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年的新年钟声已经敲响。在过去的一年中，受到以“俄乌冲突”为代表的一系列“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影响，今年的全球大宗商品的生产与贸易都受到了巨大冲击，也有观点判断，已经催生了新一轮大宗商品超级周期的到来。
石油不仅是一种能源，也不仅是一种大宗商品，它是一种秩序。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说：谁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掌握了货币发行权，就掌握了世界。基辛格的国家不做选择题，而是全都要，于是打造出石油美元这个金融领域的弗兰肯斯坦，不仅在能源和大宗商品领域翻江倒海，也成为半个世纪以来全球金融秩序的基石。现在石油的铁王座在动摇：绿色能源的崛起在挑战石油的地位，石油美元也遭遇多元货币的冲击。“商品之王”的桂冠，石油还能保有多久还不得而知，不过，石油在一步步踏上这个王座的时候，也凝结着一些人五体投地的虔诚和全情投入的心血。石油的影子在现代生活中无处不在，可这一切的形成也就是最近一个半世纪的事。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虽然人们已经认识了石油，但这种粘稠的黑色油料，除了给矿灯做燃料外，并没有其他的经济价值，也就是美国的宾州和俄国的巴库等有限的地方生产这种物资。
交通革命率先念出了“芝麻开门”的魔咒，打开了石油通往新世界的大门。约翰·费舍尔是最早看出这种燃料价值的人之一。对于中国人来说，英国人约翰·费舍尔是个典型的殖民侵略者。作为陆军军官的儿子，他16岁就作为英国海军的一名士兵参加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侵占广州的战斗。两年后费舍尔作为海军中尉又参与了对天津大沽炮台的攻击，当时参战的11艘英法联军炮舰中，有四艘被岸防炮火击沉击毁。中国军队最终没能将战斗的胜利转化为整个战役的胜利，不过在这场英国海军19世纪少见的一场失利中，费舍尔还是看出了舰船动力和火力不足的问题。1860年4月，费舍尔获得了上尉军衔，作为舰长，他指挥巡逻舰“科罗曼德尔”号从香港驶往广州。费舍尔除了在殖民战争中留下身影外，在海军史和石油史里也有名字：他是最早推动原油替代煤炭，成为交通工具动力源的人之一——当前交通消耗60%以上的石油。1882年，费舍尔参加了炮击埃及亚历山大港的行动，他指挥的是赫赫有名的战列舰“不屈（Inflexible）”号，而当时中国北洋水师中的主力舰“定远”、“镇远”两舰的炮塔配置等便是参考了该舰的设计。看过《甲午海战》的人，总会对“定远”、“镇远”铁甲舰印象深刻。那时的主流军舰都是以煤炭为动力。在没有雷达的年代，海军能通过在10多公里外观察滚滚的烟柱来判断敌舰的动向，而且要让军舰达到最高速度，至少要提前四个小时烧煤才能完成动力转化，而军舰上庞大的煤仓，又拖累了军舰的速度。战场上形势瞬息万变，用石油代替煤炭作为军舰燃料有明显优势：不但没有黑烟便于隐藏踪迹，而且十多分钟就能爆发出最大马力，用油做动力还能节约空间并提升战舰的作战能力。于是最终晋升为海军上将的费舍尔大力推动战舰由烧煤向烧油的转化，以保持英国海军相对于竞争对手德国海军的优势。费舍尔当时就呼吁:“石油燃料将使海军战略发生一场根本的革命，它将是一个唤醒英国的事件。”费舍尔担任海军大臣之后，大力推行舰艇的燃料革命，将驱逐舰完成了全部燃油化的改装，战列舰则先施行煤炭和石油并行的“混合动力”，进而逐渐实现燃油化的转变。这一改造让英军舰队拥有了速度优势，为日后在一战中对德国的日德兰海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英国人在大力推动原油驱动战舰的同时，德国人不但参与了建造“无畏”级战列舰的军备竞赛，还另辟蹊径地大力推行在陆地上使用这种高能量密度的能源。1895年德国工程师卡尔·奔驰发明了第一台燃油发动机，从那之后汽车这个“油老虎”改变了石油工业和人们的出行方式。在费舍尔给军舰换“心”大约半个世纪后，就出现了核动力推进的舰艇，但时至今日燃油仍是绝大多数水上舰艇的常规动力。同时以费舍尔为代表的英国人对石油的重视，也为他们赢得了一战胜利这个丰厚的硕果。1918年底在战后的一次庆功宴上，时任战时石油委员会主任的亨利·贝任格总结说，“（石油是）胜利的血液。