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章怡，郭于玮，鲁政委
地缘政治学提出了“海权论”和“陆权论”两大全球战略经济理论。长期以来，“海权”是影响世界地缘经济的主要逻辑，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海权”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陆权”迎来了新一轮机遇。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开始以陆上经贸联通欧亚大陆的广大腹地，地缘经济格局随之发生改变。我国由此进入“海权”与“陆权”更为平衡、比翼发展的新时代。
从“陆权”角度，中国积极发挥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优势。交通上，中国通过六大经济走廊与欧亚大陆联通；经贸上，东盟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欧亚板块拥有可观的外贸市场，中国中西部地区面临新的地缘机遇。因此，考虑过去的不平衡发展，对下一轮投资的关注点需从“陆权”格局出发给予更多关注：一是关注陆上通道建设及沿线节点的互联互通，特别针对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的后续建设需求；二是关注内陆枢纽城市和边境城市等新增长极，特别是西北方向、西南方向等线性廊道上的节点地区将面临极大的发展机遇，尤其是枢纽城市、边境节点城市、重点产业园区等；三是关注“一带一路”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发展机遇，政府要为人民币跨境流通使用创造环境，完善开发性金融和人民币投融资，完善离岸在岸人民币计价的资产市场等。
对于各城市而言，都需关注与欧亚大陆的合作机会。对于福建省来说，基于省内现有产业优势和国际经贸联系，尤其需要构建海陆并举的通道格局，投资重点关注泛欧亚通道建设、欧亚市场对接、亚太地区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等。
自2013 年习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建设提升到新的国家战略高度。2022年11-12月，习总书记多次会见海湾阿拉伯及中东国家领导人，并与蒙古国、欧洲理事会、东南亚国家等举行会谈，将“一带一路”倡议推上新日程。伴随着“一带一路”持续推进，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将面临重大调整和变革。“一带一路”是写入党章国策的重大战略。从地缘上看，中国扩大海外贸易有两个方向：向东，走海上运输；向西，走陆上运输。长期以来，海运是国际贸易的当然方向。然而，疫情却意外凸显了中欧班列的便捷优势与备份功能。在此背景下，进一步加强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欧亚大陆“陆权复兴”，整合欧亚的巨大消费市场正当其时。为把握住这一轮的经济变轨，此篇报告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剖析了“陆权”的内涵，并分析了“陆权复兴”背景下，国家未来的潜在发展板块以及投资关注点。从全球海陆格局来看，地球表面“七分海洋，三分陆地”，海洋占71%，陆地占29%。海洋面积广大，且相互连通；陆地则被海洋环抱，相互之间比较隔离。其中，欧亚大陆是世界面积最大的陆地板块，和非洲大陆通过狭窄的地峡相连，南北美洲大陆之间也有狭窄的地峡，其他大陆都是被海洋包围的“岛屿”。在此海陆格局下，二十世纪初期西方地缘政治学提出了两个影响世界的全球战略经济理论，分别是“海权论”和“陆权论”。“海权论”由美国军事理论家马汉提出，强调制海权的重要性。该理论认为“谁控制海洋，谁就能控制世界贸易进而控制世界财富”，具有港口和海军优势的国家，通过不断开拓并维护海洋上的军事、贸易通道进而能够实现对其他国家的竞争优势和控制权。海权论受到英、美、日、前苏联等海上强国的推崇，成为这些国家扩充远洋海军、控制海运要道、发展海洋贸易、建设海军基地和商港等海洋政策和海军战略的理论基础。“陆权论”由英国地理学与地缘政治家麦金德提出，该理论认为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是全球最重要的战略地区。麦金德的理论模型将地球分为两部分：一是世界岛，由欧洲、亚洲和非洲组成，是世界最大、人口最多的陆地组合；二是世界岛的边缘，有一系列相对孤立的大陆，如美洲、澳洲、日本及不列颠群岛。麦金德认为，世界岛的心脏地带是世界政治的枢纽区，主要包括从东欧到中西伯利亚的中部地区。心脏地带自然资源丰富且远离海洋，海权国家势力无法进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堡垒[1]，这也成为冷战时期美苏争夺中东的理论基础。“海权”是通过海洋实力扩张并试图控制全世界的强权。虽然从发展历程来看，人类世界最初的文明是以“陆权”为基础的，由于人类活动多集聚在陆地及近海区域，世界四大文明古国都分布在人口集聚的欧亚非大陆。然而到了16世纪，以欧洲国家新航路开辟为代表，“海权时代”拉开了帷幕。18世纪，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海权国家，凭借经济实力和强大的港口优势，牢牢控制着海上重要通道。