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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paxlovid的几句话
文/海北尬生
我在这篇题为《辉瑞Paxlovid谈判失败,一药难求能怪市场经济吗?》的文章中提到过辉瑞的新药几句,现在觉得有必须再说一说。
发生这样的风波,真的是一点都不让人意外。我知道中国有很多人是爱国反外反到魔障的人,而偏偏这些人和网络上的喷子在相当程度上是重合的。这些人对辉瑞攻击,水平也绝对没有超过我对他们的印象:有的说“辉瑞如果有效,美国人为什么死了100多万”。真实情况是2021年12月22日,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才批准Paxlovid;2022年4月21日,世卫组织才批准在高风险新冠肺炎患者中使用Paxlovid。根据New York Times数据,美国在这个药还没有广泛使用的2021年年底已经有82.4万人死于新冠(die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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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迄今为止死于新冠的人是1.09M,可以想见,如果不是因为这款药,会有更多人死于新冠。有人说什么“辉瑞的上海代理死了”,真实情况是死的是另外一家医药公司的代理。还有人造谣“洪昭光教授昨天服用paxlovid后出现心绞痛”,“刚看见我同事发的消息,洪院长抢救没成功,去世了”。尽管有辟谣的消息出来,他们还是一如既往地以讹传讹,把活人说成死人。
这些人根本没有考证过这些消息的真假,或者就是知道了也继续传谣。他们也没有想过,即使是真的,也不会影响这个药的疗效和声望,因为这个药并不是预防针,本来也是为了降低新冠重症率而不是为了让你不得新冠而研发的。他们所能挑出的所谓“理由”大致也就这些零星的事件(还都证明是假的),剩下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谩骂了:“买办”“走狗”“汉奸”,……措辞日益老套,声音却越来越响了。还有人说夸Paxlovid的平台是拿了辉瑞的广告费,他们也不想想平台连个辉瑞售卖链接都没有,怎么提成?再说现在谁还不知道辉瑞啊,一药难求,还需要我们打广告?
我还年轻的时候,这帮人就在反对过洋节,信洋教,圣诞节,感恩节之类的都成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再然后就是穿和服,学外语。正当我还在好奇又会有谁成为他们的新目标时,辉瑞的事件爆发了。而诋毁Paxlovid的人和反对圣诞节的人正是同一拨人。只是这帮人千不该万不该,偏偏挑了医药这么一个要治病救人的领域闹事:不过圣诞节不穿和服死不了人,但是不吃辉瑞的药,真的有可能会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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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一定要看到有些人因为他们的所谓爱国而死去,才觉得甘心吗?在生与死的面前,你谈什么“外国势力”“资本入侵”?如果有人快要饿死渴死了,某人不但不给他吃的,反而还去“鉴赏”并“评议”他拿吃的喝的的姿态是否“优雅”,或者去“辨析”他抢来的吃的喝的是什么“主义”“势力”,这种人是不是极端可恶?如果你和他理论,这个人还要振振有词的向你讲解他的“主义”“势力”“情怀”问题是多么关键,你就不妨直接问他:你说的这些问题,打算牺牲多少条人命来讨论,又要拿多少条人命来作为你捍卫这些东西的代价?他们是谁的父亲,谁的母亲?谁的儿子?谁的女儿?谁的妻子?谁的丈夫?谁的兄弟?谁的姐妹?如果这位偏要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的话,那就干脆问他:“如果让你和你的家人去凑足这死去的人的数字,你愿意吗?”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写过一篇很有争议的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很多研究政治学和哲学的人对这篇文章非常不满,认为他否定了研究主义的重要性。写这篇文章正值巴黎和会召开时期,当时,北京的马列主义学者和上海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在研究自己的主义,并相互论战,却对巴黎和会召开、安福系资本盛行、北洋军阀混战等现实问题闭口不谈。他们有的是不想谈,认为自己谈不了;有的是不屑于谈,认为通过研究自己的主义就可以完全替代对现实问题的单独研究。胡适看不下去,才有了这样的一篇文章。胡适并不否认主义的重要性,事实上,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恰恰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观点,胡适也不止一次引用这个主义的祖师爷杜威的著作,乃至称自己为他的信徒。胡适所反对的只是因为研究主义而忽视研究具体问题,乃至因为研究主义走火入魔,而使得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变了形。今天这些死咬着“主义”“势力”不放的人,不恰恰是这样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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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正如我之前在其他文章中所论述的那样: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变化的真正原因是内因,因此这些外来的主义势力什么的,不可能成为中国变化的根本原因,最多只能成为诱因。
