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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周报以翻译、扫描舆论场上的思想动态的方式，为读者呈现全球思想动态。本期思想周报，我们关注2023年1月8日的巴西版“国会山骚乱”与两年前的美国版之间的关联，以及政治学家普特南20年前的著作《独自打保龄》一书在今天的回响。
文｜贾敏，季寺
理解巴西版“国会山骚乱”
当地时间2023年1月8日，也就是美国国会山动乱的两年零两天后，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支持者冲进了位于该国首都巴西利亚的国会、最高法院和总统府，上演了一场巴西版的“国会山骚乱”。两场骚乱之间的可能关联随即成为近日国际舆论场的一大热点。
当地时间2023年1月8日，巴西巴西利亚，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支持者闯入国会。
《大西洋月刊》撰稿人安妮·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在1月9日发表了评论文章“巴西暴徒从美国人那儿学到了什么（What the Rioters in Brazil Learned From Americans）”，她在文中指出，历史上美国作为榜样曾经启发和激励了众多国家争取独立和民主的革命，然而巴西版“国会山骚乱”向我们证明，反民主运动同样具有传染性。
阿普尔鲍姆写道，1776年发表的美国《独立宣言》作为当时的激进文本，激励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人权宣言》和1804年海地奴隶起义中《海地独立宣言》的诞生；美国革命影响了南美洲、非洲和亚洲各地的独立运动领导人，例如被称为南美“解放者”的玻利瓦尔在1807年访问了华盛顿、纽约、波士顿和查尔斯顿，他后来回忆说，“在我对美国的短暂访问中，生平第一次亲眼看到了理性的自由”。两年前，阿普尔鲍姆在美国国会山骚乱发生时曾经写道，“到目前为止，美国在捍卫民主、捍卫政治自由、捍卫普遍权利和捍卫法治时使用的最重要的武器就是榜样的力量。”
然而这一传统被特朗普和他身边的小团体打破了，他们梦想的是另一种美国影响了，是专制的而非民主的，支持反叛和混乱而非宪法和法治，不是通过独立宣言而是在社交媒体上引战。阿普尔鲍姆指出，这个小团体的实际成绩可以忽略不计，但常常为了筹款而刻意夸大。例如班农曾暗示他在西班牙具有影响力，但西班牙极右的成员对这种观点嗤之以鼻；班农曾尝试在意大利建立某种极右翼另类大学，也以失败而告终。这个“专制国际（Autocracy International）”终于在巴西取得了“成功”。虽然巴西首都的公共机构过去也曾经遭到攻击，最近一次是在2013年，但这次事件中包含着一些新的元素。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洗劫巴西国会、总统府和最高法院、殴打警察、冲破安保防线的抗议者举着英文标语，仿佛是在向他们的美国粉丝和同志们喊话。#巴西之春和#巴西被窃的标语同样以英文形式在巴西社会网站上传播，似乎受到美国公关公司的推动。拉丁美洲、欧洲和美国的极右团体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有一些是通过激进的天主教组织。不久前，这些运动的一些成员，包括博索纳罗的儿子爱德华多曾在墨西哥城举行的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的特别场次上会面。
在阿普尔鲍姆看来，美国经验在巴西的真正影响力不是来自班农等人的夸夸其谈和有利可图的宣传运动，而是和18世纪一样，来自榜样的力量。这里的模式值得注意：博索纳罗在输掉11月的大选后拒绝参加其继任者的就职典礼，而是去了距离特朗普不远的佛罗里达；他和他的追随者在巴西法院的诉讼中追求虚构的索赔；他们选择了几乎正好是国会山骚乱两年后的1月8日发动袭击，而卢拉在这之前已经就职。今天的骚乱看起来更像是为了给华盛顿的事件制造一个视觉回响。
《纽约时报》观点版专栏作者罗斯·多塞特（Ross Douthat）在1月11日发表的“巴西向1月6日的致敬以纯粹的表演行为（Brazil’s Homage to Jan.6 Was an Act of Pure Performance）”一文中同样认为巴西发生的这一事件是对美国国会山骚乱的模仿。多塞特指出，1月6日事件本身就带有浓厚的cosplay意味——“匿名者Q”的萨满和自拍的人群参加的是一场嬉耍而不是严肃的政治干预，巴西的模仿则距离现实更加遥远，是一场对“真人角色扮演（live action role play）”的扮演。