19世纪，工业革命极大增强了欧美国家的远洋实力，蒸汽机的使用使船只能够更快运行、集装箱的普及让船只运输效率成倍提升，这使得英国、美国、葡萄牙、西班牙等海上强国能更快速地在广大亚非拉扩展殖民地和市场。海权国家的发展依赖于海路联系，通过不断拓展海路贸易路线、控制海峡要道等方式，争抢世界话语权。美国的海洋战略是最典型的例子，世界海运咽喉要道都是美国海军活动基地，如北冰洋至太平洋通道的白令海峡、地中海至大西洋的直布罗陀海峡、地中海至红海的苏伊士运河、加勒比海至太平洋的巴拿马运河、日本海至中国黄海和东海的朝鲜海峡等。这一战略既能在和平时期保证美国海洋贸易运输，也能在战争时期卡住敌人的战备通道。在“海权”秩序的引导下，世界经济核心区往往集聚在航运便利的沿海地区，如世界六大城市群均位于沿海区位。我国亦是如此，70年代末，国内相继设立的五座经济特区都是拥有优质港口的沿海城市，如今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体量也强于广大西部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海权”在新时代面临着诸多挑战，“陆权”迎来了新一轮机遇。首先，海运存在运输能力上限的限制。在船体大小上，世界最大船只的吃水深度不超过24米，船只宽度也受到苏伊士、巴拿马等海峡宽度限制，因此最佳的海船排水量被固定在10-30万吨之间。在海运速度上，国际海运只能在50公里/小时的速度内航行，增加速度的成本巨大，远远不及高铁350公里的时速。在海运成本上，2020年初至2022年，全球海运价格平均涨价已超过7倍，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在2022年10月份超过5000点，创下12年来历史新高，成本相对铁路运输并无优势。其次，乌克兰危机等国际动荡因素影响着海运发展。一方面，原油和天然气价格飙升会导致航运业运输成本上升。俄罗斯在国际石油、天然气、干散货市场具备重要地位，地缘政治风险会迅速提升大宗商品价格。另一方面，关键海上通道不稳定会造成全球供应链紧张。随着乌克兰港口关闭，黑海航线受到极大影响，船只改道、港口拥堵、运输距离增加等都可能打破贸易平衡，带来运输价格上涨。我国作为海陆兼备的大国，在高铁时代顺势而为另辟蹊径提出“一带一路”倡议[2]，意味着全球迎来了“陆权”与“海权”共同发展、比翼齐飞的新格局。“一带一路”从中国西部出发，途径中亚中东等能源富庶国，最终到达欧洲消费市场，该线路让占世界75%人口和能源的欧亚大陆在新时代再次互联互通，使得联通“心脏地带”形成“世界岛”成为可能。依照麦金德的陆权论，中国处于世界岛的东端，位于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中国陆上国境线2.28万公里，毗邻14个国家[3]；海岸线1.80万公里，近海南北长、东西短，与6个国家[4]隔海相望，外围环绕着两道岛链[5]。冷战结束后，中国地缘政治安全的保障重心主要在东部沿海地区，但中国发展海权面临着诸多挑战。东部地区集中了国家众多的人口和工业生产基地，且东部沿海多优良港口，为远洋贸易提供了良好条件。然而，中国东部近海与太平洋及相邻海区之间的联系为岛屿、海峡所割断，呈现半封闭海区的特征，海权发展容易受到限制。基于中国的地缘政治特征，“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体现了中国“海权”、“陆权”并重的发展思维。在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形成海上运输大通道，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延伸至欧洲和南太平洋地区，促进海上交流与合作。在陆上，以核心支点城市为依托，以自贸区等口岸经济为载体和平台，从中国西北、东北、西南方向连接欧亚大陆及中南半岛。这一倡议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国主要以东部沿海开放为主的地理格局，原本偏于一隅的中西部地区即将作为新的增长极承担起开发与振兴的重任，成为中国经略西亚和中亚的契机。“一带一路”倡议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6]。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由中国东部沿海向西延伸，经中国西北地区和中亚、俄罗斯抵达中东欧。该线路是一条国际化铁路交通干线，全长10900公里，起于江苏连云港，途经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青海、新疆7个省区，到中哈边界的阿拉山口出国境，与俄罗斯铁路接轨，经过斯摩棱斯克、布列斯特、华沙、柏林，最终链接荷兰鹿特丹港。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建设拉动了环太平洋经济圈和中亚、东欧地区的发展，以现代化国际物流体系为依托，重点发展经贸和产能合作。中蒙俄经济走廊链接了环渤海经济圈与欧洲经济圈，是一条从亚洲到欧洲的北方通道，以铁路、公路互联互通。该走廊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从华北京津冀到呼和浩特，从边境城市二连浩特到蒙古乌兰巴托，然后汇入俄罗斯远东铁路网；第二是沿着老中东铁路从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到满洲里和俄罗斯的赤塔。这条经济通道连接东三省，向东可以抵达海参崴出海口，向西到俄罗斯赤塔进入亚欧大陆桥，具有运输成本低、时间短、海关通关成本低等优势。