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关外努尔哈赤起兵造反建立后金汗国之后，大明王朝就从多事之秋变为摇摇欲坠而岌岌可危。
17世纪20年代，大明王朝和后金汗国都迎来了改写历史的机遇。
公元1626年后金汗国易主，学识与领导力超越群雄的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承袭汗位，素有抱负的皇太极誓将父亲基业发扬光大。
公元1627年，大明王朝易主，木匠皇帝熹宗朱由校驾崩，兄终弟及信王朱由检继承大统，也就是崇祯皇帝，这位踌躇满志的青年欲“挽狂澜于乱世，扶大厦之将倾”。
此时的中国历史，定格在明、金（清）之间，更定格在皇太极和朱由检之间。这场事关祖宗基业，事关改写历史的较量就此上演。
明朝与后金版图
我们可以将此时的大明王朝和后金汗国比喻为两家行业相近，之间是激烈竞争关系的两家公司。只是两家公司所处的发展阶段大相径庭，大明王朝是老牌企业，曾经的辉煌，现在的落寞，业绩急剧下滑，KPI数据简直就是不堪入目，风雨飘摇之中摇摇欲坠。而后金汗国，正是一个处于创业时期的新公司，原本在老大哥大明王朝夹缝中生存，如今已然有了取而代之的势头。
虽说此时的大明王朝是风雨飘摇，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家大业大再加之员工综合素质较高的老企业，倘若有一位英明神武的领导人，扬长避短未必没有起死回生之可能。而后金汗国虽然势头强劲且业绩良好，但是由于员工们整体素质的缺陷以及新老领导交替之际的各类不稳定因素，让这个新公司的发展遇到了极大的挑战，倘若此时的这位新领导，不能够控制内部局面和另辟蹊径找到公司发展新途径的话，这个新兴之星极可能在历史上就是昙花一现。所以，历史的聚焦点就落在了两家公司“一把手”——朱由检和皇太极的身上。
崇祯皇帝，朱由检（1611年2月6日—1644年4月25日）
以结果为导向，显然是皇太极完胜朱由检，事实也的确如此。
但是究竟二人差距在哪里又有多大呢？
一、 领导能力的比较
所谓领导力就是如何驾驭团队成员，尤其是使核心成员与自己同心同德，始终如一执行自己的领导方针，使得整个团队团结一致使利益最大化的能力。尤其在危机时刻，这种领导力就变得尤为重要。
大明王朝和后金汗国此时各自的核心团队都是存在很大的问题，大明王朝主要是“党派之争”，虽然崇祯皇帝上位伊始就大快人心地干掉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但是大明王朝朋党相争的问题依旧存在，且没有丝毫示弱之意，这种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造成了极大的内耗。而皇帝并没有有效地遏制这种党派之争，他本人似乎政治立场很不坚定，想法和决策总是被各派左右，这也侧面助长了党争之风。总而言之，崇祯皇帝对于解决党争真是束手无策和不知所措。
后金汗国方面主要问题是，新汗皇太极和那些功勋卓著的旗主贝勒们之间的权力归属问题。皇太极上位伊始还是四大贝勒共同主政之局面，关键是这四人水平和见识并不在一个层次，因而他们之间歧义很多，很难达成共识，皇太极的很多想法和方针无法贯彻落实。皇太极先是采用求同存异的怀柔政策，以缓解和减少这种权力冲突对国家的不利。然后再利用自己的汗位和权力优势，逐渐削弱其他大贝勒和各旗旗主的权力，逐步完成和完善集权体制，改变之前的各自为政又难以同政的不利制度。在这个过程中，皇太极很巧妙地排除了异己，团队向心力骤升，团结一致更能勇往直前。
客观地说，大明王朝内部不团结由来已久，这是对崇祯皇帝领导力是极大的挑战，显然，这一切对于年轻的皇帝来说，难度确实大了些，他根本驾驭不了。
二、 驾驭和运用人才的能力
其实，大明王朝从来都不缺人才，这些文人志士愿为大明王朝肝脑涂地，一片忠心日月可鉴。就巩固辽东抵御后金入侵，前后有能力、有作为又何止一二人，举二人为例：熊廷弼和袁崇焕。熊廷弼于天启元年临危受命经略辽东，可谓呕心沥血整饬边关颓废之吏治，最后还不是因为党争而被迫害，最后落得“传首九边”的悲惨下场。如果说，熊廷弼是天启朝的冤案，那袁崇焕之冤屈绝对是崇祯皇帝的亲力亲为。
袁崇焕这个人确实行事狂妄，愿意自作主张先斩后奏，但是袁崇焕真的是难得的人才，他御敌有方、治吏有效，曾经大败努尔哈赤，使得不可一世的努尔哈赤郁郁而终，他成功抵御住皇太极的一波波犀利攻势，力保山海关不失。可惜这样的人物，最后也是凌迟处死，不得善终。