多塞特接着写道，由于博索纳罗和特朗普一样确实是民选总统，他所代表的民粹主义不能被简单地用非现实来解释。在巴西1月8日的事件中可以证实当代民粹主义的两种倾向。
首先，今天的民粹主义运动和民粹主义政客倾向于疏远和惊吓到利益相关群体，而他们需要这些群体的支持才能实现真正的政权更迭或革命。美国国会山骚乱中，美国主要机构都反对特朗普主义者，导致民粹主义者们不仅抨击新闻媒体和法院，还反对联邦调查局和军队。甚至是在有着军队统治历史和显然偏向博索纳罗的民粹主义的武装力量的巴西，试图推翻卢拉的当选的运动最终也孤立无援。
其次，在巴西和美国一样，都可以看到今天的民粹主义者倾向于选择炫耀性的对抗和盛大而无用的抗议行为，而不是漫长艰苦的政治和政策工作。这是他们和过去的右翼激进分子（以及其他激进分子）的共同之处。然而有线电视新闻和互联网放大了虚幻姿态、纯粹表演以及建立在持续的光荣失败基础上的粉丝基本盘的机会。革命是否真实并不重要，只要上电视了就够了。
这些属性的组合不止一次拯救了民粹主义的对手中左派或是自由派，让他们免于承担自己的傲慢和错误带来的后果。我们的精英机构可能会犯错，但民粹主义的反叛者及其化身总是更加无能，要么是反政治的蠢货，要么是专制和无能的有毒混合，于是就像在新的美国众议院或是特拉斯的保守党政府中那样，重新循环到当初激起民粹主义反叛的不受欢迎的议程。
多塞特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因为种种原因滞留在右翼（或左翼边缘）而无法团结到自由主义麾下的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怀抱希望在混乱中寻找一种更具建设性但似乎只存在于理论当中的民粹主义的迹象，要么尝试完全超越民粹主义，把它看作和1月8日拉丁美洲对1月6日美国的怪异模仿那样，计划和效果都不现实的失败实验。
阿普尔鲍姆最后表示，如果美国人想要帮助巴西捍卫民主，想要避免#停止偷窃运动在其他民主国家扩散，就需要确凿地证明这些运动必将失败，证明从最高层到最底层的煽动者都会为此付出高昂代价。1月6日调查委员会刚刚向司法部提出明确建议，要求对特朗普提起刑事诉讼，而巴西利亚的事件证明司法部对这一要求的回应不仅会影响美国的政治，而是会影响全世界。
人们为什么日益孤独
政治学家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的《独自打保龄》（Bowling Alone）记录了富裕社会日益增长的孤独和寂寞。近日研究者Anton Jäger在《雅各宾》撰文指出，20年后的今天，这个问题比他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并且更复杂。
去年，美国生活调查中心发表了一份追踪美国人友谊模式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并不令人振奋。报告记录了“友谊衰退”，指出美国人是如何越来越孤独和孤立的。12%的人现在说他们没有亲密的友谊，而1990年只有3%，几乎50%的人说他们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与朋友失去联系。心理上的影响是可怕的：心脏病、睡眠中断、阿尔茨海默氏症的风险增加。友谊的衰退有可能产生致命的影响。
这个过程在过去30年中已经蔓延到了美国以外的国家。作为典型的自愿社团（voluntary association），友谊圈代表了集体生活中的其他机构——工会、政党、俱乐部。法国哲学家让-克劳德·米歇尔（ Jean-Claude Michéa）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他童年时期最令人不安的时刻之一是他发现村子里有人不是共产党员的那天。他回忆说：“这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仿佛那些人生活在社会之外”。
作为法国共产党员父母的儿子，米歇亚将党视为一个更初级的社会单位的延伸。友谊模式一直是更广泛的社会趋势的有用指标，Vox的作者们很快就将这些数据应用于政治分析。研究人员引用了汉娜·阿伦特的箴言：友谊是专制主义的最佳解药。在1951年的《极权主义的起源》的结尾，阿伦特假设，在20世纪，一种新形式的孤独感笼罩着西方人，导致他们加入新的世俗邪教以补救他们的灭亡。她声称：“在非极权主义的世界里，是什么让人们为极权主义的统治做好了准备？是这样的事实：孤独已经成为一种日常的体验，而它曾经是一种边缘的体验，是通常在某些边缘的社会条件下，如老年，所遭受到的”。结论是明确的。随着美国人在新世纪变得更加孤独和寂寞，同样的极权主义诱惑现在也潜伏着。
