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的工作,就是凝视繁花世界里的万千种人。秦雯爱看人,也爱写人,故事自然由此开始。从《我的前半生》《流金岁月》到《繁花》,她用笔墨勾勒众生相,众生的面目与私人秘密顺势倾泻而出。《繁花》之后,秦雯又将继续与新丽传媒合作,回归当代都市题材创作,也将为自己揭晓新的篇章,“我会尝试把人物做得更加锋利,再从锋利转向缱绻柔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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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接到王家卫《繁花》的邀约时,秦雯是难以置信的。彼时,《我的前半生》正在热播。那天,秦雯在上海图书馆地铁站偶然接到了一通电话,朋友李天在电话里说:“王家卫导演要做《繁花》,想见你。”秦雯愣了,以为听错了。地铁进站又迅疾驶出,她一个人站在原地,看着鱼贯而出的人潮,对着电话回答:“你再说一遍。”
沪语长篇小说《繁花》出自作家金宇澄之手,原著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曾被外界视为史上最好的上海小说之一。王家卫偏爱《繁花》,决意将其搬上荧幕,摩拳擦掌了多年。这部颇受话本小说影响的原著,将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展现在电视剧观众眼前?秦雯的编剧语言将如何融入我们熟悉而倾心的王家卫式风格?这些好奇都将在《繁花》中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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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两次成功改编亦舒的作品令秦雯获得了声名与奖项。谈及改编作品的创作原则时,她说:“我尊重直觉,看第一遍觉得喜欢的小说,那就想办法留住我喜欢的东西,尤其是人物。如果很多地方看起来都不能影视化,那我就想办法去改。如果看了小说,对人物没感觉,那就不改。”
秦雯早年在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接受过严格的科班写作训练,入行多年,她的身上仍然保持着传统的戏剧创作观念:人物与故事先行,话题、情节只能置于其后。她只想从活生生的人物入手,写出那些温情脉脉、幽默诙谐又或令人扼腕叹息的故事。她常常观察那些在无数个生活罅隙中所遇见的人,真实的人,如果觉得好玩,就会燃起探究对方前世今生的好奇。“要是(探究之后)还是觉得很好玩,我就想写他。会想他和现在的我们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会觉得好玩?就这样慢慢开始。”
秦雯笔下的人物,大抵都是从“好玩”开始的。她总是被层次丰富的人吸引,这看起来像是一个编剧天生的好奇与写作的本能所做出的自然选择。然而,从“好玩”出发的视角更趋近于秦雯观看世界的方式,她习惯让自己像剥洋葱般,一层一层,怀着下一个更大的疑问去接近生活的真相,去描写人性的灰度。写台词更是如此。她说写台词就像一个人打一台麻将,编剧要做的是设计每一个打麻将的人出牌的风格,再遵循不同的风格去做牌、胡牌,不能打到最后变成同一个人的风格。
追问秦雯心目中好故事的标准,她说:“长电视剧和长篇小说都讲究人物。提到《红楼梦》《三国演义》,你首先想到的是贾宝玉、林黛玉、曹操、诸葛亮,然后才会想起那些情节。电视剧也一样,如果角色本身走出了荧幕,也就是说,观众看到陈道明老师会叫叶谨言,看到许娣老师第一反应是薛甄珠,那就是成功了。”
一说起戏来,秦雯看上去兴致盎然。从专业角度上,她推崇曹禺、莎士比亚、契科夫、尤金· 奥尼尔的作品,最喜欢的小说是《呼啸山庄》。说到电影导演,“最喜欢的当然是王家卫导演,要不然我不会在接到那个电话时那么激动!……跨时几年的合作带给我最深刻的感受……让我想起了李安说的那句话:‘王家卫是天才,我只是个人才。’(如果说)李安是人才,我只是个学生。做剧本的时候,王家卫是可以随时在上帝视角、第一视角、第三视角中无缝切换的,我做不到。这还仅仅是在编剧这个行当上,更不用说导演、美术、摄影、音乐、海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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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拍摄期间,秦雯很多时候会候在片场。谈起在戏外被触动的瞬间,她说记得有一天为了抢景追赶进度,大家都比较疲惫的时候,工作人员对一两个年纪大的群演说话时嗓门大了点,在监视器前的王家卫听到了,嘟囔了一句:“不可以这么对老人家的。”随即跑了过去,几乎手把手地教两位阿姨、爷叔怎么反应动作。
