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关月
编辑 |陶若谷
回到老家的第二天,一大早在楼门口遛狗,迎面碰上对门的叔叔。“回来了?”“嗯,昨晚回来的。”对话礼貌地停在这里。很明显,我还没有嫁出去,只带了一只狗回来。
决定养狗之前我其实更喜欢猫,安静。狗的热情对我来说,是种难以回应的压力。进门的时候扑上来要摸摸,我吃饭它要凑到碗边盯着我看,连上厕所都会趴在门口等我。就像我不知道怎么面对我妈的热情,她喜欢早起做饭,但香味对我来说不是幸福的滋味,而是不得不起床的闹铃。大概是好几年没有跟别人一起住了,我有些不习惯。
若不是这三年居家的日子太长,常常一个人无聊,我可能不会渴望有一个热情的生物陪伴。尤其赶稿的时候,狗会在客厅不同的地方尿尿。我只好用尿垫把尿吸干,抓起卫生纸抠着木地板缝擦一遍,喷上除臭防定点的喷剂,最后坐回电脑前,晚上10点,还剩一个小时截稿。
在老家,我住在父亲单位家属院里,百十来户,彼此都是同事。从我初中开始,哪家孩子谈了男女朋友,对方家里做什么的,大家都知道。如果谁分了手,整个院子的耳朵都会竖起来,我就是在别人的耳朵里长大的。
时隔三年,这种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以一种微妙的方式。上小学的侄女在得知我比她妈妈年龄大后,眼睛里全是惊讶:“大姑,那你怎么还不结婚?”弟媳瞄了我一眼,赶紧堵上女儿的嘴。没有人再直接问我,亲近些的长辈拍拍我的肩,“工作稳定,房子也有了,就缺结婚了。”一句话说成了两半,重点明显在后头。
其实这几年没回家我还挺轻松的。28岁以前我一直在老家,身份特别扎眼。每周都有邻居家孩子结婚,父母一看见我在家就发火,“为什么不出去约会?”长辈每次见面都要点出我的问题和错误,有时候一大家子围起来分析,最后得出结论:你就是太挑,得改。
我想反驳,总被顶回来:“只有家人才会说你,外人谁管你?都是为你好。”父亲的一个朋友专门找我谈心,“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知道吗?这是不孝”。
面对这样的压力,我也试着相亲,体制内的,领导身边的,总之在叔伯姑姨眼中都是前途无限。只不过对方一听我是记者,首先会问,“出差多么?”再补一句试探,“有了孩子就不能这样了吧?”一个号称一见钟情的男生,始终对我的工作不满意,“抛头露面”,他这样形容。
去北京后,这方面困扰少多了,至少是看上去。去一场桌游就会收获几个朋友,临别时约好再见,其实可能再也不会见了,谁关心你是不是大龄单身?出差的职场妈妈到处都是,在这座日常通勤两小时都不算远的城市,出差叫个事儿么?我有一个高中同学,她在北我在南,中间隔了8个环,我们一年只见得上一回。
和同事聚餐的时候,突然接到老家“相亲对象”的视频电话,我看着屏幕犹豫好几秒才接起来。同事后来说,我的脸色相当不情愿。“没有感情为什么要结婚呢?”这句被我小心藏起来多年不敢再说的话,在他们说来理直气壮。可能这是我最轻松的时刻,在这里我看起来没那么怪,不用害怕跟别人不一样。
资料图,源自视觉中国。
其实没有旁人催促,随着年龄增长,我自己也会感到压力。尤其是过年,都拖家带口的,我不也不免落寞。大年初一,按照风俗,已婚的表堂姊妹都在婆家过,只有我和堂哥一家陪着长辈吃饭,年年如此。这两年我没回去,催婚的口风又升级了,“赶紧结吧,要不然生孩子就难了。”前男友的父母最担忧的,就是我的生育能力,前几天他提出复合,借着酒劲问我:“你还能生么?”
