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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戴耘
编辑|渡十娘 
作者简介:戴耘博士,出生上海,就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教上海大学文学院,1991年赴美留学,获Purdue心理学博士学位,现为纽约州立大学(Albany)教授
最近看到戴锦华教授的一段讲座视频(见下),的是美国一位评家对《阿甘正传》(ForrestGump,1994评价。评家认为《阿甘》是通过重写六十年代的美国的种种不堪回首的过往来给现在人的一种精神催眠所以这是成人的睡前故事”,bedtimestory对美国越战等事件带来的宪政危机有轻描淡写之嫌,甚至能和现在的所谓“巨婴国”搭上联系。戴锦华教授转述这个观点代表一种文化批评的立场,这本身没有问题,但评家用“睡前故事”云云形容《阿甘》,有明显调侃揶揄成分和面对大众的自我优越感进而暗示作品有用一个傻子的视角遮蔽丑陋历史之嫌,我觉得有可商榷之处《阿甘》电影发行时我在美国读研,不仅第一时间看了,而且还买了录像带,至今至少看过五六遍。对评家的这个说法,我觉得需要对中国读者一些澄清。

《阿甘》的历史背景
《阿甘》是一部从小说改编的电影。这里,我们谈的是电影,即一次再创作。影片历史背景涉及肯尼迪遇刺,黑人民权运动,反战示威和反文化运动,还有七十年代的“水门事件”,但最主要背景还是越战引起的一种普遍幻灭感,遂有反文化浪潮和披头士运动,反传统,吸毒,性解放,颓废。电影情节中的标志性事件也彰显了这个背景,阿甘成了越战英雄,上电视节目与列侬同台。阿甘的发小女友Jenny深陷反文化运动,阿甘见证让尼克松下台的“水门事件”!如果作更远的联想,应该从《光荣与梦想》的罗斯福新政开始,经历冷战,登月计划,黑人民权运动(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一直到“水门丑闻”。
《阿甘》作为电影的几个特点
首先,《阿甘》具有一定史诗性,即反映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兴衰。从越南丛林的抢救战友巴巴,到丹中尉和阿甘在捕虾船上与暴风雨的搏斗,从身处阿拉巴马这个黑人民权运动的中心,到被邀请在林肯纪念堂前的反战集会上发言,电影借助阿甘的经历展现了六十年代美国社会的动荡不安。《阿甘》的史诗性,还因为电影中凸显的生命元素:性爱,友情,战争,生死,背叛与忠诚,沉沦和坚持,溃败和涅槃。这些母题赋予《阿甘》某种寓言性。阿甘在Jenny墓前关于人的命运是只能随波逐流,还是有自己的定数(或命运,destiny)的冥想,说的是个人也是国家。
其次,《阿甘》故事里充满反讽,把美国的“智商神话”大大调侃了一通:傻子阿甘最后成了成功商人,聪明人一败涂地(包括因水门事件下台的尼克松总统),傻子阿甘百毒不侵,聪明人沉沦绝望(比如那个军人世家的中尉丹),傻子认死理韧性十足,聪明人丢盔弃甲脆弱不堪。当然,阿甘最后还是怯怯地向Jenny提及一个触痛他一辈子的硬伤:儿子聪明吗?在一个崇尚强者的文化中,弱者也时刻在寻找安全感和尊严。
再次,确实如戴教授说的,《阿甘》是部“疗愈电影”,但里面还是带有不少反思和soul searching的意味:我们是否丢失了最重要的东西。就这一点,把《阿甘》说成“催眠”或“睡前故事”就稍有偏颇了。电影当然可以直面历史,如奥利弗斯通导演,汤姆科鲁兹饰演的反战电影《生于七月四日》(1989)。但《阿甘》的主题不是追溯越战时期的人心溃散,而是提振人心。艺术不一定都要灵魂拷问,也可以是春风化雨。《阿甘正传》之于美国人,就是《麦兜的故事》之于香港人。