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由中国西北地区出境，向西经中亚至波斯湾、阿拉伯半岛和地中海沿岸，辐射中亚、西亚和北非有关国家。该走廊与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部分重叠，从阿拉山口-霍尔果斯越出中国国境后，链接哈萨克斯坦到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伊拉克、土耳其。这条链接中国-中亚和西亚沿线国家的经济走廊是一条能源大通道，是中国-中亚石油管道和天然气管道的必经之地，综合体现了中国对能源安全和贸易安全的底线考量。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以中国西南为起点，连接中国珠三角经济圈和中南半岛各国，是中国与东盟扩大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的重要载体。该经济走廊东起珠三角经济区，经南宁、凭祥、河内至新加坡，以沿线中心城市为依托，以铁路、公路为载体和纽带。陆海新通道是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上“联动欧亚”的国际战略大通道。2022年陆海新通道海铁联运班列日均发车约24列，通达新加坡及东盟主要物流节点，实现了与中欧班列和长江黄金水道的联通。中巴经济走廊是一条北起喀什、南至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的经济大动脉，是巴基斯坦的生命经济线。该走廊从南疆的喀什出发，越过喀喇昆仑山口，进入巴基斯坦境内，一直到瓜达尔港，是一条公路、铁路、油气管道及光缆覆盖的“四位一体”贸易通道，能将南亚、中亚、北非、海湾国家等通过经济、能源领域的合作紧密联系。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连接东亚、南亚、东南亚三大次区域，沟通太平洋、印度洋两大海域。2017年11月，中方提出建设北起中国云南，经中缅边境南下至曼德勒，然后再分别向东西延伸到仰光新城和皎漂经济特区的“人字型”中缅经济走廊。目前，一大批重点项目相继取得早期收获，如：中缅油气管道投产，中缅铁路昆明至大理段已开通运营，昆明开通了与仰光、内比都、曼德勒的航线等。从外贸整体情况来看，2021年中国进出口总额6.04万亿美元，比2020年增长29.8%。2022年前11个月，中国进出口总额5.7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6%。同期，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计进出口1.8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4%，中国与“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的贸易总额占到中国全部进出口总额的32.7%。从外贸发展趋势来看，“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总额及占比呈现良好的上升态势。2013-2021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额累计达11万亿美元，年均增长7.1%，占同期外贸总值的比重从25%升至29.8%。2021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额达1.8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32.6%，高出当年外贸整体增速2.6个百分点。特别是疫情期间，中欧班列的有序运行为维护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内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为中国外贸增长提供了重要保障。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东盟与中国的贸易额持续保持领先地位。2021年东盟10国与中国进出口总额为8778.6亿美元，占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的48.7%；西亚18国与中国进出口总额为3820.9亿美元，占比21.2%；独联体7国与中国进出口总额为1729.0亿美元，占比9.6%。在“一带一路”及中美贸易摩擦的双重影响下，中国对外贸易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东盟与中国的外贸额上升明显，自2020年起，东盟成为中国的第一大外贸伙伴。中国与东盟进出口贸易额占中国外贸总额的比重从2013年的10.7%上升到2021年的14.5%，中国在东盟的前三大贸易国分别是越南、马来西亚和泰国。欧盟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占比相对平稳略有下滑，2021年中国与欧盟贸易额达占中国外贸总额的13.7%。相比之下，中美贸易额占比波动下滑，从1998年的17%下降到2019年的11.8%，2021年略回升至12.5%，但占比依旧低于东盟和欧盟，美国成为中国第三大外贸伙伴。2.3.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经贸合作的潜力在“一带一路”联通的地理格局下，沿线国家的外贸发展潜力将影响着中国的外贸前景。