我不吭声了,这么多年的孤独感突然涌上来。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当年,我没选那些“领导身边的”,和一个所谓没前途的男生恋爱。当年,我放弃体制内的工作,到国外读书,把父亲气病,后来他去世了。家属院里,差不多人人都知道这些事。现在我35岁,是一个标准的“大龄剩女”了,不仅他们觉得问题在我,我自己也觉得。我试过那些“正确选项”,好痛苦,也就自然地放弃了。现在这条路并不是我主动选的,只是无法妥协于其它选择。
临近年底,我妈问我春节在哪里过。我上次回去过年还是2020年,疫情刚开始,大家都不敢出门,除夕夜只能和朋友在线上举杯,我特意开了一瓶红酒。结果接到单位电话,通知初二返岗报道武汉疫情。那瓶开了的红酒,我妈一个人喝了。
今年一开始我还犹豫要不要回去。我阳了那阵,老家的长辈还阴着,轮番打来电话问药够不够,满是心疼:“你看这离得这么远,想照顾都照顾不上。”表姐也没买到药,但她把家里的药匀出来了一份寄给我,里面包括外甥的退烧药。
生病的脆弱让我无比思念曾让我远离的小城,我想回去了。平日里很少联系的家人朋友,甚至说不清我的工作单位,但在感染潮来临时,却惦记着我缺不缺药。这两天看到有人写,没有人能够真的切断自己与故乡的联系,即便是一个想逃离故乡的人。我深受触动。
在单身这件事儿上,我和故乡之间是有沉重羁绊的。父亲在世的时候总说,我没有结婚“是爸爸的错”。我不明白,和大部分事情一样,我和他总是很难达成共识。
从小他就立下重重规矩:放学必须立马回家,不能在别人家住,夏天不能光腿,坐下两腿要斜着并拢,不能大笑。但他同时又极度宠溺我,从不限制零用钱额度,冬天骑自行车也心疼。
我做的第一件与他期盼相悖的事,大概就是考上一家本地媒体当记者。他始终觉得这个职业太辛苦,应该坐在办公室里,到点下班,回家就能吃上现成的饭。他总说一句话:“不想干了就辞职,爸爸养你。”
我们的分歧越来越明显。一次我去加油站遇到自助油箱,就跟工作人员说,我不会用。隔壁车主听到,大概说了句“连加油都不会”的话,我非常生气回怼对方,“不会又怎么样,用得着你来说么!”那位男士显然没有料到我反应这么剧烈。后来我才意识到,我是在气自己的生活技能缺失,并把这一切归罪于“爸爸养你”。
之后很多年里,我一直想逃脱这句话。它让我觉得自己被轻视,一直以来我都扮演温顺乖巧的女儿,内心有不同感受,也不敢说。我渴望独立。
28岁那年我决定辞职,出国读书,一方面是催婚压力实在压抑,工作上的成长空间也越来越窄。老家的媒体,和机关大院里的生活也差不多。同事前一刻还在嬉笑吹牛,领导来了立刻换上另一张脸,对谁都点头。最大的业绩,就是跟着领导接触小城里有头有脸的人物。也随时提心吊胆,担心半夜三点突然被召唤到办公室,只是为了一则政务动态。
我并不觉得这样的生活是快乐的,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6年没用过英文,我从最基础的语法学起。备考中间要到隔壁城市上课,一开始我开车去,后来没钱加油了,就坐城际公交。
那是父亲第一次管控我的钱,不准任何亲戚帮我,逼我放弃出国。他认为我不干“正事”,他口中的“正事”就是找对象结婚。
半年的高压备考,让我胖了十斤。家属院里的流言又来了,转了几道耳朵传到我这里——她出国是去生孩子,孩子是一个已婚某某的。流言制造者是对门家的儿媳,可信度立马增添几分。我觉得荒谬至极,出去读书的理由,这么难以置信么?
