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韦伯顶得上

一打西方经典社会学家

文：王焱编：荞麦

马克斯·韦伯是一位以博学著称的德国社会学家，曾先后在柏林大学、弗莱堡、海德堡和慕尼黑等大学担任教授。

韦伯一生的研究领域极为广泛，在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经济学、哲学、宗教学、教育学、文艺学及社会科学方法论等领域都有重要建树。他著述宏富，已出版的著作高达二百三十多种。

尽管韦伯生前就已成为一位名声显赫的学者，但当时真正接受其思想的门生弟子却寥寥无几，以致一故之后，言行两亡，在德国近乎被人遗忘。

从一九二三到一九四九的二十六年间，据有人统计，在整个德国只发表过一篇研究韦伯的文章，还是批判性的。

这期间经过了魏玛共和国的动乱忧患，希特勒取缔社会学和“焚书坑儒”，这自然也是人们不暇顾及韦伯的原因，但韦伯身后在德国为人淡忘，也是事实。

一九三〇年，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首先将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

此后，他不遗余力地在英语世界传播韦伯的思想、理论，介绍韦伯的生平，开始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帕森斯通过对韦伯思想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建立起“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理论，成为蜚声世界的社会学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兴起了“韦伯热”，其后又波及西欧、日本以及我国的港台地区。

目前西方的韦伯热方兴未艾，影响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韦伯的著作不断被迻译成各种文字，犹如我国乾嘉时期的“家谈许郑，人说贾马”，西方社会学学者几乎言必称韦伯。象英国的“莎学”、我国的“红学”，“韦伯学”也日渐成为一门新兴的综合学科。

▌“韦伯热”与韦伯复兴

不少国家“韦伯热”的兴起，与该国的社会经济背景似乎存在着一种相关关系。究竟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存在着相关关系，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但答案恐怕还要到韦伯著作中去寻找。

话题首先从当今世界上的“韦伯热”谈起。

王容芬曾在韦伯的故乡联邦德国歌德学院留学，她首先介绍了联邦德国及欧洲“韦伯复兴运动”的情况：韦伯死后在动荡的德国被冷冻了二十六年，直至五十年代，被美国化了的韦伯才被重新引进到他的祖国。

真正的韦伯复兴运动，始于一九六四年联邦德国社会学界为纪念韦伯诞生一百周年而召开的大会，会上以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等人为一方，以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为另一方，围绕韦伯思想评价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一九七〇年，联邦德国社会学界又召开会议，隆重纪念韦伯逝世五十周年。这两次会议在德国掀起了阅读韦伯原著的热潮。

在这一热潮中，不仅诠解与研究韦伯的出版物层出不穷，还涌现出一大批‘韦学家’，而且其中大多数并非韦伯生前的及门弟子。西欧各国七十年代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以‘韦伯对话’为中心的比较研究，如韦伯与孔德，韦伯与涂尔干。

这种比较是为了发现经典社会学家思想中的哪一家更能为解决今天西欧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之用。

比较的结果是一句流行的结论：一个韦伯顶得上一打西方经典社会学家。

西欧主要研究的韦伯著作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经济与社会》，社会学界意在通过讨论韦伯‘经济伦理’的基础上，重建劳动与职业道德和合理化的科层制社会。其后，韦伯热又扩散到日本及一些发展中国家。

从事各种不同专业的专家都对韦伯进行研究，客观上使韦伯变成了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以至国外有学者曾诙谐地说：马克斯·韦伯是德意志帝国的出土文物，年代越久，身价越高。

对于韦伯这样一位据说生性严肃、不苟言笑的学者的半带认真的调侃，引起了与会者的一片笑声，不过粲然一笑之后，又使人感到，韦伯思想生前身后的兴衰际遇，似乎也有耐人寻味之处。

韦伯生前在帝制德国影响甚微，死后又遭到魏玛共和国和法西斯第三帝国的取缔。

战后恢复时期，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只是到了六十年代后期，韦伯才被再发现，而此时也正是联邦德国的经济突飞猛进发展，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三位的时候。

美国重视韦伯研究，始于四十年代后期，这正是战后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发达的国家的时候。

至于西欧，韦伯热始于七十年代，当时欧洲经济共同体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经济实体，其国民生产总值略低于美国，而出口贸易和黄金外汇储备已超过美苏两国的总和。

与西欧同时兴起韦伯热的日本，其经济发展更是突飞猛进。韦伯热的兴起与上述国家的经济发展之间的同步现象，究竟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存在着相关关系，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但答案恐怕还要到韦伯著作中去寻找。

▌新教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的起源

韦伯的独特之处，不在于他比别人更准确地刻划了资本主义精神，而在于他敏锐地觉察到了这种精神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基础，把握到了新教禁欲主义伦理与隐藏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背后的某种心理驱力之间的关系。

