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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古埃及：神话、信仰、爱和争论」

记者｜薛芃

从几年前开始，就有大埃及博物馆即将开放的消息，它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考古博物馆”。到了2022年，人们更是对它充满期待，因为这一年是发现图坦卡蒙陵墓100周年，也是以商博良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为起点的“埃及学”诞生200周年。然而这个“埃及年”已经过去，新馆仍未开放。

这也不影响全世界对古埃及文明的兴趣。在过去的一年，大英博物馆、卢浮宫、大都会博物馆都纷纷拿出看家的埃及文物进行主题性展览，当然，这些文物都是曾经在埃及被殖民时带走的。由于文物收藏和研究丰富，埃及学在西方是一门显学，大众的接受和追捧程度也很高。

2019年11月1日，“图坦卡蒙 : 金色法老的宝藏”展在伦敦萨奇美术馆举行（视觉中国供图）

我对埃及的认识，最早来自两件文物，一件是收藏在卢浮宫的书吏凯伊坐像，另一件是在德国柏林埃及博物馆的奈芙蒂蒂半身像，它们被看做古代埃及写实艺术的标杆。记得在曾经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看到奈芙蒂蒂雕像的图片，总是她的右侧脸，修长的脖颈，精致的眼线妆容，她是美的化身，也是后人想象古代埃及女性的一个样本。但是很少看到它的左侧脸，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直到最近几年，有关埃及的纪录片增多，各种镜头全方位地将这尊雕像呈现在没有见过她真容的观众面前，我才知道，原本镶嵌在左眼内作为眼珠的黑色石英宝石没了，1912年一出土的时候就是缺失的，但这不妨碍她依旧美丽。

奈芙蒂蒂胸像，约公元前1345年

对于德国人来说，奈芙蒂蒂早已不再只是一个雕像。在德国人发现奈芙蒂蒂雕像并带回国之后，埃及人就没有停止过向德国讨回，可德国从未松口。“二战”前夕，出于政治考虑，曾经有人提出要将奈芙蒂蒂归还给埃及，但希特勒坚决不同意，还要单独修建一座博物馆来展示她。“二战”中，奈芙蒂蒂先后被存放在各个隐秘的地方——银行的地下室、高射炮的塔楼、盐矿矿厂，辗转各处，最终免于战火。

后来被美国人发现，带去美国展出了几年，又被送还回战后的西柏林。从这个时候开始，半身像的归属问题已经上升到德国民族认同的高度。再后来，奈芙蒂蒂的形象出现在各处，也被德国“绿党”竞选用作海报，他们提出“柏林需要女强人”的口号。奈芙蒂蒂经历了德国百年历史中的几个重要转折时期，如今它已经更多的成为了柏林象征。

2009年10月15日，德国柏林，柏林新博物馆。（图｜视觉中国）

和奈芙蒂蒂之于柏林一样，罗塞塔石碑之于伦敦，一份写于拉美西斯二世时期的国王王表纸莎草之于都灵，还有被埃及赠予的协和广场方尖碑之于巴黎等等——在运往欧洲的埃及文物与西方国家的亲密程度越来越高的时候，文物归还问题就更是无解。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古物离开埃及，进入西方博物馆，也躲避了后来的一些战火纷扰。

都灵纸莎草纸地图，约公元前 1150 年

正是因为这种密切的连接度，西方国家在埃及学和埃及考古方面走得更远。在考古领域，埃及是全球范围内最开放的国家，或者说，是考古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埃及的文物与旅游部门接受几乎全球各国的考古团队到埃及进行发掘，这一方面有历史因素的影响，从殖民时期开始，西方国家就已经对埃及洗劫了一番，顺延下来，曾经的非法行为如今转变成了合法的合作关系和科学的考古行为；另一方面，埃及也受限于本土的考古力量，不足以支撑其如此丰富的古代遗产发掘和研究。

因此，从开罗附近，延尼罗河南下至中埃及，再到古底比斯所在的上埃及地区，分布着各个国家的考古队和研究机构。如今的埃及已形成一条从考古发掘到遗产保护，再到旅游开发的闭环链条。但有意思的是，不少现代埃及人在伊斯兰教的信仰下，对古代埃及的传统并不那么感兴趣，甚至出现“法老主义”的贬义描述，只有少数知识分子群体真正在乎文明的追溯和文物研究的自觉性。

20世纪初，美国各大博物馆和学术机构在企业家的支持下纷纷派出考古团队前往埃及，积累了丰富的古埃及馆藏。图为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埃及馆（蔡小川摄）

在过去的“埃及年”里，埃及文明离西方很近，离我们却很遥远。这种遥远不只是地理位置的，更是精神层面的，它的图像文字、宗教体系、阶层种族关系都很繁琐，单是木乃伊包含的生死观和宇宙观就已经将大多数普通人拒之门外了。可对古老异域文明的好奇心，依然驱使我们去做这个封面。更心生好奇的是，比中国古老文明更早进入繁荣期的古代埃及是什么样，那时的世界是什么样？

在这个封面中，我采访了几位国内外埃及学家，来回溯图坦卡蒙陵墓发掘的过往百年和研究的新问题；也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在埃及的一个考古项目——卡尔纳克神庙区的孟图神庙发掘，这是中国考古工作者第一次在埃及进行正式考古发掘。同事肖楚舟和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的专家聊了聊在19世纪欧洲的“埃及热”冲击下，俄罗斯社会如何通过埃及文物，试图进入西方主流的话语体系中去；张星云请卢浮宫古埃及馆名誉馆长吉耶梅特·安德勒－拉诺埃详细讲述了商博良破译象形文字的、对世界文明的影响，以及当下埃及学在关心什么问题。

从亚历山大港运到涅瓦河畔的斯芬克斯像，如今已经成为圣彼得堡的城市象征之一

脱离过去国际地缘政治等旧语境之后，关于古埃及的一切在当代对于我们还有哪些新的吸引？埃及学研究者们给出的答案是，埃及学现在的研究领域分散且细分，除了木乃伊和王权与神权，他们的视线正在从王族墓室转向平民城镇，从对物的研究转向物背后信息的连接。拉诺埃在采访中也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以前埃及学学者主要研究官方文本，而最近以及将来，更多的学者开始研究个人文本，那些关于日常生活的文本，比如忧愁、争论、爱、恐惧和个人信仰。

这让我想起两件小东西，它们与人的关系密切，不仅是古代埃及人，还有现代人：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书桌上摆放着36尊来自不同古代文明的小雕像，其中主要是古埃及的，比如一个象征托特神的石头狒狒，它在古代及神话体系里掌管书写、智慧和记录历史。据弗洛伊德的房东回忆，他经常像对待宠物一样，轻轻拍一拍狒狒的脑袋。

另一个是从图坦卡蒙墓中发现的一只用雪花石膏做的莲花水杯，形似盛开的莲花，两边各有三根莲秆撑着，通体是半透明的乳白色。杯口刻着一排铭文：“愿你的‘卡’活下来，愿你度过一百万年，一个爱底比斯并住在底比斯的人，愿你面对着北风，愿你的眼睛看到美好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