德国人过于重视在煤炭和钢铁方面的优势，却没有给予石油足够的重视。”随着舰艇中大量使用石油，石油也从路灯燃料变成了战略资源。英国人约翰·费舍尔1904年成为海军大臣后，他的优先政策之一就是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考虑并就确保英国海军的原油供应提出建议”。生产煤炭的英国当时并没找到石油，必须从数千公里外的波斯湾运来。而且一旦开战的话，脆弱的供应线随时可能被掐断。这个委员会的建议之一是重视当时已经发现了石油的中东地区。两年后，英国向中东地区派出超级特工西德尼·赖利，任务就是将该地区的石油收入囊中。如果电影里代号为“007”的詹姆斯·邦德有原型，那就是西德尼·赖利。西德尼·赖利的活动可谓谍影重重，在探听俄国在旅顺口的海军布防、荷兰对南非布尔人的援助、德国克虏伯兵工厂的生产等众多事件中都有他的身影。1905年，他被派往中东，主要任务是搞到石油开采权。电影中“007”在完成任务中往往会和美女打交道，可西德尼·赖利打交道的对象却是一位名叫威廉·达西的中年工程师。19世纪90年代，波斯国王穆扎法尔·阿尔丁召见达西，要他帮助波斯建设铁路，推动工业发展。1901年，为了预先换取大量现金，国王授予达西一项王室特许权：60年内，他可以不受限制地在波斯自由探采石油，所有发现的与石油有关的财产，都归他所有。达西支付了大约两万英镑的现金，并承诺找到石油后，从销售额中提取16%分给国王。于是达西得到了一张价值连城的法律文书，赋予他本人及他的继承人或受让人在波斯开采石油的特权，一直持续到1961年。赖利就瞄准了达西手里的这项石油开采特许权。由于达西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赖利冒充教士想方设法接近了他，并通过花言巧语，说服达西把波斯石油独家开采权转让给“属于虔诚的基督教”的英国。赖利完成的任务让英国获得了安全稳定的石油供应，长远看则开启了中东石油地缘政治的魔盒。为了将赖利的成果扩大化，时任海军大臣的丘吉尔在1914年6月17日向英国下议院提出了《英波石油公司筹资法案》。根据这个法案，英国政府将向英商在波斯卡扎尔王朝时期成立的英波石油公司投资220万英镑，掌握该公司51％的股份，从而获得伊朗境内大部分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开发、精炼运输以及销售权。把握石油权益光成立公司还不够，还需将能源所属国处于时刻需要依附的不稳定状态中。为此，1917年英国提出了以外交大臣贝尔福为名的《贝尔福宣言》，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提供了依据，也在全球产油区埋下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阿拉伯人之间纠纷和冲突的祸根。英国支持犹太建国，是为了在阿拉伯世界打下一个楔子，牢牢抓紧石油供应。二战后，英国日渐衰落，所以让渡石油控制权换取美国保护英联邦国家安全和海外利益。之后美国拿起了石油地缘政治的指挥棒，屡次深度介入中东的战事。直到2003年英美军队还发动了入侵伊拉克的战争，将当时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赶下台，一系列战火背后都有石油控制的影子。而且美国在中东是只管砸烂旧制度，不顾建设新秩序的，比如伊拉克从世纪初就陷入分崩离析中，直到2021年美国总统拜登才宣布驻伊拉克美军将在那里结束作战任务。而美军在中东的存在，其实一直是在完成一个多世纪前特工赖利开启的石油地缘政治后续工作。超级特工赖利从工程师达西那里取得了波斯石油开采权，而在那之前，达西在波斯湾北部的舒什特尔地区勘探开发出了一口油井，他把开油井的企业并入了英国波斯石油公司，而这家石油公司逐渐发展成控制全球石油“七姐妹”中的一员。在石油领域鼎鼎大名的“七姐妹”指的是七家大型石油公司的合称，除了英国石油外，还包括新泽西标准石油（即后来的埃克森石油公司）、纽约标准石油（即后来的美孚石油公司）、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后来成为雪佛龙）、德士古、海湾石油以及壳牌石油。这七家石油公司相互结盟，形成了垄断全球石油市场的利益共同体。他们为了追求巨额利润，经常进行激烈竞争，但为了稳定动荡不安的市场，保持高额利润，这七家公司又常常相互合作。