袁崇焕这个人是有问题，所谓的问题不就是狂妄不羁，擅作主张而已，还有那“莫须有”的通敌卖国，但是国家危难、良将难求之际怎能如此糊涂而自毁长城。也许崇祯皇帝还天真的认为大明人才无数，可用之人能从紫禁城排到山海关，只是他不知杀了袁崇焕就等于杀了所有的人才。
再看皇太极，他对多尔衮与其同母所出的兄弟们的重用，被认为正是体现出其驾驭人才和重用人才的非凡能力和以完成家族大业为首任的博大胸怀。皇太极是打压过代善，的确是担心大权旁落，但是代善真的不是掌管大局的料，而多尔衮真的是皇太极最潜在的威胁，虽说多尔衮不会也不敢夺皇太极的权，但是下一代子孙呢？而且皇太极因为主持多尔衮生母阿巴亥殉葬，是“逼”死多尔衮生母的“罪魁祸首”，如此恩怨，当多尔衮羽翼丰满会不会伺机报复？尽管如此，皇太极对他的小弟弟们关爱有加，多尔衮能够上马拉弓之时，就将他带在身边征战四方，当多尔衮能够独挡一面之时，皇太极便委以重任，丝毫没有戒备打压之意。正是因为皇太极的刻意栽培，成就了多尔衮更成就了大清王朝。
爱新觉罗·多尔衮（1612年11月17日—1650年12月31日）
刚愎自用是崇祯皇帝一大性格缺陷，而满腹狐疑的行事风格，更让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孤家寡人，大明王朝由此面临人才济济却无人可用的尴尬局面，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崇祯皇帝朱由检本人。
三、掌控时局的能力
论高明远见、高瞻远瞩之能力，对时局机会的创造与把握，乃至战略决策的正确性，皇太极真的是要甩出朱由检好几条街。
大明王朝此时是内忧外患，腹背受敌，面对国内狼烟四起的农民起义和虎视眈眈的关外后金汗国，摆在大明王朝唯有一条出路，那就是“先安内，后攘外”。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对峙后金汗国乃是长期斗争，大明王朝唯有尽快平定内部动乱，灭了自家后院的火，是这场对峙胜利的唯一希望。也就是说，先暂时与后金汗国达成和平协定，腾出手来平定内乱才是正确的，也是唯一的正确决策。
爱新觉罗·皇太极（1592年11月28日-1643年9月21日）
这里笔者有意多说几句，封建时期的中国，是“家天下”的概念，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片江山只能改朝换代，却永远不会改变中华大地的冠名——中国，无论哪族哪姓氏统治，都是我中华儿女华夏子孙。对于大明王朝来说，无论是关外皇太极还是关内李自成、张献忠，都是要推翻朱家王朝的敌人。
皇太极为了调和内部矛盾和解决蒙古问题，先后几次主动跟明朝讲和，而崇祯皇帝的态度始终是摇摆不定，他一面希望能够与大清（此时皇太极已经称帝建立大清王朝）讲和，换来暂时的和平来解决内部农民起义的问题，而另一面又担心因自己同意讲和而成为继宋朝之后主动与少数民族求和的中原皇帝，担心自己因此被士大夫所指，背上骂名。崇祯皇帝就在这一次次的摇摆不定中，最终失去了机会。最后，不但让皇太极解决了蒙古问题，成功绕道内蒙古突袭关口，直抵北京，劫掠无数财产，而且还成功地利用武力解决朝鲜问题，使朝鲜脱离大明成为大清的附属国，一举让满清解决了努尔哈赤时代开始所面临的腹背受敌的不利情形，大清从此再无后顾之忧，可以专心对付大明，问鼎中原已成指日可待之势。
皇太极真的是一位很了不起的领导人，就在大清兵临京城之下之时，面对孱弱的大明守军，皇太极的决策是只以掠夺为目的，绝不攻占北京，并且遇到强兵立刻撤退。皇太极很清楚，即使清军占领了北京，也很难守得住，这样只能徒费人力财力，甚至会弄巧成拙，被朝鲜趁虚而入，那可真是“一着不慎满盘皆输”。面对千载难逢的攻占紫禁城的机会，皇太极却能够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功、不冒进，始终做出最明智的决策，这样的领导人是真的厉害！
而这最为关键的决策能力，皇太极明显远在朱由检之上，至于李自成和张献忠之流根本不入流，所以大清不成为最后的胜利者都难。
崇祯皇帝煤山自缢之时，留下血书为遗言“朕非亡国之君，臣皆误国之臣”。
“臣”固然有误国之流，而“君”真的是与亡国毫无干系吗？非也！
文 王金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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