仔细看中国的历史就会发现,虽然中国的智识阶层可能会被某种思想长期统治,构成中国最广大群众的,最普通的老百姓,却从来没有被任何一种思想真正打动过,即使这种思想被确立为正统,并被不厌其烦的宣教着。特定的历史事件一定会有特定的爆发原因,但是在中国这里,他基本上不太可能是什么“主义““势力”的结果。
还是回到吃药这个问题上来。鲁迅对于吃药这个问题有很多论述,除了著名的几篇小说和杂文之外,在很多并不以此为题的文章中也提到过。其中我觉得最切合今天的一篇是这个:《拿来主义》。这篇文中,鲁迅号召我们一旦见到好的东西,就干脆拿来为我们所用:
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自从给枪炮打破了大门之后,又碰了一串钉子,到现在,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别的且不说罢,单是学艺上的东西,近来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览,但终“不知后事如何”;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叫作“发扬国光”。听说不远还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以催进“象征主义”,此后是顺便到欧洲传道。我在这里不想讨论梅博士演艺和象征主义的关系,总之,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说,也可以算得显出一点进步了。
但我们没有人根据了“礼尚往来”的仪节,说道:拿来!
当然,能够只是送出去,也不算坏事情,一者见得丰富,二者见得大度。尼采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与,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中国也不是,虽然有人说,掘起地下的煤来,就足够全世界几百年之用,但是,几百年之后呢?几百年之后,我们当然是化为魂灵,或上天堂,或落了地狱,但我们的子孙是在的,所以还应该给他们留下一点礼品。要不然,则当佳节大典之际,他们拿不出东西来,只好磕头贺喜,讨一点残羹冷炙做奖赏。
这种奖赏,不要误解为“抛来”的东西,这是“抛给”的,说得冠冕些,可以称之为“送来”,我在这里不想举出实例。
我在这里也并不想对于“送去”再说什么,否则太不“摩登”了。我只想鼓吹我们再吝啬一点,“送去”之外,还得“拿来”,是为“拿来主义”。
但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
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但是,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拿来主义”者是全不这样的。
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茅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剌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
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鲁迅的这篇《拿来主义》短小精悍,观点犀利,现在读来仍然字字珠玑,切中时弊,尤其最后一段,如果那些管事的人有辨别,不自私,那么把Paxlovid拿来服务我们的国民岂不是一件大好事?
之前的书单中,我这样写过:鲁迅负责告诉我们不要做什么样的人,胡适负责告诉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人。如果我们不看这二位文章中的日期,并将其中的特定历史名词换成今天发生的事件,我们会发现这些文章仿佛就是为今天的事情量体裁衣的。在这二位这里,我第一次了解到了“超时代性”这样一个概念:这二位的作品不属于特定某一个时代,也不属于某一个特定的阶级,只要中华民族存在一天,只要中华民族的陋习存在一天,他们就有其存在的意义。如果鲁迅和胡适现在还活着,又敢说又会说,肯定都是自媒体的大V,随便一篇都是十万+。
还有一些人提到了中药的问题。我对中医并不排斥,我现在还在吃中药,扎针灸,调理身体,感觉效果不错。但是在新冠这个问题上,该上西药的时候就该上西药,我们应该是以目标为导向,而不是以手段为导向。诚然,中医是国粹,应该被保护起来,但也正如鲁迅所说:“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需国粹能保存我们。”西医的先进技术和科学应该学习,只是我们不要“用这学来的新,打出外来的新,关上大门,再来守旧”。
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都能平安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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