关于《繁花》,因王家卫尚未放下导筒,秦雯在此刻能跟我们说的有限。哪怕只是三言两语,话语间也足以窥见她藏在心中的对此次合作的珍视。
秦雯很擅长写女人,《流金岁月》和《我的前半生》让观众先后看到了女性成长看似迥然不一,实则殊途同归的命运故事,秦雯写她和她的故事,某种程度上也是写你我的故事,她说过,希望能够给电视机前各有心酸的人生带去一点微薄的关照。在即将播出的剧集《今天的她们》里,她和编剧许思窈一起写女孩们的自我觉醒,再次将视线投向女性成长的议题。
“自我觉醒是一层层的,像剥洋葱,瑜伽里有一个说法叫‘层鞘’。对一个幼儿园女孩来说,开始爱美了,可能是她的自我觉醒;对一个爱美的女学生来说,不仅外表要美,内在也要丰富是她的觉醒;对一个二十几岁的女性来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是她的自我觉醒;对一个孕妈妈来说,选择跟不适合的男人分手做单亲妈妈是她的觉醒……你我都不知道要剥多少层,有的人剥着剥着就停了,因为辛辣流泪,有的人能一直勇敢地往下剥。但是,剥到哪里是核心?不知道。又或者根本没有那个核心,那你会后悔自己一生只剥一个洋葱吗?”秦雯说着,又想到她笔下的女性们。“罗子君和唐晶、蒋南孙和朱锁锁,其实是一个人的两面,合二为一就是完美女性,但是人物一完美就没法写戏了,所以,我把她们分开了。如果非要在张扬和温润中选的话,我自己是欣赏温润型的(女人),因为我做不到。”
秦雯的微博ID叫“不是秦雯”,她回想起多年前看香港电影,银幕闪过一瞬,有个编剧署名为“不是女人”,她觉得好好玩,索性用了个假亦真时真亦假的名字向它看齐。后来才听说以笔名“不是女人”行走江湖的是香港导演王晶,不知真假。她给角色取名的方式在我们看来也是好玩的,她说是中戏戏文系传统,常常把身边朋友们的名字拿来用。平时听到好听的名字就会想:嗯,可以用一下!秦雯笑着说起《我的前半生》中男主角贺涵名字的由来:“那是以前瑜伽老师的名字,我在课表上看到这个名字就用了,不知道有没有影响老师此后的生活?!”
秦雯身上有上海女人的腔调,行事干练,过起日子来四平八稳,有自己的精致和讲究。她大部分的时间在家里写作,早年习惯在深夜写作,如今更乐意早起。她每天要写作,也要健身,每周会拿出四五天去健身房运动,每次运动一个半小时。一开始是为了缓解长期久坐造成的身体不适,后来愈发喜欢控制、稳定和感受身体的感觉。她爱逛家具店,喜欢装修房子,甚至会想象自己是一名建筑师。她说自己有一个愿望,想要造一个完美的家,不一定华丽,但是让人想长久停留又不觉得见外。“中国人管那叫宾至如归。‘如归’两个字对我来说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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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雯刚过完四十岁生日,依然有惑,年岁增长让她明白的是面对人生的惑要保持的态度是什么。对编剧这份逐渐视为终身职业的工作,她仍怀抱着一份最初的热情,“每次的故事不一样,每次合作的人也都不一样,每一次都是新的开始。以前呢,每次开始会导向什么样的结果并不清楚,这种未知和为了更好的努力让我着迷。”某些时刻,她也会特别警惕某种情绪,“现在对有的项目会有预期,你知道开始时什么样,也知道最后不出意外的话大概会怎么样。现在我会尽量避免有所预期,去期待未知和挑战。”
将时间向前追溯,十八九岁的秦雯第一次依此改写过人生方向。从小到大,写作上颇有天赋的秦雯在上海市大大小小的作文比赛中拿过不少奖。在秦雯的高中时代,《萌芽》杂志及新概念作文大赛风靡全国,她在高三那年参加第三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得了一等奖,得到复旦大学降分录取的资格,那时,她一门心思去复旦大学念中文系。然而,一次中戏意外的宣讲,让秦雯第一次了解到“原来有专业是学写剧本的”,她想去试试。填写志愿的时候,她做了一个少数人的选择,“当时大多数老师认为我应该选复旦。但是我的语文老师皋玉蒂老师和历史老师沈宵老师支持我选中戏。(他们说)曹杨二中多的是去复旦、交大的,但是去中戏的你是第一个,人不要一味追求稳妥,要追求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我记得沈宵老师给了我一个信封,里面是八百块钱,他说我送你一张去北京的机票。”