资料图,源自视觉中国。
母亲心里向着我,但她不想与父亲对立。倒是年过八旬的姥爷支持我,为了不与父亲伤和气,他也不敢明说。我执意要走,而就在出国后第五个月,父亲查出肺癌。小姨说,“幸好你把你爸气病了,能早早发现”。我出国后,我爸一直放心不下,整夜失眠。我开始怀疑自己,是我的错吗?
家里的换鞋处,现在依然摆着父亲生前常穿的棕色皮鞋。他之于整个家族都是顶梁柱。堂姊妹发生什么要紧事,第一个电话不是打给自己父母,而是打给我爸。这种安全感让我一直觉得有他在,什么都不用怕。
然而陪父亲第一次化疗完回家,在动车上,我看着他光秃的后脑勺和佝偻的躯体,第一次意识到那么强势的人,也会脆弱到不堪一击。他望着窗外,我望着他,就这样过了好一阵子。
最后的日子,他不再与我争论,我也努力做一个温顺的女儿,缠着他讲过去的事。父亲的童年是在乡下奶妈家度过的,回到亲生家庭那一天,他在门口哭了好久。奶奶哄不住,索性任他在门口哭到天黑。那大概是父亲记忆里唯一的任性。之后,他成了沉默的四儿子。但那个独自哭过的男孩,在他心里疼了几十年,因此他希望女儿过得无忧无虑,不用知晓任何生活的真相。
病床上,他还是说了那句话:“不要太辛苦,累了就辞职回来吧。”他去世以后,我才越来越明白是多少疼惜才能为子女撑起一个童话世界。他的遗愿被生前好友放在心上,表示我的婚礼他们将全权负责。之后的每次聚会,总会有人说起这份遗愿,提醒我还没有完成。
在那之后,我回家的次数不超过三次,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北京。没多久疫情开始,想回也回不去了。今年跟母亲贴春联,不小心贴歪了,第一反应是,“我这活儿肯定交代不了爸爸”。父亲干活细致,在世的时候,春联都是他带着我贴。“就这样吧。”我笑嘻嘻从凳子上跳下来,不打算重来。
这几年我逐渐意识到,父亲的离开,之于我重新认识自己,影响有多么深远。其实我一直想逃离父亲,却不知道,我是在逃离不够强壮的自己。我曾觉得和他、和小城的距离如此遥远,可是细想,每个人的经验和理解,都无法复制也无法效仿。理解大概是世上最难的事,不理解才是常态。
三年的分别,让我对老家感到些许陌生。回家路上我试图关掉导航,却不得不重新打开。路边挂满了灯,每一处空白几乎都被节日装饰填满,像这里人们之间的情感,浓重而失焦。
一周里,小叔给妈妈送了三次年货,从干果花生到蔬菜熟肉,羊肉是煮好的,连葱姜蒜也包括。七十多岁的大伯一大早跑来看我,新冠肺炎出院才两三天,他没敢摘口罩,站着聊了十分钟走了。之前我在电话里明确说过不适合的妆前乳,表姐最后还是买了送我,还专门带了一罐开封的让我试试。
在大城市强调的边界感,这里几乎没有。可也是这种粗粝的情感,磨掉了我的盔甲。采访中遇到的“险”,病痛时的难受劲儿,就连独自生活的一日三餐,在他们看来都是极不容易。在北京,和每天见面的人不会说的软弱,在春节的絮叨中被一一认真抚慰。
过去三年,我一直忙于把生活过得有延伸感。结束了一段糟糕的恋爱,也彻底跳出体制内,进入市场化媒体做了向往的职业。第一次跟同事见面就是尴尬。选题会上,大家穿着休闲服,背一个帆布包,跟领导放松地开玩笑。我在其中显得异类,职业装、高跟鞋,给编辑发去稿子总附一句,“请您审阅”。
那时民营企业纷纷裁员,铁碗饭万人难求一个,周围的人都在提醒我,这个决定非常冒险。老家的前同事纷纷升为中层,而我重新做回一个小白,凡事都回复“好的”“行”,稿子也摆脱不了体制内的路子,编辑反馈,“不知道该从何改起”。母亲也劝我放弃,但我不甘心,而且,放弃是不是太丢人?以前的同事怎么看我?我总想起当初离开,没人相信我能做到。
