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年大戏《狂飙》，剧情与演技一路狂飙，力挽岁末影视低迷之狂澜，开播一周，豆瓣飙升至8.8。
注意看，这个男人曾经是摆地摊的小鱼贩，如今却成为黑社会大佬、只手遮天的企业家……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上，《狂飙》的解说开头第一句也许会这么说。“爽文句式”与悲剧现实主义内核的结合，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看罢，让人很震撼，甚至为之癫狂。但只有“爽”，恐怕浪费了这部“双主角”主演——张译和张颂文选角色的毒辣眼光，以及塑造人物的精准到位。六年前，《人民的名义》的祁同伟，底层出身，铆足劲终于来到龙门前，发现门外有门，规则外还有规则。他越往上走，寒意愈浓，绝望越甚，一颗向阳向善的心绷不住了，“啪”一下断掉，逐渐滑向深渊，成为一个阿谀奉承、见风使舵的所谓“坏人”。如果说，祁同伟是体制内的一次变异，这次《狂飙》里张颂文饰演的高启强，就是一次体制外的变异。不过，高启强比祁同伟更鲜活，更丰富，更可爱，也更可悲。一个人被微小的恶念一点点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这种自我背叛、自我重铸的过程，更是一种无声悲惨的人性酷刑，像温水煮青蛙，像缓缓没入黑暗漩涡的巨轮。剧情双线并行，老好人变成大恶人、正义使者渐渐绝望失声，明与暗，善与恶，对峙又交织，现实魑魅，真相胆寒。《狂飙》不是一般的扫黑警匪剧，它所抵达的灵魂腔隙，比表面看上去要深得多。全剧是以倒叙形式切入讲述的。三个主要时间点，2021年、2006年与2000年，似乎隐隐对应着某种结局、过程与开端。张译饰演的安欣于“结局”年份出场，身为宣传部干事，大小是个官，却潦倒落魄得骇异——模样不过三四十岁，却满头白发，身形佝偻，满面沧桑与疲惫，眼神与口语一起，时而闪烁，时而坚定。这样一个角色一露面，甚至不需要开口，厚重的故事感就满溢出来，重重迷雾如山倒：这个人到底经历了多少摧残，会变成这般模样？这是2021年，扫黑行动进入常态化，指导组开始进入京海市彻查。手握举报材料的指导组惊奇地发现，在这个盘踞足足十二个犯罪团伙、存在时间最长达十年的“模范城市”里，整整十年期间，竟未有一起群众举报。唯一的解释有二：有举报，但无用。或是有举报，却被压了下来。打掉一块盘根错节的嚣张犯罪团伙，却没有牵扯到任何一个公职人员，这，又可能吗？彼时的京海，既是一座文明法治的模范城市，也是盘踞着二十多个犯罪团伙的黑恶势力大本营。而彼时的安欣，还是个年轻气盛的刑侦干警，有干劲儿和凛然正气，内心充溢着惩恶扬善的热情与决心。安欣这号角色其实是有“靠山”的——公安局两位领导，一位是自己父亲的好友、另一位日后成为自己的岳父，但他靠自己成长为一名人民警察，处处避嫌，二十年不收礼分毫，大年三十主动加班，浑身充满干劲。他不惜生命为队友扑灭手榴弹，为了破获命案只身涉险，主动请缨做监狱卧底，忍受百般恶劣的环境，深入敌人内部，屡次险些丧命也毫无怨言。这么看，安欣是一个近乎理想化的完美“正派”形象，年轻有为，一身正气，像《沉默的真相》里的江洋。只不过，结局也与江洋很相似。相较之下，另一个“好人”高启强，现实感要强得多：菜市场鱼贩，13岁时父母双亡，从小“当爹又当妈”抚养弟妹，一名底层老实人。为了养家糊口，高启强唯唯诺诺、小心谨慎，却因没钱没背景，处处被黑社会欺负，最后与向地痞流氓“还手”，却被安欣抓获。一个是不拘于形式，仅凭内心朴素正义行事办案的干警，一个是被逼到绝路的老实人，审讯室里的一碗除夕饺子，让这两个骨子里的“好人”识于微时。对弱者的同情，对正义者的尊敬，共同反抗黑暗与邪恶的心，将他们的命运也从此连结起来。