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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
The Intellectual
撰文 | 张天祁
责编 | 徐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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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100亿,致力于支持“最聪明、最有成就、也是最胆大的一批人”的新基石研究员项目来了。
1月13日上午,“新基石研究员项目”资助名单揭晓。来自数学与物质科学、生物与医学科学领域的58位科学家,成为首批新基石研究员。
腾讯公司将在10年内出资100亿成立新基石科学基金会,为200位杰出科学家提供资助:实验类最高500万元每人每年,理论类最高300万元每人每年,并连续资助5年。研究员在资助期满后如通过评估,还可以获得续期资助。
首批入选的科学家大多处在“年富力强”的阶段。首批58位“新基石研究员”以中青年科学家为主,平均年龄48岁,其中包括8位“80后”,最年轻的年仅38岁。另6位女性科学家入选。 
和此前多数资助计划不一样的是,新基石研究员项目“选人不选项目”。这意味着不对科学家设置明确的研究任务,不考核论文数量,也不限定必须拿出成果的期限。
以“选人不选项目”为出发点设计“新基石研究员项目”,是来自资深科学家们与作为出资方的腾讯公司达成的高度共识:这个全新的资助项目,将专注支持基础研究,聚焦原始创新,鼓励自由探索。期待他们全力以赴,探索人类未达之境。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新基石研究员项目”科学委员会委员潘建伟表示:“原始创新是基础研究中最难的工作,自由探索难以预测、难以规划、风险极高、耗时漫长,往往不容易得到稳定资助。”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理学部主任、“新基石研究员项目”科学委员会委员谢晓亮表示,“‘新基石研究员项目’在这些方面的设置十分重要,就是为了科学家能够心无旁骛地投身到科学研究上,不必为寻找资源疲于奔命。”
用风投的方式投资原始创新
通常的研究项目评审都是谈成果、谈资历、谈规划,但在“新基石研究员项目”的谈法却很新鲜,要谈梦想。梦想、勇敢、大胆这些更强调个人特质的词,频频出现在“新基石研究员项目”的介绍中。
“新基石研究员项目”的终审面试、形式上就很像一场选秀决赛。在经历了重重筛选后,进入面试终审阶段114位优秀的候选人不仅在回答科学问题,也在讲述自己的科学梦想。
“有些科学家真的讲得很激动,会把自己的过去的成就、将来的梦想讲述出来,我们作为评委也很受感染,”西湖大学校长、“新基石研究员项目”科学委员会主席施一公说。
创始人讲故事,投资人拿赞助,这仿佛不是发生在科学界,而是发生在一个互联网初创公司的故事。
实际上,新基石与其说是一个人才项目,不如说更像对科学家的一项风险投资。除了受益方不同——风险投资的收益方是投资人,而原始创新的收益方是全社会。
正如《风险投资史》所说,“风险投资不只是一个生意,也是一种能带来社会进步的方法、思维方式和哲学,通过大胆支持勇敢的创新者来更好满足人类的需求和欲望。”
作为科学研究中最难的一环,原始创新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确定性,因此注定是一项高风险高回报的事业。研究仪器再高端、方法再完善,大部分科学家做的工作,始终是在科学大厦上做渐进的改进。原始创新的产生则没有一定之规,很多时候要靠科学家的灵光一现,或者按施一公的说法,靠“突发奇想”。
资助原始创新面对的问题,在这个角度上和风险投资很像。都是面对未知和不确定,都要靠人的经验和突发奇想,都要做出现在科学界/市场上所没有的内容。所以在这两个领域的选择标准也有惊人的近似,人才是最重要的,至于深厚的资历和合理的规划,重要但只作参考。
“新基石研究员项目”要求申请者提供近十年的文章、代表作和在研项目资料。但施一公说,“在我个人看来,申报人发过多少文章,有多少专利,有多少引用,都不是关键,也不是标准。”相反,回忆评审时,科学委员会的几位老师经常提到的词是品味、审美、眼界。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主任袁钧瑛就认为,“选人不选项目的基本点,是选择科学家的眼界。原创性基础研究的难点都是在它的无穷的自由度,怎么知道哪个方向能够出现真正重要的基础科学发现?只能看这些研究员过去体现的创造性。”
申请人在过去的论文之外,还要提供一份对未来的研究计划。不要求特定格式,也不限定研究方向,更不需要第一年成果如何、第二年成果如何这类硬编出来的规划。看这个研究计划,更多也是看申请人创造性、原创性。
如果说,过去对项目评审、人才评价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五唯”这种呆板僵死,只知道堆砌客观成绩的评价标准上。这次“新基石研究员项目”的评价标准开创了一条新路,创造力、眼界、品味这些多少有些主观的判断标准占了上风,评判重心也从过去的成绩转向未来的规划,考验的是评审者的眼力。
考验眼力,就有走眼的可能。就像风投一样,资助原始创新追求的是高回报,就要承担高风险。实际上,哪怕只有10%的概率能实现从零到一、能做出原始创新成果,新基石研究员项目’就非常成功了。
为了客观公正地评价申报人的科学能力与科学品味,选出最有探索精神的申报人,要进行包括初筛、初审、终审在内的多轮评审。按照规定,评审将采取严格的回避原则,保障评审过程的客观公正。所有参与评审的专家须主动披露与评审对象的利益关系情况。
施一公回忆,国内外几百位优秀的科学家参与了评审。经过初审的候选人大概有300多人,每一位都要经过多达10位国内外最顶尖的科学家评估,判断他的原创性,科研潜力和突破的可能性,打分后才能进入面试。
中国版的HHMI研究员项目,也能成为诺奖得主的摇篮吗?