从严格意义上说，韦伯的第一部社会学著作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是现代西方社会科学名著中最著名然而争议也最大的论著之一。

促使韦伯写作这部著作的动因，是探讨近代理性资本主义的起源，也即现代化的起源。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文明的本质，是近代西欧从经济合理性中引申出的一种普遍的精神，即勤奋节俭、精打细算、进取和开拓的精神，而新教及其伦理道德，之所以能比其他因素更直接地导致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就因为它比其他因素更能体现资本主义文明的这种本质。

所谓“新教”亦称“清教”，是十六世纪席卷整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中各改革教派的总称。这场运动是欧洲自文艺复兴高潮之后出现的又一次重大思想革命。

广义地说，宗教改革彻底震撼了传统神权的统治基础；狭义地说，宗教改革其实就是神圣、神秘的宗教的世俗化。

在韦伯看来，新教特别是加尔文教伦理中有两个观念，对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发展最为重要。

▲约翰·加尔文

其一是“天职”观念，这是古代及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中都未曾有过的观念。它的基本含义是：最高形式的个人道德义务，就是完成他在世俗事物中的责任，通俗地说，就是每个人必须勤勉于自己的本职。

另一个观念是只有世俗职业上的成功，才是成为上帝选民，这是所有基督徒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也就是所谓“蒙恩”或“获救”的最终标志，因此，财富的积累，只要是通过节俭、勤勉的劳动生活得到的，在道德上便无可非议。而财富本身，只有当它被用于骄奢放纵的享受时，才是邪恶的。

正是在这两个观念结合渗透的基础上，形成了资本主义精神，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和发展。

苏国勋认为，不可否认，韦伯在上述方面的考察和分析，从特定意义上说，包含有不应忽视的正确方面。

▲著名社会学家、国内最早韦伯研究领域专家苏国勋（1942-2021）

韦伯从资本主义产生的这一历史横断面上，论证了作为社会意识的宗教、伦理道德观念，是怎样具体地培养和造就了资本主义精神，以及这种精神又怎样促成了资本主义的产生。

在这里，他把劳动解释为动因，并把劳动与人的世俗利益联系起来，看作是上帝与世俗的人之间的联系中介，因而不能不对个人的某些品格的形成发生影响，通过这种影响也不能不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发生重大的作用。

所有这一切，韦伯都是从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的对比分析中得出的。

从这里，人们不仅可以看到马克思对韦伯的影响，而且可以具体而真切地看到，在社会变迁的特定时期精神因素的巨大作用。

当然，马克思是从更广阔的背景和范围内，看待新的社会关系形成中全部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总和的相互作用的。

韦伯这一著作所体现的方向，可以概括为：提出一个包括社会历史的各种因素，如伦理、宗教、政治、法律等相互作用的社会模式，来取代单一的决定论模式；用对不同文明特别是东西方文明进行比较的方法，来探讨西方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按照韦伯的观点，资本主义首先是一种精神上的态度，一种行为理想，这种精神在东方是找不到其对应物的，因而资本主义是西方文明史中的一个特有的现象。

鉴于资本主义确实只发生于西方，而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及其特征的产生，都是由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只有对韦伯思想作全面的分析研究，并结合对东西方文明的深入探讨，才能对此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韦伯的这部著作，有一个发人深思的命题，即在任何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业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看不见的精神驱动力量，这种力量一定与这一历史事业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有密切的渊源关系。

尽管韦伯的分析，是针对资本主义这一具体的历史现象而言的，但它对我们的现代化，也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取得生产力巨大发展的资本主义，与新教文化圈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发展中国家要想迅速发展生产力，是否也必须创造出一种既与生产力发展也与本民族文化传统相适应的新的精神呢？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具有其它文化传统的民族，是否迟早也必然会达到相同的生产力水平呢？

如果答案是部分肯定，部分否定的——西方社会的经济科技发展既与新教文化的特质有关，又具有超越那种文化的普遍性，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确定哪些因素是特殊的，哪些因素是普遍的，又应当如何在本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资本主义文化传统之间取得协调呢？

▌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

韦伯的东西方文明比较研究始终贯穿着一个主旨：即资本主义的进程为什么首先在西欧。

对于中国，韦伯认为，阻碍经济发展的，还不仅仅在于这些社会学基础，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其信念基础，即儒教。

韦伯在探索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过程中，对东、西方文化进行了大量的比较研究，写下了《儒教与道教》等论著。

尽管作为“汉学家”，韦伯由于不懂中文，主要依赖第二、三手的资料，因而时常受到人们的非议，但作为社会学家，韦伯凭借他的敏锐洞察力，却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许多独到的见地。

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曾经指出，韦伯的东西方文明比较研究始终贯穿着一个主旨：即资本主义的进程为什么首先在西欧，而不是在世界其他地区起始。