不过，两人的关系在这时是有明显强弱之分的：一个小警察，一个小鱼贩，一个审问，一个被审问，一个有稳定体面的工作，一个艰难挣扎求生。安欣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并且，两人的原始价值观虽然都是遵纪守法、从善避恶，但他们之间仍然有一个不可回避的区别：一个无“畏”，一个太“畏”。安欣是有余力去追求理想、帮助他人的那部分人，因无所畏惧而大胆，有放手追求正义的心理精神基础。实际上，在现实里，那些坚定某一确定原则与信念的人，也可能不是因为他们有勇气去坚定，而是因为有能力去坚定。在更大的“诱惑”，更诱人的捷径面前，他们不必屈服也可以拥有较体面的生活。而高启强，一个努力活着、教育程度低下的人，这个社会上很多东西都可能威胁到他们的生存，不仅是一个黑社会，甚至连一只猫都可能跟他抢食粮。因此，当二十年后，原本的“强好人”潦倒落魄，被现实蹉跎百般。而曾经的“弱好人”摇身一变成为黑社会老大，“变成了恶龙”——如此结局，难以单纯地用好人变坏、好人无好报来解读。这是高启强在安欣身上学到的第一堂课，即便安欣本人并无意如此。高启强开始有转变苗头前期，安欣坐在菜市场里，给高启强写下一份书单。他认为，一个老实人想要在这个社会上活得更有力量，多读点书总是有益无害。高启强却将这种善意，转变为一种“势力”，他特意提高声量，引起市场人群的注意，让他们都看到，自己这个“鱼贩子”，都有和公安局副局长的儿子经常称兄道弟的一天——这个场景，向其他底层人构成了一个潜语：我高启强有的是靠山。最初，靠山是一种武器，让高启强和鱼摊免于黑社会的骚扰和威胁。在这一阶段，安欣得知后也出于对高启强种种遭遇的同情，而默许了这一行为。但逐渐地，尝到“靠山”甜头后的高启强开始得寸进尺，与黑社会同谋，掩盖命案，威胁勒索，逐步深入到黑社会体系内部，并成为其中一份子。虽然起初每一步都是为了生存、弟妹、家庭，一次次选择积少成多，渐渐危如累卵，难以自拔。讽刺的是，起初只是一个饱受欺凌的小人物为了生存不得已寻找靠山，慢慢到建立靠山，最后自己竟成了靠山，从与恶魔做交易到自己变成“恶魔”，操纵掌控他人命运。与高启强“步步高升”形成对应的，是安欣这边的步步下坡，阻碍重重。案子还没开始查就被举报与黑势力勾结，仿佛前方始终有一把看不见的黑伞，有一张无形的大手，阻碍着他实现力所能及的正义与公义。越有所志，打压愈烈。但不可忽视的是，高启强本身是个极其聪明的人。不论是思维的缜密程度、随机应变的心理素质，都在平均水平以上。或许的确有安欣给他那本《孙子兵法》之益，但一个常年混迹底层的劳动者想要将那些“兵法”熟练运用到现实里，自身骨子里的胆识和智慧也是不可或缺的。在一个向善流通顺畅的环境，高启强可以获得更好教育与社会支持，他也许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读书人、企业家。但在一个被腐蚀和损害的环境，当他发现自己的才智完全可以用到其他更隐秘、却有更多便捷的地方。这个时候，问题的关键就不再是机会与运气，而是对抗人性里趋利避害的本能。对抗人性，多数悲剧，极少数奇迹。多数人都惯性随大流，群体向善，他们就向善，群体向恶，他们就变恶。林冲走投无路上梁山，是江湖的、小说的逻辑，而现实中，更多人就是高启强和祁同伟。《狂飙》借演员吴刚之口道出了问题的核心，也是全剧的题眼：“我们的社会当中，确实还存在着一些不公平的分配，导致了基层百姓觉得，如果不靠非法手段，是无法实现致富的。所以就有了铤而走险的一些人出现，他选择了另一个方向。”高启强的转向，就是由这一次次“另一个方向”的选择铺就的。为了生存、家人和爱的人，他一次次选择了对自己更“好”的那条路，而这里的“好”，不是道德信念、精神人格之类的虚的东西，而是一碗饱饭，一个看得到的明天，一个团圆年。