回看一路走来的路,秦雯说自己是编剧中的幸运儿。中戏念完,她顺理成章做了编剧,作为署名编剧的第一部作品是《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她遇见了沈严导演、陈道明先生和新丽的曹华益先生,随后几度合作的作品都令秦雯收获了赞誉。和所有编剧一样,秦雯经历过创作上的胶着期,“对我来说,从《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到《辣妈正传》之间算是一个蛮难的过程,就像无头苍蝇,不知道该怎么写人物。那段时间,我写了不少东西,没有让大家特别记住的。但那个时候年轻,不停写,一天一万多字,后来突然有一天就明白了。”她也承认编剧这个行业需要一定的天赋,直言更重要的是勤奋和耐心。“编剧是个手艺活儿,我们经常说十年一个编剧,不是说你混十年,而是每天几千、上万字地跟着师父写十年。大多数时候,编剧是面对自己,无人声援,这对于需要从社交活动中找能量的人来说可能比较痛苦。外表再开朗的编剧,如果还是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在写戏的话,总是有点不同程度的孤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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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染编剧行业近二十载,如今作为颇受欢迎的编剧之一,秦雯感叹编剧的地位逐渐得到了重视,“现在比以前好多了。以前我遇到过制片人直接对我说,‘编剧在我眼里最贵也就是一万块一集,多了不值。’现在大家知道了好剧本的价值,也更加尊重编剧。哪怕IP改编,也从过去的好IP不用找好编剧,到现在越是好的IP越是要找好编剧了。”
早些时候,秦雯在采访中做过比方,“在行业里,有一些人可以像俯瞰地图一样去看清楚一切,而另一些人行走其中,切身感受眼前的风景。”她自称是后者,一个行走在环境中的人,万事万物得从一字一句、一朵花一棵草中细细体悟。面对新年即将揭晓的新篇章,她说:“新年呢,希望《繁花》一切顺利,在后面的都市剧里,我会尝试把人物做得更加锋利,再往后的项目里,我希望又可以从锋利转向缱绻柔软。”
M.C.:影视行业深受疫情影响,影院一再关闭、开放,很多人会认为此时不是拍片的好时机。你认为创作内容是否存在好时机这一说
秦雯:疫情这三年,大多数时间我都在与《繁花》并肩作战(捂脸笑)。电影这几年因为影院的关闭,压力很大,电视剧相对好一点,但也受到大形势的影响。对于编剧来说,“小年”就埋头写剧本,“大年”才有东西可以拍,我没有那么着急。
M.C.:你在采访中提过,“都市感”是改编《流金岁月》《我的前半生》很重要的一部分。改编《流金岁月》时,你把故事的发生地从香港搬到了上海,《繁花》同样是一个生长在上海的故事。作为上海人,你在创作时,会将哪些根植于上海的东西展现在剧本里?
秦雯:我其实没想刻意区别上海和其他地方,只是因为,我对上海就像我开口讲上海话一样熟悉,你叫我写北京、广东,我也写不了。之前有人给我看过一个香港作家写香港回归前后的故事,写得挺好的,但那不是我熟悉的生活,我知道我写不了,或者说,如果我要写的话,需要做大量准备。关于上海人细细碎碎的地方太多了,我没法一一列举,或者说,我怕我自以为概括了几个,其实远远不能涵盖所有,就像“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只能请你看剧,就像带着你爬山一样,一路走,一路说,(从)一枝花、一棵草跟你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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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近年来涌现了一些与上海地域文化有关的作品,譬如金宇澄的《繁花》、邵艺辉《爱情神话》。运用方言写作和表演,你觉得会为创作带来哪些新的空间和表达的可能性?
秦雯:我认为方言应该被保留和弘扬,“差异”是文化的价值。看IMAX前有广告,广告词说让你身临其境,我们看电视没有那么大的屏幕,但是语言可以,它是环绕的,让你身临其境。除了听觉,嗅觉也是一样的。

编辑/陈柏言ChicoChan
摄影/鬼马易
撰文/许璐
造型/Simon qian
妆发/姚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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