呆，咖啡庄园的义工生活简单得像“修行”（受访者 供图）
用项目评估的标准来衡量，杨燕觉得谭哥的乡村图书馆属于一个非典型的义工乌托邦。“实际上要干的活儿太少了，而且完全靠他一个人出资维持，没有形成可持续的盈利模式。”谭哥倒不觉得自己是在做亏本买卖，“按照我对义工的理解，他不是来我这里做卫生干杂活的，是来跟我一起头脑风暴的。如果说我有什么私心，那就是希望通过他们，让我自己和这个村庄不要落后于时代。”
每一个在小城或乡野逗留过的义工，都可能用自己与外界的连接带来一些改变。Mapple决定在普洱画下一个暂时的终点。现在他每天坐公司的班车去位于城外的咖啡加工厂上班，负责将工厂里烘好的豆子一杯杯检测。6点下班，7点到家，他又回到了朝九晚六的规律生活。一旦稳定下来，一些熟悉的困难又卷土重来，应对人际关系，跟上工作进度，还要学习新技能，“但老板和同事都带着我慢慢学，也没有KPI，只要控制住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就好”。他发现自己的心态变好了。干了几个月品控，他接到了老板给的新任务，为庄园开发一个科普咖啡加工过程的小程序。重新捡起编程工具，他已经没有原来那么抗拒了。
旅居的尽头
义工旅行的概念，始于英国。1958年，英国人亚力克·迪克森（Alec Dickson）和妻子莫拉（Mora）假借朴次茅斯大主教的名义给《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写了一封信，招募一帮刚刚高中毕业的男孩儿去英联邦国家进行志愿服务，并为此成立了一个名为“海外志愿服务”（VSO）的组织，被视为义工旅行的雏形。
迪克森的倡议有他的时代背景，战后英国的高等教育系统难以满足需求，许多离校生都在等待上大学，“愤怒的年轻人”在当时的英国引起了极大的焦虑。《泰晤士报》1959年的一篇报道将义工旅行描述为“一种能够让聪明的年轻人做好工作，同时满足他们的冒险精神的情境”。
发源于英国的义工旅行最初是为准大学生们策划的“间隔年”项目。通过短期的“角色扮演”，迷茫的年轻人们获得了更多反观自我的可能性
几十年过去，义工旅行的概念几经迭代，但“逃离”和“冒险”的精神保留了下来，让厌倦既定轨道的年轻人心驰神往。在豆瓣上用“义工旅行”搜索相关小组，排名最高的两个小组，成员超过4万人。作为一种“间隔年”的杀时间方式，义工旅行总是出现在成员们的人生重大节点之间，作为一种限时体验，提供日常之外的刺激和休憩。
跳出日常生活的束缚，人总能对自我产生一些新认识。阿秀离开谭哥家乡村图书馆的原因很简单，8月4日是她的生日，她要在生日那天登上泰山看日出。跟出发的时候比起来，这个女孩儿笃定了很多。起初父母并不赞成她出来义工旅行，父亲常年在外工作，不擅长沟通，也对她在旅途里发来的照片不置可否，觉得她“不懂得农村的现实”，阿秀甚至一度想“再也不跟他们表达什么内心的想法了”。她觉得是乡村图书馆让她丢下了自己的倔强，在那样的环境里，人天然地容易敞开心扉，“谭哥做直播的时候我主动出镜，爸妈特地去注册了抖音号来看我。我在镜头前说了很多前二十多年都没有跟他们说过的话。”最近妈妈给她发来一条留言，叮嘱她注意安全，让她“自己的路自己决定”。离开乡村图书馆以后，阿秀又去江西的寺庙和舟山的民宿做了两段义工，打算年底回家。
杨燕把义工旅行者的这种心态总结为“角色扮演”，义工生活提供了一种短期试错的可能性，每个人都在其中反复确认最舒适的自我状态，地点只是容器。她把自己开发的项目时长控制在两周左右，规定每天工作不超过六个小时，希望给这个行业制定一个标准。她对逃离城市的人群心理有个整体判断，“周期一长，城市里的人会产生坐班的感觉，他就会觉得不划算”。
《美食、祈祷和恋爱》剧照
在义工旅行的人群中，反复腾挪地方成了一种习惯。谭哥算了算，在他那里待过的义工，最短的待两天就因为生活不适应走了，自驾来的长途旅行者一般在半个月的休息后就重新出发，像阿秀这样能待上一个月的多半是学生。
Vera离开唐哥的乡村图书馆后，前不久到了大理，她找了个青旅打工换宿，“以为可以给客人打打咖啡聊聊天”，结果发现淡季没什么人，她做了两天就走了。“义工旅行就是用时间换食宿，如果这个时间没有换来更多体验，那我觉得没有必要。”旅行了四个月，Vera对“按部就班”的抗拒依然没有治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她正坐在餐厅里吃东西，还不确定晚上要不要换地方住，“一稳定下来就有点焦虑”。我问她到底在焦虑什么，她笑了起来，说一时也说不清，“可能只是不喜欢可预见性吧！”一路下来，她觉得自己比较明显的改变是物欲得到了平息，“七月出发时带的10件衣服两双鞋，我一直穿到现在。”
如果愿意，义工旅行几乎可以无限持续下去。小宝告诉我一个发现，“走得越远，支出越少”。路上认识的朋友多了，学会的生存技巧也多了，许多原来靠花钱解决的事情，他更愿意多花点时间来解决，“从要什么就去买，变成了有什么材料能动手做，有一种自己做主的感觉”。他在旅途中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手艺人，在广西的民宿学了木工以后，连麻将桌也自己做。最奇特的一次，他需要新睡衣，就自己买布料在朋友的工作室里做了一套。他给我展示自己制作睡衣的视频，看着这个胖胖的小伙子熟练地踩起缝纫机，我讶异之余还有点儿羡慕。
旅途的尽头在哪里？我想起日本演员苍井优主演的一部电影《百万元与苦虫女》。女主铃子靠着打零工四处漂泊，从海边到山村，做刨冰、摘桃子、卖花，每存够100万日元就前往下一个地点。有人问她是不是在进行自我探索之旅，她说不，“我不想探索我自己”。她只是在寻找一个没有人认识她、没有人对她的过往和未来感兴趣的地方。

《百万元与苦虫女》剧照
（本文源自三联数字刊2022年第52期）
排版：周蕾  / 审核：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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