一个夹缝中生存了几十年的老好人，趋利避害或许早已成为他们的下意识，也许他们自己都未曾察觉自己正深陷黑暗，但生存哲学里的本能驱使他们将自保放在第一位。高启强的人物形象比祁同伟更丰富，更有血有肉。他并未单纯将自己的转变归因为外界不公，而是集中注意力到自己内心的变化。人心有七情六欲，有贪嗔痴恨。初期的高启强，对自己的生活其实没什么贪念，唯所图的不过是弟妹能过得好一些。剧中好几幕展现他面对家庭柔软的一面，但越是柔软，就越令人心酸不已。后期的高启强察觉到自己内心的黑洞在以不可抑之势扩张，他有过纠结，想过自首。但这样一个人物走到这里，观众已经可以站在他的角度去挣扎，去痛苦，去反思。这是人物的立体和魅力，是张颂文的成功，是现实真正的悲剧内核。
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的代表作《蝇王》里，一群未成年的孩子因战争流落到荒岛，起初大家都能团结一心，求存呼救，渐渐地却迫于艰苦环境彼此分裂，甚至互相残杀。德国二战题材剧集《我们的父辈》里，崇尚和平的反战主义少年Friedhelm进入战场后，在残酷的极端环境下，在生存的迫切紧逼下，一步步变得冷漠、决绝，成为一个毫不吝惜子弹的德国老兵。为了生存而自我扭曲，犯下罪孽，最终带着救赎的决心死去。正如战场上没有绝对意义上的胜利，一个甘居暗处的人，即便被环境同化，横行霸道，吃香喝辣，一个人骨子里原本属于善和正义的那部分，一定会以另外的方式折磨他，直到生命终结。类似的“好人变坏”故事太多了，可这些人物却大多令人憎恨不起来，反而更多是同情、恻隐，甚至有时候还会暗地里为其拍手叫好。丛林法则并没有对错，只有强弱。只要一个人体会过弱者的感觉，或曾走近过弱者的世界，他就会明白，那些悲剧和无奈，那些可叹和可惜，都不是偶然而已。从个体层面，高启强是黑社会生态的一个个体缩影，是一次被环境同化的“正”到“邪”。而真正对整个社会造成致命性、结构性威胁的，是那些潜藏于正义表面、来自系统里看不见的却能搅动风云的暗流。比如一身正气的公安局长孟德海，种种迹象表明，孟局其实是黑道伙头徐江背后的保护伞，是一个滥用权力而非追求权力的黑“官”。“保护伞”和“靠山”看似同义，但其实有着微妙区别。后者侧重被动与静态，利用的是整个社会权力体系里隐形的强弱阶级与官本位潜规则；而前者，则是主动提供庇佑，利用的是权力本身，颇有只手遮天之意。事情的本质发生了变化。一人作恶，尚可归为漏网之鱼或身份地位之差，大不了“惹不起躲得起”。但一把保护伞，意味着形成了一种包庇恶的局面。这种局面直接带来的，是恶人向更恶堕落，会越来越容易，而好人向正义求索的路则会变得越来越窄、越来越难。一个正常的社会，唯一的“保护伞”应当且永远应当是法律，正如现代文明的重要基础就是“法治”。约束，是规范权力的关键。中学课本里就有一句话：权力应该被关进笼子里。这里的“笼子”，就是法律。但这同样是学理的、理想的逻辑。现实里，即便是所谓的“好人”，也可能持安欣叔父安长林那样的观念：“权力无好坏，更大的权力，才能做更多的事。”这句话是印在人物海报上方的，也许表达一种暗示，随着剧情的步步披露显影出来：在一个癌变的环境里，亦正亦邪，亦黑亦白，也许反而会成为社会最大的地雷。讽刺的是，安欣养父在最初出场时，还曾对安欣一派正义言辞地教诲：“一个人谎话说太多，自己可能都分不出哪句是真话，哪句是假话。”理论和现实的距离，理念和行为的距离，人性里的光辉与黑暗之间的距离，可能遥不可及，也可能近在咫尺，超出我们的想象。
因此，法律条文也好，道德规训也罢，避免历史性悲剧的唯一办法，是让它们落地，编织成铁笼子，让恶念不能兑现为利益。电视剧告诉我们，很多人一直在为此努力，每一分努力都值得尊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