七大公司就像姐妹们一样彼此间你争我夺，但一遇到其他新的参与者加入竞争时，又像一家人那样联合起来一致对外，以维持他们固有的格局。“七姐妹”自诞生起就有垄断的影子，其中埃克森、美孚、雪佛龙都源自被拆分的标准石油公司，而标准石油由约翰·洛克菲勒在1870年创建。出身贫寒的洛克菲勒像极了小说中拥有主角光环的人物。这位高中毕业生先是经营农产品转售的生意，23岁时看准石油的广阔前景开始投身炼油行业，并在1863与人合资在克利夫兰建立了第一座炼油厂。此后洛克菲勒的石油生意步入了快车道，他先后合并了40多家石油厂商，构建起庞大的石油帝国。到1904年标准石油控制了美国90%以上的石油生产与销售，洛克菲勒也成为美国最富有的人。而且如果按照资产占美国GDP比例来换算，把持石油工业的洛克菲勒的财富会大大领先现在的盖茨和马斯克。洛克菲勒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资产超过十亿美元的超级富翁，他打造的标准石油也是最有影响力的能源托拉斯。这样控制着全美石油资源的企业大而必须倒，1909年美国司法部以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为依据起诉标准石油垄断及抑制洲际商业，经过长达两年的诉讼，标准石油被拆分为多家公司，而埃克森、美孚、雪佛龙的前身就是标准石油在美国新泽西州、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的子公司。“七姐妹”是大型跨国公司的先驱，他们的产业遍布全球，不仅控制着石油产量，还控制着石油分配、运输和销售系统，其经营范围涉及世界石油工业的各个领域。正因为能牢牢把持着全球能源市场，“七姐妹”的收入比大多数产油国还高，他们拥有油船的总吨位也高于大部分国家海军的吨位数。在1972年的世界最大公司排名中，无论是按资产额还是营业额衡量，“七姐妹”的排名都在前15名以内。即使已经具有了如此规模，但这些具有垄断基因的石油公司从没停下过相互吞并的步伐。在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被拆分70多年后，雪佛龙在1984年和2001年先后吞并了海湾石油和德士古，埃克森1998 年与美孚合并组成埃克森美孚，“七姐妹”在相互并购中成为历史词汇。但“七姐妹”的留下的影响力一直存在，2012年《财富》全球500强公司排行榜中，在前十名里有8家石油公司，只有中国国家电网和丰田不是石油公司，这唯二的两家也都还是石油的用户。又过了十年，虽然名列前茅的有大量的科技巨头和金融大鳄，但前十名中也有三家石油公司的存在。只有魔法才能战胜魔法。面对“七姐妹”结成的“联手控制市场的卡特尔”，打破其铁索横江同样需要联盟，于是被简称为欧佩克（OPEC）的石油输出国组织出现了。
1960年前后，“七姐妹”里的英国石油、新泽西美孚和埃克森先后宣布石油降价，这都导致石油产国每年减少数亿美元的收入。在这种情况下，石油生产国决定联合起来抗争，而站在最前面的人物是委内瑞拉石油部长胡安·阿方索。和很多传奇的革命者类似，阿方索也是学医出身。作为政府部长，他开出经世济民的药方是提高税收来增加该国的石油收入，即收取石油利润的一半作为税收。最初“七姐妹”强烈反对让出半数利润，威胁要在其他地方增加产量，同时减缓委内瑞拉的产量。但阿方索鼓励其他国家也采用同样的税收标准，并将其推广成为全球的惯例。通过联合，阿方索取得了面对“七姐妹”的第一场胜利，同时他也认识到石油生产国联合起来的力量。他详细研究了全球石油工业的活动，并与沙特的石油部长阿卜杜拉·塔里基一起号召成立了欧佩克。1960年成立的欧佩克从诞生起就站在“七姐妹”的对立面：“七姐妹”属于欧美跨国公司，五家来自美国，一家属于英国，还有一家是英国与荷兰共有，而欧佩克却是10多个亚、非、拉石油生产国的组织，二者间既有南北对立的鸿沟，又有跨国商业集团与新兴民族国家的纠葛，还有全球石油市场控制方和资源所在方之间的利益纷争。胡安·阿方索倡导成立欧佩克的宗旨是协调和统一成员国石油政策，维持国际石油市场价格稳定，确保石油生产国获得稳定收入——这个目标看起来宏大，但在当时却是卑微的，因为别看现在经常听到有人喊油价高，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国际市场上每桶油的价格甚至不足3美元。除去“七姐妹”的层层盘剥后，没有几个钱真正落到产油国手里。十年磨一剑的欧佩克在沉默中爆发，发出的呐喊声震惊了整个世界。