从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总额来看，2021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7]进出口贸易总额为8.64万亿美元，高于中国现有6.04万亿美元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相关的贸易总额为1.8万亿美元，占比仅为20.8%，中国未来依托“一带一路”的外贸发展仍有极大潜力。从更大范围来看，倘若将欧盟算入“一带一路”广义联通地区，该区域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可达20.04万亿美元，占全世界外贸总额的46.2%，是中国现有进出口贸易总额的3.3倍。目前中国与该区域的贸易总额为2.56万亿美元，仅占该地区对外贸易的12.5%，而同期我国GDP占全球的比重达到21.2%，未来中国与“一带一路”联通范围的贸易发展极具潜力。具体到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来看，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占东盟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逐年上升，2021年占比达到18.8%，按此趋势，未来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尽管东盟的经济总量不高，2021年东盟GDP只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5%，与美国24.3%的全球经济占比存在7倍的差距，然而中国对东盟的进出口总额大于美国。通过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东盟的经济增速有提振的潜力，双方的经贸联系也将日渐紧密。从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增速来看，2021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增速为29.1%，倘若包括欧盟，广义意义上的“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进出口贸易增速为27.0%，均高于全球26.1%的外贸增速，“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成为全球贸易的领先地区。从趋势来看，近五年除了疫情期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贸始终保持两位数的快速增长率，有稳定的进出口消费需求。可见，“一带一路”所联系的消费市场存有可观规模，贸易增速较高，能够带动区域内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既能让沿线国家共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释放出的潜力，也对中国的外贸发展具备积极带动意义。2.3.3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各省市外贸的影响中国西部地区联动欧亚大陆的新发展格局已展现出巨大潜力，欧亚腹地对扩大中国内需以及对疫情期间中国经济“双循环”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2018年后中国与东盟、欧盟的贸易额超过了美国，西部地区成为中国用陆权贸易发展来均衡海权贸易发展的重要战略腹地。从中国各省外贸情况来看，西部地区[8]外贸额增长趋势明显。2021年，西部地区货物进出口总额5475.5亿美元，占全国9.1%，较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时提高2.9个百分点。从增速来看，2021年全国外贸进出口平均增速约为30%，西部地区为31%，其中，广西（50.0%）、贵州（36.5%）、西藏（123.1%）、宁夏（59.5%）、内蒙古（39.7%）的进出口增速显著超过全国平均增速，进出口增长趋势领先的省份都在中西部地区。中国发展的“陆权”，是通过强大的基础设施建立起联通国际贸易的重要陆上通道，并通过地域经济整合与周边国家进行战略利益绑定，减轻地缘政治因素对本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因此，陆上通道建设是“陆权”秩序构建的基础。在大力推进陆上通道建设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地理格局也随之改变，中西部地区逐步实现从全国开放的“后方”走向“前沿”。“一带一路”以铁路、公路、航运、航空、管道、网络等为核心的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基础设施网络，使得中西部城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实现了积极的合作交流，一批标志性基础设施项目取得实际成效。交通基础设施中，中欧班列作为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的重要依托，链接了欧洲22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累计开行班次及发送货物同比均呈现增长趋势。