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正是发放育儿福利来鼓励生育的最佳时机,因为整体经济产能过剩需求不足,正好可以通过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如果这些政策向有孩子的家庭有所倾斜,可以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既鼓励了生育又提振了经济。”
来源 | 绕梁说
作者 | 梁建章(绿研院·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携程旅行网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会主席)
原标题 | 灰犀牛来了——极低生育率意味着什么?
根据国家统计局17日发布的数据,2022年末全国人口为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这就意味着,早就引发关注和担忧的“负增长”终究还是来了,也是我国人口近61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其实对于长期关注中国人口发展趋势的人来说,出现负增长原本就是完全在预料之中的必然结果。自从2016年以来,中国每年的净增人口数都在持续减少,从2016年的906万人一路跌至2021年的48万人,所以2022年的负增长只是延续了近年来的趋势。至于导致这个结果的最关键因素,则是生育率的持续低迷。
2016年,当时在“全面二孩”政策的推动下,全年新出生人口达到了1883万人,出现了阶段性的反弹势头。然而短短6年之后,2022年的新出生人口已经降到了956万人,非但跌破了千万级别,而且只有2016年的一半左右,下滑之剧烈要比当初最悲观的预计更糟糕。
进行一下横向对比,总人口规模与中国大致相当的印度,每年新出生人口的数量在2000万人以上,达到了中国的两倍以上,未来人口总量将远超中国。如果按照人均寿命80岁来算的话,中国即使勉强能够维持每年900万的新出生人口,长远来看也只能维持七亿多的人口。继被印度超越之后,未来的人口规模还将被美国、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等很多高生育率国家超过。
按照每年956万的计算,总和生育率还不到1.1,仅为更替水平的一半。通常我们把生育率在1.3到1.5就叫做超低生育率,日本的生育率就是在1.4左右,属于超低生育率。但现在中国的生育率比日本还要低0.3个孩子,甚至可以称为极低生育率,几乎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仅略高于韩国),比欧美发达国家更是少了0.5个孩子,未来的少子化和老龄化程度要远远高于其他国家。更令人担心的是,2022年首次出现的负增长几乎不可能是谷底,而是会成为见证持续下滑的一个新起点,短期内几乎看不到迅速扭转趋势的契机。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这几年身处疫情防控的特殊历史时期,但考虑到中国之前曾经取得卓有成效的防控效果,至少以2022年的人口数据而言,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并不是太明显。相比之下,2023年的新出生人口数据倒是有可能因为疫情压力而进一步下滑。整体而言,中国人口的首次“负增长”,并不能主要归因于疫情影响,而是各种长期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结果。同样的道理,即便未来中国迅速摆脱了来自疫情的负面影响,也不意味着新出生人口数据会出现报复性增长,不应当对此报以不切实际的幻想,仍然必须以长期发展的眼光来审视中国的人口问题。
少子化直接导致人口规模萎缩,人口结构老化则会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明显劣势。那么,如果“负增长”成为长期陪伴中国人口问题的一种常态,又会带来哪些后果呢?首当其冲的就是养老问题。目前每年新出生的人口,会在二十年到四十年后成为整个社会的中坚力量,是社会财富最主要的创造者,客观上会承担包括养老在内的众多社会责任。那么随着新出生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持续下滑,也就意味着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财富创造者的规模会出现萎缩,需要社会提供资源支持的老年群体却在不断扩大。与现在相比,就是更少的年轻人必须担负起更重的养老压力。
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如果年轻人口的规模出现严重缩减,很可能会动摇中国经济的创新基础。中国经济的活力和韧性,来自于庞大的市场和人口规模优势,如果人口总量日益减少,尤其是年轻人口规模的减少,这种优势会逐渐消失。另外伴随着经济放缓和人口老化,必然导致年轻人创新和创业意愿的下降,进而导致中国经济的创新活力也会大打折扣。这和过去几十年的日本经济类似,而且中国的少子化和老龄化要比日本来得更快和更猛烈。
正是忧虑于此,所以在过去十年里,我们不断呼吁中国的人口问题必须得到高度重视,应当出台一系列有助于提升生育率的政策。应当说,其中的部分建议,随着时间推移逐渐获得了采纳,比如深圳市正在对《育儿补贴管理办法》征求意见,计划对生育三孩的家庭最高补贴3.75万。除此之外,山西、陕西、云南等地近日也都已推出或酝酿推出类似的政策。
在我们看来,上述政策的力度仍然远远不够。一方面,相比日益高企的养育成本,现有的现金补贴力度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强,才能真正起到激励家庭生育的效果。欧洲的一些鼓励生育比较成功的国家,平均会拿出GDP的2-3%来鼓励生育。中国的低生育问题更为严重,可能需要拿出GDP3-5%才能有比较好的效果。我们在过去的文章中,曾建议以给与家庭现金、免税和补贴房贷利息的方式来降低育儿成本。而且如今正是发放育儿福利来鼓励生育的最佳时机,因为整体经济产能过剩需求不足,正好可以通过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如果这些政策向有孩子的家庭有所倾斜,可以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既鼓励了生育又提振了经济。
另一方面,现金补贴也并不足以消除家庭对于生育问题的全部顾虑。比如针对新生儿可能牵扯家庭太多精力的问题,中国未来需要新建更多的幼托机构,将0-3岁孩子的入托率从目前的不足5%提升到50%左右,用社会的力量帮助家庭分担养育责任。如果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整个社会对此投入数以千亿计的资金。又比如,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巨大学业压力,也是导致年轻父母不敢多生孩子甚至选择丁克的顾虑之一,要解决这个问题,则需要对于教育体制进行全面改革,比如通过取消中考、缩短学制等措施,将孩子们从沉重的负担中解放出来,最终也将有利于提升年轻群体的生育意愿。
总而言之,我们虽然早已预测到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到来,但是过去五年的生育率下降得如此之快,低生育率的危机到来得如此猛烈,还是令人触目惊心。这次中国人口出现了久违多年的负增长,其实是再一次给整个社会敲响了警钟。由于生育率走低而可能引发的各类忧患,与我们之间的距离已变得越来越近。可以说极低生育率的灰犀牛已经清晰可见。这五年的生育率崩塌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需要差不多20年才能彻底显现出来(我们对中国经济的短期和中期都是乐观的),但对于中国的长期负面影响注定是非常巨大的,这个灰犀牛正缓慢而坚定地冲过来。如果希望摆脱或者至少是降低人口危机对于中国的负面影响,则必须有所作为,且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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