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为打击以色列及其西方支持者，欧佩克中的阿拉伯成员国宣布收回石油标价权，并将原油价格从每桶3.011美元提高到10.651美元。猛然上涨两倍多的油价触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对发达国家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石油危机显示出欧佩克的肌肉，其影响远大于2022年欧洲面临的天然气短缺。当时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美国不得已采取了一系列节省石油和电力的紧急措施，包括减少班机航次，限制车速，对取暖用油实行配给，星期天关闭全国加油站，禁止和限制户外灯光广告等，甚至连白宫顶上和联合国大厦周围的电灯也限时关闭。尼克松总统还下令降低总统专机飞行的正常速度，取消了他周末旅行的护航飞机。欧佩克尽露峥嵘的威力太大，在增加了产油国收入的同时，也让其他国家一方面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和开发新能源减轻对石油的依赖，另一方面被迫加快了新油田的勘探开发。随着美国、苏联、墨西哥、阿曼、挪威等国油田的开发，到1982年非欧佩克国家的原油产量超过了欧佩克组织。随着全球石油产量的提高，欧佩克对石油市场的影响力在减弱。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欧佩克想出了新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将OPEC升级为OPEC+。在2016年，由于长期的低油价难以满足OPEC和俄罗斯等非OPEC产油国的财政收入，OPEC首次与俄罗斯、阿塞拜疆、巴林、文莱、哈萨克斯坦、墨西哥、马来西亚等产油国达成了合作关系。各方承诺共同减产，托起油价。这一合作，促使了欧佩克与非欧佩克生产国之间首次达成合作减产协议，标志了OPEC+的形成。OPEC+依然站在欧美的对立面，这点从2022年10月OPEC+疫情以来第一次线下部长级会议上就能看出，当时该组织决定2022年11月起大幅减产，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能源部部长们与欧美媒体记者唇枪舌剑，进行了激烈交锋。发布会一开始，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的一位记者自称拥有美国和阿联酋双重国籍，说她住在美国的家人和朋友正受高油价影响，认为“OPEC+”的减产决定将造成西方国家的“能源贫困和社会动荡”。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回应称，OPEC国际发展基金正与许多非洲和东南亚国家合作解决能源贫困问题，这些国家是受能源贫困影响最严重的国家。CNBC记者打断沙特能源大臣回复，继续发难：“那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能源贫困问题怎么办？”沙特能源大臣回复道：“我觉得这应该由各国政府解决。当我们谈论能源贫困的时候，需要关注的是真正受该问题困扰的国家。”他认为所谓“OPEC+”造成西方“能源贫困”的说法体现了“富人的傲慢”。他打了个比方，“这个情况就好比你在担心无法给你的法拉利跑车充电，而穷人却要靠砍树烧木头来做饭。”阿联酋能源部部长马兹鲁伊也回应这名记者：“当我们在讨论能源贫困问题时，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讨论欧洲，而应该讨论非洲、南美……讨论那些无法获取能源的人。”刚果共和国石油天然气部长布鲁诺•让-里夏尔•伊杜阿则表示，非洲国家有6亿人民深受能源贫困问题困扰，包括欧佩克的一些非洲成员国也饱受其害。“欧佩克+”此次减产意在稳定石油市场，因为这些欠发达的非洲国家需要长期稳定的能源收入来解决能源贫困问题。“不仅仅是OPEC非洲成员国，非洲所有国家都完全支持欧佩克和‘OPEC+’的立场。” 伊杜阿说。有记者向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提问：“OPEC+”是否在利用石油作为武器挟持世界？阿卜杜勒-阿齐兹回复：“请告诉我哪里有攻击行为。”有意思的是，这场新闻发布会虽然在网上进行了直播，但第二天在欧佩克官方网站上却怎么也找不到了。这诡异的一幕也再次印证了“OPEC之父”阿方索曾经的预言：“石油不是黑金，而是魔鬼的排泄物。”欧佩克与西方的关系很久没这么僵硬了，至少产油国的带头大哥沙特和西方阵营的老大美国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还算过得去的，甚至在9·11这样的压力测试下也没撕破脸。这是因为威廉·西蒙在20世纪70年代初为两国间织起了一张利益交缠的大网：石油美元。