怎样理解阿甘这个人物
阿甘是个标准的“傻根”,智商水平75,相当于一个六七岁的孩子吧。低智商当然会严重影响阿甘的理解力,但也保护了他的简单、率真、执拗、初心。妈妈给了他安全感和爱的港湾,也让他不在乎别人怎么说(老妈说了,Intelligence is as intelligence does)。从阿甘这个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什么:从小残疾,弱智,受歧视,成人后上战场,出生入死,对战友对朋友对爱人一如既往,从未沉沦,颓唐,怀疑人生。阿甘最宝贵的人身上本真的东西:innocence,阿甘没有学坏。反观Jenny和中尉丹,因为各自的人生坎坷而陷入沉沦和绝望。
评者固然可以批评《阿甘》没能直面这段惨痛的历史,这使得电影的反思力不够。但《阿甘》这部电影重点不在这里,阿甘也经历了感情的蹉跎和打击,失去战友,失去女友,失去一辈子像老母鸡一般呵护他的母亲。阿甘有痛苦有失落,却始终知道该做什么。比如,战后阿甘承担了巴巴留下的捕虾业并把一半收入给了巴巴的母亲,不是因为阿甘多么高尚,而是因为阿甘觉得这是他和巴巴说好的。阿甘对Jenny的相守也是因为这种简单,认准了Jenny是他唯一能相守相爱的女人。憨到极致,也就颇为不憨了。当然,阿甘这个人物也因为汤姆汉克斯的出神入化的演绎而真实动人。
疗愈人心的《阿甘》
假如认为电影《阿甘》通过阿甘这个人物给千疮百孔的美国历史上盖上了一层温情面纱,遮蔽了背后种种的不堪,这在相当程度曲解了电影的主题。也许未来有一部史诗级电影真有让所有美国人幡然悔悟洗心革面的能力,但至少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1979)或斯通的《生于七月四日》没有做到。未来会不会有,我怀疑。陈丹青更悲观,不相信艺术真能改变人心改变世界。但《阿甘》能在三小时的时间里能让电影厅里的观众得到某种内心疏解和心灵净化(catharsis),就非常好了。所以把《阿甘》电影当作励志电影也没错。更何况,阿甘让所有过来人怀念他们失去的innocence。这就是最好的反思。
当年《阿甘》风靡全球;豆瓣评分9.5,说明电影在中国也是好评如潮,肯定是这部电影击中了世界共同的人性主题,而如果这部电影只想给世界人民补补六十年代的美国历史课,那票房肯定要多惨就多惨。评家揶揄《阿甘》是成人的“睡前故事”,我要说一句,这鸡汤不是迷魂药,更不是毒鸡汤。电影的有些细节那位评家肯定觉得是雕虫小技,不值一提。比如,从头到尾,电影一开始阿甘便跟陌生人唠叨妈妈的话:“人生是个巧克力盒,你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又比如,当Jenny走后,阿甘人生失去了方向,于是开始漫无目标的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奔跑,这是电影最漂亮的华彩,跟随的人越来越多,然后阿甘戛然而止,说,累了,回家。还有那枚轻盈的白色羽毛,一开始就萦绕在阿甘身边,最后从小阿甘的笔记本中掉落,然后扶摇直上,作逍遥游。这是一种灵魂放飞,一种云卷云舒的自由。大道至简,《阿甘》的意趣是疗愈的、审美的,轻松的,不是道德的、说教的。

为什么很多人喜欢《阿甘》
全世界人喜欢《阿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电影里美国式的轻松自嘲和幽默(light-hearted humor)。美国人不喜欢太沉重的东西(你可以说他们肤浅),更不喜欢“苦大仇深”,似乎谁都欠他的。美国人绝不喜欢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催泪剧”,再苦难的东西要搞成贝尼尼的《美丽人生》为好,卡夫卡的《城堡》到了美国手里,一定变成《第22条军规》,《甜蜜的生活》(费里尼 电影)的世纪末绝望,到了美国一定是伍迪艾伦的喜剧。《阿甘》里有大量夸张细节,阿甘他妈为了能让他上学性贿赂校长;反战集会最终成了庆祝阿甘和Jenny团聚的嘉年华,肯尼迪总统跟阿甘握手时阿甘说想尿尿(连“水门事件”也是阿甘报的警!)。电影用足了阿甘这个人物的憨厚可爱,说电影用阿甘这个人物刻意回避了美国历史上的不堪,想多了。
有人说电影院是现实的一个避难所,所以,即便是讲个成人的“睡前故事”,即便避开了某些严肃话题,即便鸡汤有些“廉价”,我觉得也不必苛责。一定要电影制片人搞钱去整“批判现实主义”的振聋发聩的主旋律电影也不合适吧。能拍出《美国美人》那样又叫座又有批判性又能拿奥斯卡的片子当然最好。但假如有评家批评《阿甘》不该抚慰人心,不该给全世界人民(包括14亿中国人民)一个“虚假的”精神港湾,一定要阿甘板着脸念几句鲁迅的决绝之词,那就没道理了,我想中国人民也不答应。知识分子的历史悲情和理性洁癖可以用到历史研究或电视辩论中去;用到成本动辄上亿的好莱坞电影上就有点书呆子气了。
戴耘写于2023年1月22日 (中国农历新年,癸卯年 癸丑月 庚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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