2022年1月至11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5162列、发送货物147.5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10%、11%。继2020年开行班次和发送货物量同比分别增长50%和56%后，增长趋势依旧强劲。特别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欧班列累计向欧洲发运近10万吨防疫物资，有力保障了沿线相关产业链的稳定运行。后续，中欧班列的交通网络将进一步完善，仍旧有一批大型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值得关注，如：东起中国北京，西至德国柏林，途径阿斯塔纳、莫斯科，总长9447公里的欧亚高速铁路；联通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经伊朗、土耳其至中东欧的中欧南部战略新通道（中吉乌铁路）；联通中国云南、老挝、泰国的中老泰国际铁路通道以及涉及中国、越南、老挝、泰国、柬埔寨、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泛亚铁路网等。能源基础设施中，目前中国近80%的进口油气需经马六甲海峡通过海上通道运往国内。未来铁路运输、管道运输等多途径能源供应链基础设施仍有大量投资建设需求，中亚、中俄、中缅、中巴的陆上能源管道的运输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完善，管道工程网络需进一步打通，实现资源引进利用的多元化。陆上通道设施的建设至关重要，是未来中国构建“陆权”的保障，然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金额极大，需要创新资金保障方式。目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多边金融合作机构相继成立，为“一带一路”建设和双多边互联互通提供投融资支持。政策性银行、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等多家银行同样正在积极布局“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服务。商业机构可以挖掘 “一带一路”沿线经济发展潜力强、政治环境相对稳定、财务风险相对较小的经济体，关注其基础设施的建设机会，在重点地区增加境外网点覆盖，并通过发行“一带一路”专项债券、绿色债券等，为相关企业提供贷款支持，增强“一带一路”项目建设中的业务辐射能力。此外，鼓励银行机构充分挖掘信源，研究不同国家（地区）可能存在的风险和机会，优化不同市场的信贷策略，提供更具针对性和差异化的金融服务。陆权格局下，“一带一路”建设总体上有助于中国实现比较均衡的区域发展格局，特别对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有推动作用，内陆的陆港城市面临着重大的发展机遇。然而，“陆权”战略的重点城市不是遍地开花，而是要关注线性廊道上的节点地区，尤其是枢纽城市、边境节点城市、重点产业园区等。近年来，得益于中欧铁路的开通及通商口岸的设立，重庆、贵州、陕西在西部地区的经济占比明显提升，这些省份成为了对外商贸开放的前沿。建议进一步关注东北、西北、西南等方向的经济廊道发展机会，以节点地区为支点，打造新的增长极。在东北方向，中蒙俄经济走廊是中国东北对外开放的重要经济通道，为东北再振兴注入了新动力。中俄蒙经济走廊以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等城市为战略支点，外接俄罗斯、蒙古、韩国、日本、朝鲜和欧洲，内联国内腹地，有助于吸引内地面向欧洲出口的产业和资金向东北转移。在这一方向，需要重点关注东北地区在环渤海经济圈和蒙古、俄罗斯远东经济圈的联通作用，将东北地区作为中国向北开放的门户，联动欧亚大陆实现东北振兴。一方面，增强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带动能力，发挥沈阳等货源地枢纽的辐射作用，带动哈尔滨、长春、大连等东北经济带发展，推动呼包鄂榆城市群的整合以及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整合，建设从旅顺到蓬莱的跨海隧道，打通与环渤海经济圈的联系；另一方面，凸显绥芬河的口岸枢纽地位，重视边境节点城市的联动效应，推动东北城市群与沿边支点城市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比如满洲里与俄罗斯赤塔、黑河与俄罗斯布拉迪我申斯克、绥芬河与海参崴一线、二连浩特与乌兰巴托的一体化等，增强经济联动能力。在西北方向，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和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在中国境内的新疆实现了“三廊合一”，将改变中国西北地区长期以来在对外开放中的区位劣势，加快西北尤其是新疆的发展。新疆有三个地区值得关注：一是新疆最西部的喀什，作为“一带一路”重要的支点地区，喀什具备“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对外开放地缘优势。