对于中国，韦伯的结论是：中国缺乏近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学基础。

比如，我国历史上的封建世袭制度、家长制、宗法制度、科层俸禄制度等等，在韦伯看来，统统是对传统的因袭与适应。

国家经济活动缺乏合理簿记，因而导致贪污纳贿泛滥，而与宗法思想密切相联的世卿仕禄制度又阻碍了管理与司法的进步，老百姓的经济活动缺乏法律的保证，因而受到限制。

举凡这些，韦伯认为，都是阻碍近代资本主义兴起的社会学基础。

然而，这还在其次，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其信念基础——儒教。

儒教把修身看作是个人自我完善和入仕荣名、致身显位的目的，视传统为不可侵犯，忽视工商科技，崇尚不务实际的文辞；清教视人为上帝的工具，要求人们勤勉“天职”，把个人的自我完善看作是手段，注重实际效能和利益，赋予伦理以合理性、进取性的内涵。

儒教里没有神的地位，道德靠个人修身养性，其影响只及于士大夫阶层，所谓“礼不下庶人”，不能使贩夫走卒下层民众走上理性的轨道，故威慑力量不足；

清教是一种平民宗教，它凭借上帝抬出伦理，把宗教规范与伦理道德紧密结合在一起，使它强化为一种社会性准则，并与人的现世利益相联系，故能起到统摄人心的作用。而中国则始终未能形成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认为，清教这类超世俗教，有全能的威慑一切的上帝，因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相对较小，这一性质有利于社会法的产生；而儒教这类世俗教，以人王为天子，“奉天承运”、“口含天宪”，使儒生成为天子与百姓间的牧师，实质上扩大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因此韦伯说，儒家的特点在于适应世界，而清教则在于对世界的合理改造。

尽管韦伯对于中国文明与中国文化存在不少隔膜，但这些成果无疑还是具有批判借鉴价值的。

研究韦伯对中西文明的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对本民族社会文化传统的客观了解，而且对于进一步繁荣和推动中西比较文化研究，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病榻上面容安详、宁静的韦伯，生命的最后时刻

这是一篇原刊于《读书》杂志（1985）的学术研讨记录，那时，国内对韦伯的研究刚刚起步，一切都是方兴未艾；而如今，韦伯研究已成学界主流，成果如喷涌式亮相，不仅学术大咖不断回应这位思想巨人，一些渴慕知识的年轻人亦为他犀利、洞察的眼光所深深折服，“志业”成了他对今人灵魂指引和感动的努力起点，韦伯的重要性不断越过学术的高墙来到公众的视野。

至于他对文明比较的经典阐述，更是历经时间的洗礼而久经磨炼，今天依旧立得住。

韦伯的结论一反我们对资本主义的常识性理解，他的观察细腻而深刻，对因果关系的诠释更是谨慎而周全，不断打动读者对文明、世界的新认知、新视野。

作为思想史上绕不开的里程碑式人物，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赞扬他为：历来登上学术舞台的角色中最有影响的一个。

他的理论深刻影响着我们当下的世界，他标志着现代思想的成年。他看清了现代，真正理解现代社会运作的底层机制；他反思现代，指出现代性最深层的缺陷。我们若要对现代文明和所处的当下有更深刻的认识，同样也绕不过韦伯的理论与研究。

韦伯不仅属于现代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列，而且也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国精神领域中最令人捉摸不定的伟大人物之一。他是百年前德国最大的“公共知识分子”，他高尚的人格亦可带给我们力量，值得我们尊重。

“读懂韦伯”套书是目前中文界已出版韦伯作品的精选合集，它涵盖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

·对于专业研究者：《经济与社会》是韦伯思想的全部精华，它被看作是现代社会科学的主要概念来源，无疑是其所有作品中最有分量的。

同样，韦伯的“宗教社会学”作品集是整个文明史比较的奠基之作，后世学者根本无法脱离韦伯而独立研究，如黄仁宇、余英时等。

·对于普通读者：他的作品极为契合当下人们的理性困惑，作者抽丝剥茧为我们引入对这个时代的思考，它是我们每个人体悟个体命运、认识自身处境的必备佳作；

关于韦伯的著作，目前主要集中在学术阅读的范围内，尽管他的价值已在学界有目共睹，然而在公众面前，并未充分挖掘。一方面是出于其作品的艰深晦涩，另一方面是由于社会学这个学科在公众视野里很少得到关注，人们用社会学视角分析自身问题和时下处境的意识尚不具备，因此，也并不能真正意识到韦伯对我们的意义，而这也对当下的读者提出迫切要求，了解这位思想上的巨臂，了解韦伯深邃而广博的社会学视野。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减轻读者阅读困难，我们特意为读者搭配相关的韦伯研究传记及其作品解读，不仅要原汁原味地去理解他，还要有对其人其思想的背景关注，以此亲近他，这样方可一窥全貌而不失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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