资料图,源自视觉中国。
转变比想象中痛苦且漫长。合租室友的关系,似乎也止步于隔三差五在群里提醒,小便要掀开马桶座,用完要清理。记得有个瘦瘦戴眼镜的男生正在创业,似乎永远在屋子里打电话,说的都是“政策”和“大局”。难得闲聊两句,他说自己其实也很会做饭,只是没有时间。
大家各有各的难,没人顾得上安慰我。一个从大公司辞职改行去NGO的朋友告诉我,“醒来”的过程,就是孤单和无助的。也有好处就是,大龄未婚这件事可以轻易隐身于人群,不用再被“纠错”,可以更专注于自己的事。
我趁疫情期间房价回落买了一套房子,尽管在五环外,但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布置装修。在父亲走后,我感觉自己重新有了家。
去年下半年,我从犬舍抱回了三个半月的小狗,Moon。它把我带入了一种类似新手妈妈的生活。九月底那几天连着采访,为了让它正常出门上厕所,我会尽量避开9点、13点和20点这三个遛狗时间约访。但它还是尿在屋里了,一晚上5次,而且耗光了最后的尿垫和喷剂。因为疫情,进京物流那几天特别慢,买的存货在路上迟迟发不过来。
我把Moon关回笼子,坐在沙发上大哭,连日的疲惫化作委屈都流了出来。它看着我,又趴下慢慢睡着了。我的生活开始围着狗转,引起了我妈的嫉妒。
她起初不同意养,以为养狗的责任会落在她头上。父亲去世后,她开始时不时到北京跟我住。我们没在同一屋檐下生活已经7、8年了,不再是原来熟悉的样子:我不再问东问西听她的建议,她也不再是总有解决办法的万能女士。
她反应开始变慢,讲话里随处可见“那个那个”,半天说不出来,刚说过的事很快就忘记,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她讲故事从天气到情绪都喜欢讲得仔细;家里的财务收支也都记在账本里,16开笔记本两页摊开画一张表格,在对应的位置贴上各种票据。
医院检查说这是轻微脑梗,长时间没人交谈是其中一个诱因。父亲去世后,她大部分时间都在老家独居,好歹亲戚都在那边。疫情第一年,因耳石症差点晕倒在家,幸好被及时发现,她康复后就来北京跟我住。有回她分享新闻,一款照顾老人起居的机器人即将上市,我立刻说小狗也能。
“我躺在床上啥都不能动了狗能帮我干啥?”“它能帮你盖被子。”我妈被逗笑了。
但真的养了狗,我妈又开始抱怨,嫌我对她的关注变少了。这让我想起小时候我妈说,“人都是往下亲”,如果姥姥和我同时病了,她会先顾我,还说以后我也会这样。我当时着急争辩,但现在有些理解那句话了,尽管Moon不是人。我渐渐意识到,是父母的保护,这么多年成就了我对亲密关系的所谓“理想化”。
过去几年,类似的事情反复让我重新理解爱情与婚姻。尤其在采访中见识了各类新闻的背后,都是人性的拉扯。我的包容力被不断推宽,包括对我自己。孤独的时候,我会想起那句话:你要搞清楚自己人生的剧本——不是你父母的续集,也不是你子女的前传。
被侄女问起“大姑,那你怎么还不结婚”之后,弟媳怕我难受,分享了很多婚姻生活中的阴影,说羡慕我的自在生活。多年老友相聚,她们试着开始跟我聊冻卵。我大笑,此间的善意我多年前视而不见,总算现在没有错过。是时候接纳不完美的自己了,至少不拧巴。
资料图,源自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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