比起成为音乐剧主角的汉密尔顿，西蒙在美国历任财政部长中并算不上鼎鼎大名的一位，但他留下的政治遗产，却和前者一样让美国几代人从中获益。而且西蒙算得上是汉密尔顿的精神门徒，他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坚定支持者，看重财政部“看门狗”的传统立场。1974年7月，刚上任两个多月的美国财政部长西蒙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出发，秘密前往沙特沿海城市吉达与沙特政府谈判。在那里他见到不少老对手和老朋友，因为西蒙对石油圈并不陌生，这位前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政府债券交易员，在1973年石油禁运开始时出任美国新成立的联邦能源局负责人，负责寻求在石油输出国组织提高价格和实行禁运之后的解决办法，并很快获得“能源沙皇”称号。四天的吉达之行，让西蒙与时任沙特石油大臣沙伊克·亚玛尼建立起深层关系。西蒙向亚玛尼提出要求，要沙特以美元作为石油贸易的唯一结算货币，并将贸易盈余存入美国银行，或者投资于美国政府证券，特别是财政部的长期债券。作为交换，美国开出了优厚的条件，卖给沙特大量的军火，帮助沙特训练军队，同时给予沙特大量经济援助并维持沙特王室统治地位稳固。经过后续的反复谈判，美国与沙特达成“不可动摇协议”，从那之后，石油和美元之间的闭环体系形成：一边以美元计价和结算卖出石油，一边将美元所得用来购买美国国债。西蒙也因为这一成就在当年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西蒙成为石油美元体系的编织者，这一体系的建立不仅增加了国际社会对美元的需求，而且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重塑了美元信誉及其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成为美元的锚定物后，石油也不仅只是能源，而成为一种金融产品。产油国账户上的美元越来越多，投资美国的方式也不局限于国债，还包括各类金融衍生物。“石油美元”和国际金融市场紧密结合，使得“石油美元”机制更加完善、成熟。石油美元也将世界各国都卷入其中，其他国家通过外贸赚取美元购买石油，美元又通过沙特等欧佩克国家进入美国金融市场，这样就形成了石油美元环流体系，美国依靠大量印发美元，大量进行外贸消费，又大量回笼美元金融市场，以此来填补财政赤字，从而支撑美国经济的发展。美国还可以凭借美元的支配地位，通过金融政策来收割世界其他国家的劳动力和商品。在石油的支持下，美元在全球货币体系中一枝独秀。但近年来，美元与石油间不可动摇的联盟正在松动，一方面随着国际货币多元化的发展和地缘政治的影响，以欧元计价的原油、人民币计价的原油等产品，在双边贸易中逐渐增多，抛弃了美元的“中介”地位。另一方面美国在全球能源版图中角色的变化，也让石油生产国颇有怨言，并在尝试性选择B方案来部分替代美元。在美式的超级英雄电影里，总会将一些角色称作“**侠”，对抗另一方势力。在石油这块舞台上，哈罗德·哈姆就是“页岩侠”。哈罗德·哈姆是大陆资源公司首席执行官，也是美国页岩油行业领军人物。而正是以他为首的美国页岩油势力的迅速增长，引起了沙特石油富豪的强烈不满。以沙特为首的中东产油国，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是与美国配合的，这涉及一场大型交易：沙特将石油卖给美国，收益换成美国国债以支持美元，而美国则为沙特提供安全保护。然而到了2015年左右，这笔大交易有些难以为继了。这并非沙特变了，而是美国变了：由全球最大的能源进口国转而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生产国之一，甚至在国际能源市场上逐渐成为沙特的竞争对手。而给美国带来这场变化的，是页岩油革命。