二是新疆的省会乌鲁木齐市，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拥有中国西通道距离中西亚、欧洲最近的铁路枢纽，新疆80%以上物品都经由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驶向国外目的地，乌鲁木齐具备串联新疆与中亚、欧洲的枢纽地位。三是边境口岸霍尔果斯、阿拉山口，2022年底，两大口岸中欧班列均突破6000列，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总值增长趋势明显，“区港联动”成效显著，具备将口岸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的潜力。此外，考虑到目前中亚地区经济能级并不突出、发展合力尚未构建的现实情况，建议通过建设跨境经济合作区和自由贸易区，以经济合作为基础，以城市伙伴关系和产业园区建设为平台，共同推动中国-中亚地区区域一体化合作进程，新疆的优势产品可直接售往欧亚地区，要把新疆建设为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商贸物流枢纽、重要产业基地。在西南方向，中国-中南半岛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建设有利于加快西南地区的对外开放，提振云南、广西等西南边陲地区的地缘地位。对于云南而言，作为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中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云南与东盟互联互通已经占得先机。泛亚铁路[9]大力推进，“八出省五出境” 铁路通道[10]已基本成型，云南外接东南亚、南亚，内连西南及东中部腹地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能源管网、物流通道和通信设施正在不断完善。未来，云南省对内要汇聚云贵川渝三省一市之力，背靠成渝地区，成为成渝地区通往东盟最便捷的大通道；对外要直接辐射整个中南半岛和印度大陆，成为对接东盟桥头堡的经济腹地。对于广西而言，在对接东盟的战略中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要锚固出海口优势，打造“一带一路”有机衔接重要门户。目前广西的基础设施建设相较云南略显落后，但贸易辐射范围仍具优势。2021年广西对外贸易额5930.6亿（云南3143.8亿），在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文莱、新加坡、柬埔寨、菲律宾的贸易额都全面超过了云南。未来，广西要加强“陆海江铁”立体联运的优势，贯通平陆运河，更加主动对接珠三角、长三角以及华中两湖，成为这些地区对接东盟的桥头堡。“十四五”规划与2035远景目标纲要指出“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二十大报告指出“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可见国家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态度更加积极主动。“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与中国贸易往来频繁，有推广人民币结算与投融资的经济基础。为了加快“一带一路”沿线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本文提出如下建议：一是继续提升跨境人民币结算和支付比重。随着“一带一路”的实施，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金融联系日益密切，2021年中国与145个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货物贸易总额达2.5万亿美元，占中国货物贸易总额的41.7%。然而，根据央行统计，2021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币跨境收付额为 5.42 万亿元，仅占同期人民币跨境收付总额的 14.8%。因此，“一带一路”沿线人民币跨境收付的使用规模和贸易规模不相称，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尤其是推动重要大宗商品贸易以人民币结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双边贸易中能源、农业原材料和金属等大宗商品占比较大，建议鼓励在大宗商品贸易以人民币支付结算，为人民币争取大宗商品定价权奠定基础。二是依托开发性金融和人民币投融资，助力人民币国际化升级。当前人民币主要通过进口结算和对外直接投资输出，并通过境外清算行、境外人民币债券、跨境人民币业务等渠道实现回流，人民币的输入输出表现出对贸易结算和离岸市场的依赖。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应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建设的契机，遵循市场化原则，依托开发性金融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丰富人民币输入输出渠道：一方面，在对外援助、对外投资和项目贷款中提供人民币产品，逐步提高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使用率；另一方面，探索境内外公私合营、银团贷款、产业投资基金等人民币计价结算新模式。