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这听起来一定很熟悉：它是21世纪初政治学经典之一、罗伯特·普特南2000年出版的《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崩溃与复兴》中的内容。该书指出了一个奇怪的模式：在20世纪末，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打保龄球，但他们越来越多地独自进行这项活动，许多保龄球联盟的突然衰落是最清楚的解释。这样的危机绝非仅限于体育俱乐部。从教堂到工会到射击场再到共济会，所有这些俱乐部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都经历了成员的急剧萎缩并开始解散。剩下的是一个社会性的荒地。
普特南调查了造成这种巨大脱离的各种原因。20世纪60年代，中产阶级被从城市中心吸引到郊区，这鼓励了隐私。离开了美国的城市，市民们最终来到了主要为驾车者设计、没有人行道的郊区。在战后的繁荣中，消费被民主化了。人们花更多的时间在他们的汽车上，这是公共空间的移动私有化。街角的商店被推倒以支持购物商场，火车轨道被高速公路取代。随着妇女稳步进入劳动力市场，志愿协会失去了一个核心的支持基础。雇员们开始比他们的父母工作时间更长，很少有时间做志愿服务。电视在晚上将公民锁在家里：战后孤独的墓碑。
普特南还驳斥了一些强大误解。首先，福利国家是真正的罪魁祸首。这种说法认为，将社会服务从社区转移到国家层面，会威胁到公民的自力更生。普特南对此表示怀疑：无论是强的（斯堪的纳维亚）还是弱的（美国）福利国家都出现了公民能力的下降。关于融合的争论也被证明是一个不充分的解释：美国黑人和白人都退出了俱乐部，而种族群体之间的总体不信任正在下降。
普特南也没有灵丹妙药。早在2000年，他就已经预言，互联网将为那些旧的协会提供一个糟糕的替代品，并加强反社会的倾向。2020年，在大流行期间，这位社会科学家躲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家中，为新版《独自打保龄》撰写了一篇后记。他的语气是典型的忧郁语气：“互联网使用和公民参与之间没有关联”，“网络巴尔干化”而不是“数字民主”才是未来。“社会资本”的存量无法得到补充。
普特南分析方法的弱点在21世纪初已经显而易见了。首先，《独自打保龄》花了太少的时间来调查公共社会的结构性转变——作为大众会员组织的替代品的新的非政府组织的崛起，新的体育俱乐部的崛起，福音派大教堂和学校的协会的复兴。
普特南还使用了一个非常可疑的“社会资本”概念。在这方面，这本书与20世纪90年代末的市场友好意识相呼应：公民关系作为社会流动的一种手段是有用的，而不是集体力量的表现。它们可以装饰大学申请书或帮助人们获得培训项目，而不是改变国家或进行革命。
这种经济主义也解释了普特南书中的一个明显盲点——在本世纪末工会力量的急剧下降。在五百多页的书中，没有“去工业化”的索引条目。由于对劳工的讨论有限，《独自打保龄》对资本的进攻如何导致公共社会的衰落，以及工人的力量对整个公民生活的代表性，几乎没有提及。工会成员的减少不仅对左翼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也使右翼迷失了方向，这一面向几乎没有出现在《独自打保龄》中。
尽管有这些明显的缺点，但是普特南的书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统计数字仍然表明，许多世俗的会员组织在稳步下降。尽管公众对工会工作的认可度越来越高，但美国的工会化率在2021年下降了0.5个百分点，仅有10.3%，回到了2019年的水平。过去十年的政治发展，从COVID-19的封锁到古典政党的不断缩减，也验证了普特南的直觉。不仅如此，他的书现在已经被用来解释特朗普时代的不确定性。
2010年代的超政治（hyperpolitics，“超政治”被认为发生在“后政治”之后，政治重新进入社会，但政治冲突是在没有大众政治的情况下发生的）也很难证伪普特南的论点。虽然互动的互联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单一的电视机，但新媒体引发的普遍的归属和位置危机并没有减弱。即使在一个政治化程度越来越高、被党派冲突蹂躏的社会中，从国家到工会到社区团体，集体行动仍然很弱。尽管在一些部门出现了激进主义，但正如学者丹尼尔·萨莫拉（Daniel Zamora）所说，COVID下紧张的劳动力市场所带来的“大辞职”（great resignation）并没有导致集体声音的政治，而是导致个人“退出”政治。欧洲的工会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会员们纷纷自谋职业。虽然普特南注意到2020年选举中选民投票率的上升，但这是“独自投票”（voting alone），与19世纪有组织地投票大不相同。