哈姆是这场页岩油革命的领头人之一。哈姆和前辈洛克菲勒相似，也是出身草根。他在俄克拉何马州的农村长大，是家里的第13个孩子。他小时候赤脚采摘棉花，16岁开始在加油站工作，以养家糊口。1967年21岁时创办了大陆资源公司，并一手将一家创业公司打造成了美国排名前十的石油生产商。之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将石油作为战略物资，只能进口不能出口。1975年，为了应对石油禁运和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原油价格的上涨，美国出台了《能源政策和节能法》，禁止原油出口。在禁止本国石油出口的同时，美国并没有铆足劲扩大国内生产以实现进口替代，而是尽量多从国外买油，人为地降低本国的石油开采量，从而保护本国石油储备。美国原油产量从20世纪70年代日均1004万桶的峰值逐步下降，一直跌至2008年日均约500万桶的低点。低产出和高油价为哈姆的页岩油开发带来了机会。2008年7月14日，WTI原油期货价格创下147.27美元/桶的历史高点，刺激大量的资金涌入页岩油勘探和开发领域。充裕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技术进步，成为沉寂已久的页岩油实现爆发式发展的温床。其实页岩油并非新事物，早在1914年美国人就在阿巴拉契亚盆地泥盆系页岩中发现了世界第一个页岩气田。页岩油属于轻质油，油质好。但是，受地质认识和技术手段的限制，人们并没有重视这类资源——不仅没有认识到它的巨大潜力，更没有想到它可以被大规模地开采利用。直到近百年后，基础地质研究、水平钻井和水压致裂技术的进步，促使“页岩侠”破壳而出。传统直井油田直接从油层抽取原油，页岩油开采用水平钻井和水压致裂技术从页岩层中获得，页岩油的开采成本也更高一些。即便如此，在较高的国际油价面前，开采页岩油仍有利可图。从20世纪90年代，哈姆开始在北达科他州巴肯地区使用水平钻井和水力压裂的方法开采页岩油，逐渐改变了美国石油工业。得益于页岩油的迅猛发展，美国石油增产后，对进口石油的依存度从2010年的49.3%进一步降至2015年的25%，2020年已经降到了20%以下。2005年，美国曾创下平均每天进口1250万桶石油的纪录；2020美国的石油进口量已经减至每天不足300万桶，是石油危机以来的最低值。当时美国多产出的油气不仅足以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而且其轻质油供应已经过剩。于是2015年，美国国会投票通过了解除原油出口禁令的“HR-702号法案”，延续40年之久的原油出口禁令终于被放开了，为美国页岩油“冲出国门，走向世界”扫清了障碍。哈姆被广泛认为是带头解除美国40年来对美国原油出口禁令的人，他由于为解除出口禁令所做的不懈努力而被《石油和天然气投资者杂志》评为“年度执行官”。出口的美国油气迅速涌入世界市场。2018年1月，悬挂着巴哈马国旗的“首尔精神”号邮轮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从美国的休斯顿抵达阿联酋阿布扎比的路瓦斯港。这艘超过8.3万吨的油轮并非从中东装载原油，而是将美国的凝析油出口到阿联酋，供当地的炼厂使用。这种和传统运输路线背道而驰的将美油运往中东的场景，从那之后变得越来越普遍。美国页岩油的生产商不断扩大生产，抢占全球能源市场。就在“页岩侠”出海两个月后，国际油价跌破每桶27美元关口，创下13年来的低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页岩油革命撼动了旧有能源体系，中东运往美国的“黑金航线”重要性下降；美国掌握主动优势成为“革命者”，而沙特等传统产油国则成为“被革命”的一方。传统的石油生产国当然不愿接受这种改变，因此，2012年后，国际原油市场上演了一出围剿“页岩侠”的大戏。面对美国页岩油企业的挑战，以沙特为代表的欧佩克（OPEC）国家放弃了限产保价的策略，选择增加原油供给来抢夺市场份额，意图通过价格手段将羽翼未丰的美国页岩油挤出市场。于是，从2013年起，原油市场上一场波澜壮阔的“价格割喉战”拉开了帷幕。在此过程中，油价从当时的每桶110美元左右，到了2016年初，降到了不足30美元/桶，跌幅超过70%。但“页岩侠”的抗打击能力出乎人们意料。价格战不仅没能打倒“页岩侠”，还使其更加坚韧。