三是扩大境内外央行合作，推广“货币桥”（m-CBDC-Bridge )。截至2021年底，人民银行与包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老挝等累计40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金额超过4.02万亿元，有效金额3.54万亿元。双边本币互换覆盖范围持续扩大但仍有进步空间。同时，可以优先在“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推广“货币桥”，促进数字人民币的跨境使用。四是完善离岸和在岸人民币金融市场，充分发挥人民币计价和储备职能。从国内看，放眼全球，目前人民币是少数仍处于降息周期的货币，史无前例地出现了融资成本更低的优势，此时，应该抓住有利时机，发挥人民币计价的大宗商品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支持作用，做大熊猫债市场，包括支持“一带一路”债券和“一带一路”经济体在国内发行主权债、主要金融机构债和企业债等。此外，从国外看，优化和扩大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布局，为“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提供专业的项目融资和风险管理等服务。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资本流动和金融需求必将推动沿线国家产生新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应前瞻性选择与中国经贸往来密切、金融市场比较发达、影响力和辐射力相对较强的区域中心城市，提前设立人民币清算行，稳健打造人民币离岸中心。在“一带一路”构建的陆权秩序下，各地区都需重视“一带一路”沿线及欧亚板块联通的战略机遇，即使不在廊道主要节点的城市，也应在新的经济地理格局中把握住发展机会。以福建省为例，福建省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在当前国际“海权”格局错综复杂的大环境下，更应结合本省产业优势和对外贸易基础，积极对接融入连接欧亚的陆路物流大通道。从国际经贸联系来看，福建省是全国第六大出口国，2021年福建省前三大出口目的地集中分布在东盟、美国和欧盟，三者依次占福建省出口总值的21.3%、17.3%和15.2%，福建省与RCEP和欧盟有着良好的经贸合作基础。从出口产品来看，福建省对欧盟出口优势主要是以皮革及相关制品、服装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以电气设备、计算机电子为代表的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从基础设施建设来看，福建省开通了厦门、武夷山、泉州等城市通往莫斯科的中欧班列，在陆路通道联通上开展了先行先试的探索。未来，建议福建省以项目为导向，持续推动建设海陆并举的外贸格局，投资重点关注泛欧亚通道建设、欧亚市场对接、亚太地区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等，维持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畅通。一是泛欧亚基础设施的联通。国家“十四五”物流规划强调，要强化服务共建“一带一路”的多元化国际物流通道辐射能力，福建省应继续加大基础设施方面的“硬联通”，打造亚欧大交通、大产业、大物流格局，优化完善直达欧洲陆路快捷通道，融入国家“两沿十廊”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发展枢纽经济、通道经济新形态，培育区域经济新增长点。此外，进一步激发资本、技术、服务和数据等要素的“软联通”，积极对接电商业务，发挥厦门自贸区、福州自贸区在参与欧亚国际产能合作中的作用。二是中小企业的海外布局分工。境外经贸合作区已成为福建省企业抱团“走出去”的有效途径和重要平台，但福建省发展境外企业合作仍存在资金扶持力度有待加强、法律体系尚待健全、相关专业人才储备不足等问题。因此，福建省仍需持续加强企业集群出海打造规模经济的模式，积极建立境外产业园区，并鼓励金融机构用好政策性金融、创新商业信贷工具，突出服务好重点境外项目，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实体项目。此外，借鉴浙江、江苏的招商经验，要重视抢抓东亚、东南亚、中东等新兴市场订单，在研究上做足准备，针对有合作基础以及和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企业和领域，寻找匹配的机会，在更大的范围内布置企业的产业链、贸易链，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三是产业链的上下游合作。目前，东盟经济体相对于中国仍旧存在劳动力红利优势，应鼓励福建省劳动密集型环节往东盟转移，降低产业链部分环节的生产成本。此外，福建省在纺织鞋服等领域与东盟国家有合作基础，中印尼、中菲“两国双园”建设初显成效，需要在此基础上，扩大产业链供应链分工，围绕海洋经济、食品制造、跨境贸易、装备制造、能源经济、冷链物流、新型建材、电子信息等福建省重点优势产业进行合作。