这里涉及到推和拉的因素。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过反工会立法或全球化的劳动力市场，公民被积极地驱逐出协会。同时，工会和政党权力的被动替代方案——廉价信贷、自助、加密货币、在线论坛——已经成倍增加。其结果是一个日益胶囊化的世界，正如评论者马修·伊格莱西亚斯（Matthew Yglesias）所警告的那样，我们的家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大的舒适来源，允许公民在不离开家的情况下进行互动。他声称，“独自坐在家里已经变得不那么无聊了”，迎来了一个我们都可以“独自看直播”的世界。结果将是可怕的。
在过去的十年里，各政治派别的学者们一直在为普特南的危机寻找技术上的解决办法。无疑，其中最吸引人的是新的网络世界。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故事：二十年前，当普特南出版他的书时，理论家们已经在想，在美国安全国家的怀抱中构想的互联网新的全球连通性是否可以重塑社会。今天，互联网的孩子们对Twitter或TikTok向善的能力几乎没有信心，就像普特南怀疑在线参与可以取代旧的公民道德。
这种怀疑态度反映在对互联网的所谓政治潜力的困惑上。如果说社交媒体分析的Scylla（斯库拉，希腊神话中吞食水手的女海妖）是21世纪初的天真乌托邦主义，那么它的Charybdis（斯库拉隔壁的大漩涡怪，会吞噬所有经过的东西，包括船只）就是我们目前的数字悲观主义，它认为世界上的许多问题——从政治两极化到性无能到识字率下降——都是“太在线”的原因和后果。
显然，互联网只有在孤独的保龄球手的世界里才是可以理解的。网络文化在新自由主义攻势对社会造成的原子化中茁壮成长。现在有大量的研究表明，公民承诺的下降与宽带接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同时，互联网加速并巩固了社会的原子化。这种新的、模拟的公共空间的退出和进入成本极低，离开Facebook小组或Twitter亚文化的耻辱感与工人在罢工期间不参与罢工而被迫搬离社区是无法相比的。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极端市场化也使世界容易受到社交媒体的危害。志愿组织的解体，福特主义工作稳定性的下降，宗教生活的死亡，业余体育协会的蒸发，“大众的解体”，以及由个人组成的诸众的兴起，催生了对社交媒体的需要，这早在出现Facebook或Instagram之前。社会媒体只能在一个不属于它自己的空白中成长。
因此，互联网最好被解读为药（Pharmakon）——一个既表示解药又表示毒药的希腊名词，一种所谓的解药，却只能使疾病恶化。
最重要的是，新的政治总是非正式的。1月6日表示无条件支持特朗普的暴徒甚至没有成员名单。匿名者Q和反封锁运动是一种亚文化，主要在博客、Instagram和Facebook群组上兴起。当然，也有或多或少的匿名者Q知名人士——可以说是网红。然而，他们的领导层不是官方的，也不是由投票授权的。我们看到的不是经过军事训练的群众，而是由自我选择的活动家组成的小团体煽动的游荡的蜂群。
这种非正式性在经济上也表现出来。在过去的一年里，特朗普从他的追随者那里敲诈了数千美元，并继续赚取资金，但从未建立一个明确的政党结构。早在1920年，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就指出，有魅力的领导人并不支付给他们的追随者和支持者固定的工资，而是通过“捐赠、战利品或遗赠”来工作。不足为奇的是，魅力型领导也是一种完全不稳定的统治模式：王位的继承不能简单地保证暴民的利益，他们现在必须寻找下一个救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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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朱凡。
本期微信编辑：朱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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