由于技术的进步，单井产量大幅增加，加之采购和服务成本下降，美国页岩油生产效率越来越高：井口盈亏成本由2014年的70至80美元/桶降至低于40美元/桶；从钻井到完井的周期由2014年的平均6个月缩短为3个月；单井生产效率提高50%至100%。此外，美国成熟的资本市场也为页岩油生产商提供了廉价的资金和更多灵活性。面对沙特的极限施压，哈姆强硬回应：“他们希望阻止页岩油，也许在6个月期间得逞，但不会永远如此。”哈姆认为，只要美国原油基准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达到约70美元/桶，就足以刺激开采活动增加以及产量增长。而市场也确实没让他等太久，到2018年全年油价的均价已经在70美元上方，在2022年油价甚至一度逼近每桶130美元。传统石油生产商的限产无法限制“页岩侠”，而限产带来的油价上涨，让后者搭上了“便车”。“页岩侠”既打不死，又甩不掉，让沙特等国感到无可奈何。迄今为止，在与传统石油生产商“猫捉老鼠”的游戏中，更加灵活的页岩油生产商一直占据优势——油价一涨，页岩油大量进入市场，这就导致油价下跌；而油价一下跌，页岩油生产商就会灵活减产，让欧佩克去收拾残局，然后油价就又上涨，进入下一个循环。传统石油和页岩油在展开激烈的争夺，而最终两者可能都会是输家。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地质学家金·哈伯特就为这种如日中天的能源唱起了挽歌。地球物理学并不是一门显学，但赫伯特却是世界上在这一领域最被公众熟悉的学者之一，他因对化石燃料时代的预言受到广泛重视。早在20世纪50年代，哈伯特在得克萨斯州为壳牌石油公司工作时，根据美国油田的实际数据，发现化石燃料生产的趋势几乎总是相同的，都遵循着钟型曲线正态分布模式。他认为对于任何给定的地理区域，从单个产油区到整个地球，石油产量的增长率都会遵循钟型曲线，石油作为不可再生资源，任何地区的石油产量都会达到最高点，达到峰值后该地区的石油产量将不可避免地开始下降。据此，哈伯特在美国石油研究所1956年会议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正式提出了石油峰值理论。他大胆预言，美国石油出产将于1965年到1970年左右达到顶峰，达到了顶峰之后就会一直下降。虽然当时许多专家对他的预测提出质疑，哈伯特也没有预测到后来的页岩油革命。但至少在1970年，他所预见的情况真的发生了，当时石油产量达到每天1020万桶的峰值，随后的35年中，石油产量下降，这一模式与哈伯特十几年前预测的模式极为相似。在那以后，石油专家把产量出现峰值的情形称为“哈伯特顶点”。哈伯特的石油峰值理论影响深远。就在哈伯特预测的峰值出现两年后，罗马俱乐部著名的报告《增长的极限》出炉，内在的逻辑与哈伯特如出一辙。该报告以数学模型推算，根据已知的人口增长率和地球自然资源限度，指导人类尽快思考自身行为和发展模式，以更可持续性发展来避免人口资源压力造成的大规模工业化滑坡和国家解体。时至今日，绿色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的共识，人们也越来越多以防止气候变暖的名义控制以石油为首的化石能源的使用。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可持续的框架下石油并没有像哈伯特推出预测的那样在峰值出现后一路掉头向下，反而在产量和需求各方面都杀了回马枪。让哈伯特始料未及的是，他的钟型模型本来只有一个峰值，但开采技术的进步在将近半个世纪后又塑造出另一个峰值。技术的发展提供了获取大量非常规资源的途径，并让世界油田的采收率从1980年的22%提高到2020年的35%，这带来石油产量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跳出了哈伯特的预测。从2010年开始，特别是页岩油等非常规油开采的技术进步，带来美国石油产量大幅增加，2017年美国原油产量自1970年以来首次突破1000万桶大关。资源增长、新技术的应用、基本的商业因素或地缘政治对生产的影响，这都是哈伯特当年的钟型模型的缺口。虽然随着页岩油的加入，石油生产峰值在不断被推后，极限依旧存在。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喧哗与骚动后，石油的年代终将会落幕，哈伯特的预言只是迟到，不会缺席。 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