“新基石研究员项目”不仅钱多,而且不对获资助的“新基石研究员”设置明确的研究任务,不考核论文数量,也不限定必须拿出成果的期限。简单来说,只支持,不要成果。
施一公曾经明确表示,“新基石研究员项目的导向是非常鲜明的,我们希望出现原创突破,从0到1的突破。5年以后,项目做评估的时候肯定不会去数发了几篇科学、几篇自然、影响因子是多少、有多少引用。”
每年数百万的资助,却不要求任何考核,对为项目和资金烦恼奔波的科学家们来说,这个条件好得简直像电信诈骗。质疑自然也相伴而生,”能公平吗?“”这样的模式能有产出吗,怎么衡量成果?“
在这方面,“新基石研究员项目”的老前辈,HHMI研究员项目是一个成功的先例。以五年为期,HHMI为入选科学家们提供充足的研究资金,而且不设研究目标。HHMI表示,它们只是想让最有创造力的科学家,实现最雄心勃勃、最冒险的研究计划,不再担心没有足够的资源实现想法。
HHMI这份冒险的投资,确实收获了丰厚的回报。1978 年以来,有30多位HHMI 支持的3科学家获诺贝尔奖。
HHMI研究员项目的口号是“人,而不是项目”。HHMI研究员项目官网上记录着他们的理念,“我们相信,当才华横溢的科学家能够自由追求大胆的想法时,最具变革性的突破就会到来。”
加州伯克利大学商学院教授古斯塔夫·曼索认为,HHMI是促进创新的一个很正面的例子。他认为,创新来源于试错,是通过试错进行学习的成果。激励创新的最佳方案是,对创新者早期失败进行很高程度的容忍,对长期的成功奖励。简单说就是给合适的人足够的支持,让他们自由探索。
HHMI研究员、2022年诺贝尔化学家得主卡罗琳·贝尔托齐把自己在糖核酸方面的发现归功于HHMI资助带来的研究自由,"如果偶然发现这个问题并向NIH申请资助,我会被NIH研究部门嘲笑的。”
两者的区别在于,HHMI项目容忍早期失败,奖励长期成功,给予资助者极大自由。NIH项目则周期短,要求发表,如果失败就很难续期。
研究发现,HHMI项目确实让研究员更爱探索了,获取更大的自主权后,HHMI研究员发文的关键词、领域,以及引用他们文章的领域都和以前出现了明显的区别。代价是他们三分之一的文章,都比以前最低引用的文章还没人理,不过,这也侧面说明了研究员确实在自由探索。
让科学家自由探索,这也是施一公对“新基石研究员项目”的期望,“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是,科学家在申请时甚至还没想到自己会在这个方向取得突破。因为得到了资助,科学家更敢想,从而实现了突破。”施一公说。
“如果他在计划的方向上有了一点点进展和突破,说实话我还是挺失望的。如果他不在这个方向努力,而是突发奇想,在另外一个方向重大突破,对我而言太好了!这就是新基石研究员项目要达到的目的。”
对于基础研究,我们还需要更多社会资金的加入
在基础创新方面,我国的投入仍然不够。
根据《2021年全国科技研发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数据,2021年国内全国基础研究经费1817.0亿元,占整体科技研发经费投入总量的6.5%。
这个占比数据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小。2021年,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一次答记者问中曾经提到,“目前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还不高,尤其是基础研究投入只占到研发投入的6%,而发达国家通常是15%到25%。”
基础研究投入不足,部分问题出在资金来源的结构上。
在美国,基础研究经费出自政府、高校、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四类机构。在2006到2016年间,企业对基础研究经费的贡献在逐渐上升,到2016年已经占到了25.8%,非营利组织也是一大经费来源,2006年到2016年间稳定占全部基础研究经费的10%左右。
美国基础研究经费的主要来源
而在中国,基础研究的经费90%以上经费来自政府,社会资金基本缺席。2018年,中国企业基础研究支出占全国基础研究经费的3.1%,其他几乎都来自政府。这年美国29%的基础研究经费来自企业,10.4%的来自非营利组织。
中国政府一直试图引导社会资金投入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2018 年,《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的若干意见》强调,要“采取政府引导、税收杠杆等方式...探索共建新型研发机构、联合资助、慈善捐赠等措施,激励企业和社会力量加大基础研究投入。”
从资金的性质上,社会资金也更适合用来支持基础研究,尤其是原创研究。谢晓亮表示,“常规科研基金的申请通常需要提供比较完整的研究数据和结果,获得多数同行专家的认可,这对于原创性的项目往往是很难的。而社会资金的优势就在于它的灵活性,有了社会资金的参与,就可以针对原始创新进行大胆有力的支持。”
在施一公看来,国家经费和社会资金可以发挥互补的作用,“社会资金支持基础研究,支持原创突破,国家经费可以更多去支持核心技术突破,形成互补和互相支持的态势。人尽其责,企业和国家各尽其力,这样的局面是非常好的。”
施一公说,“国家一直鼓励和希望社会力量、企业能够对国家的科技未来做出一份承诺,这是国家一个大的导向。新基石科学基金会能够成立,拿出100亿的经费来支持基础研究。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应该是是第一次,也开了社会力量支撑基础研究的先河。”
参考文献:下滑动可浏览)
1.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111/j.1540-6261.2011.01688.x
2.https://www.nber.org/papers/w15466
3.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208/t20220831_1887760.html
4.https://www.chinanews.com.cn/gn/2021/03-11/9430122.shtml
5.https://ieeexplore.ieee.org/document/8893972
6.http://www.bulletin.cas.cn/publish_article/2021/12/20211208.htm
7.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8-01/31/content_526253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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