建议福建省充分利用关税削减、贸易便利、要素流通等RECP协定的实质性利好政策，继续推动通关便利化、产业政策创新、财税政策保障、跨境人民币结算等多项工作，保障产业链在欧亚区域的有序布局。1. 麦金德，陆权论， 台海出版社，2017年，89-132。2.刘国斌，“一带一路”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重塑，东北亚经济研究，2022年6月第5版。3.刘慧, 刘卫东，“一带一路”建设与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关系研究，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7年第 32期第4版。4.杜德斌，世界地理结构的基本特征与欧亚大陆的特殊地位，2021/8/26[2022/12/20]https://wap.peopleapp.com/article/rmh23029123/rmh230291235.“一带一路”的六条经济走廊，2015/06/08[2022/12/23]，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MTA1OTk3Mw==&mid=207403726&idx=3&sn=ecddf66d2cc686fa129284fcd2580bd3&scene=276.日月探索，中国西部大开发：路权打败美国海权的典范，重塑世界经济格局，2021/09/15[2022/12/20]，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0966070347604805&wfr=spider&for=pc7.管涛，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挑战和措施，2022/12/29[2022/12/30]，https://mp.weixin.qq.com/s/-z1uonxEeNq8pkV2VRXlbw8.谭小芬，徐慧伦，耿亚莹，“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人民币国际化实施路径，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2017年11月[1]麦金德认为，东欧则是进入“世界岛”心脏地带的大门。历史上因此诞生了著名的麦氏三段论式：“谁统治了东欧，谁就能控制大陆心脏地带；谁控制大陆心脏地带，谁就能控制世界岛（欧亚大陆）；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能控制整个世界”。美国地缘战略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则认为:“谁控制了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谁就能控制欧亚大陆；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能决定世界的命运。”[2]“一带一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3]中国陆地14个毗邻国：东邻朝鲜，北邻蒙古，东北邻俄罗斯，西北邻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西和西南与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家接壤，南与缅甸、老挝、越南相连。[4]中国隔海相望的6个国家：韩国、日本、菲律宾、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5]第一岛链：北起阿留申群岛、南至马来半岛的帕纽索普角，全长5700多公里，涵盖了中国的黄海、东海和南海。第二岛链：以关岛为中心，由日本的小笠原群岛、硫黄列岛和美国的马利亚纳群岛等岛屿组成，其后方依托力量是驻扎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基地群。[6]摘取自2015 年 3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经国务院授权发布）。[7]“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64个，包括东亚的蒙古国、东盟12国、西亚18国、南亚8国、中亚5国、独联体7国、中东欧16国。[8]按照中国统计局口径，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9]指打造欧亚大陆铁路运输网络的建筑计划，有北部、南部、南北部和东南亚（东盟）4条路线。 这里强调泛亚铁路（东南亚段），又称之为昆-新线（昆明-新加坡)，是涉及中国、越南、老挝、泰国、柬埔寨、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这8国的铁路网。[10]云南“八出省五出境” 铁路通道：8条出省通道，即贵昆、成昆、南昆、内昆、云桂、沪昆客专（已建成）；在建1条渝昆高铁、1条滇藏铁路。5条出境铁路通道，即中越通道、中老泰通道、中缅瑞丽通道、中缅清水河通道、中缅印通道。本报告内容仅对宏观经济进行分析，不包含对证券及证券相关产品的投资评级或估值分析，不属于证券报告，也不构成对投资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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