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她为什么要信基督教,为什么不信佛教,我清清楚楚听见她是怎么回答的。她说:“我不要来生。” 
母亲的信仰
文/王鼎钧
除了冷僻的地方志,大概无人会记下这些名字了: 
一八三二年,基督教德人传教士首先踏入山东境内,在胶东布道。 
一八六七年,苏格兰圣经会传教士廉臣、美国长老会教士梅里士,由胶东烟台到临沂布道。 
一九○五年,北美长老会派叶克斯、范珍珠二人由临沂到峄县布道。一九一一年在峄城南关建造大教堂。 
一九一九年,德人美籍护士万美利来峄县创办孤儿院、职业学校和诊所。 
长老会在峄县建堂后,派传教士四出宣扬教义,大约一九三○年左右,兰陵教会成立了,称为峄东支会。 
那时吾乡一般人对基督教有种种猜疑,例如,他们听见男男女女在一间屋子里高唱“耶稣爱我、我爱耶稣”,产生想象,对前往参加聚会的妇女有轻蔑之意。幸亏早期教友中有一位王兴信先生,他当过保长,在地面上有些实力,那些游手好闲的人看他的面子,没有到教堂里来骚扰过。 
我还记得,晚间聚会散会时,天地黑成一片,王兴信先生拿着三节电池的手电筒照亮道路,护送女教友回家。那时以吾乡的消费程度,这一举动甚为豪华,手电筒是奢侈品,大家相信“捏一捏,一个铜咯”,铜咯就是铜元。 
另一位对初期教会有贡献的是宋师母,她一人住在教堂旁边的小屋里,专职传教,教友轮流供应粮食蔬菜,没有一文钱的薪水。 
宋师母是一个温婉的小妇人,丈夫英年早逝,唯一的儿子又从军远走,就把对生活的热情倾注在教会里。但她说话的声音轻细,说话时也没有手势,跟一般传道士的风格不同。 
我记得,宋师母永远是一个最清洁的人。朴素是必然的,不用头油,头发也能一丝不紊,粗布衣服浆洗得干干净净,手上、脸上没有灰垢,达到城市中白领的水准。她并不像有洁癖的人那样难以相处,她平易近人。教会里有这样一位工作者,才可以深入家庭,劝导妇女。 
教会初创,没有驻会的牧师,峄城的牧师杨成新、台儿庄的牧师翟庆峨,以及侯敬敏牧师、侯敬臣牧师等人轮流前来主讲。此外还有侯敬臣的父亲侯长老、乡村布道家张继圣先生,都很受教友欢迎。 
这些牧师都是华北神学院的高才生。华北神学院设于滕县,院长赫士,是有名的神学家,我们用的赞美诗也是他主持编定的。 
回想起来,侯长老讲道最是诚恳动人,他年纪大,阅历深,使你觉得他确确实实想救你。他的这份天赋由侯敬臣牧师获得,侯有神学院的底子,讲说的层次又高些。台儿庄来的翟牧师仪表最好,国学有根基,对基督教义和孔孟学说常作巧妙的融合。 
我就在这些人的熏陶中渐渐长大。 
兰陵教会的礼拜堂,盖在西北隅靠近城墙的地方,附近人家稀少。抗战爆发,治安问题复杂起来,那房屋就不常使用了。 
我家有一排五间空屋,由一位本家借住,后来那人搬走,母亲愿意借给教会使用,教会又有了共同聚会的处所。这栋房子离我们的住屋只隔一个四合院,坐在客厅里能听见唱赞美诗。 
教会久由王兴信长老当家做主,这时教友有了不同的意见。王长老的口才和仪表都很好,但他逐渐丧失了基督徒的气质,越来越像一个政客。这长老一职,就在一次选举后改由宗茂山先生担任。 
宗、王两人本是密友,皈主后,彼此的差异日益显著。宗先生勤勉谦和,有服务的热诚,把不相干的外务都断绝了,专心事奉。他以百分之九十的高票当选。 
在吾乡,母亲皈主甚早,参与了兰陵教会的创建。我不知道她老人家何时、由何人引领入教。 
基督教发展的经验是,妇女儿童首先受到吸引,而妇女之中,又以贫穷的、识字不多的、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居多。若是主的救恩同时降临缙绅之家,有少数信徒来自名门大户,可以对教会产生庇护作用,教会在当地所受到的歧视因而减少。这就是母亲信教对兰陵教会的意义。 
至于母亲为什么信教,那倒不难了解。 
母亲于归甚早,我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都不幸早逝,我这个小不点儿才成为长子。 我一点也不记得哥哥的影子,大姐二姐倒有眉有目。我记得,大姐已经出嫁,常常哭着回来,再哭着由家中套车送走,母亲陪着哭。 
对二姐,印象更清楚些。记得她生病,医生说必须常吃鹅肉,家中特地养了几只鹅。不知,鹅总是把它的长长的脖子伸得很直,贴近地面,蛇一样游动,又大声喧哗,常常追我赶我咬我的小腿肚子。这个经验很恐怖,我长大成人以后还常常做这样的噩梦。 
二姐死时还没出嫁,所以我约略记得她的葬礼。至于死因,说来就可怜了,她的病中医束手,转求西医,那时吾乡能够找到的西医,不过是在街口开了个西药房,顺便向病家推销成药。他给了一瓶药水,回家服用,二姐含了一口马上吐出来。家人不知道她的牙床已经脱皮出血,还在劝她、哄她、哀求她,告诉她良药苦口利于病。二姐奋勇地再吞一口药水进去,这回吐出来的是血,是血…… 
二姐死后,母亲要拄着拐杖才站得起来。一群亲邻(都是妇女)来我家大骂庸医杀人,一左一右架着母亲往外走,后来知道她们把那家西药房砸烂了,那个卖药兼行医的家伙本是外路人,从此无影无踪。 
母亲大病一场,然后黄着脸、拄着拐杖行动,整天不说一句话。咳!她当然需要宗教。
还有,母亲婚后的境遇相当痛苦。我说过,大家庭好比一只猫,努力扭曲身体以各种姿势去舔掉身上的肮脏,吞进肚里,有些事是要隐瞒的,有些话是不外传的。 
后来,父亲唤母亲奉命从大家庭中分出去,彼此距离拉远,压力减轻了,每年仍有一些活动,像祭祖、拜年、庆寿,暂时恢复大家庭的形式。由于活动集中,加上“我又逮着机会了”之类的想法,大家庭制度的负面功能也就即兴发挥,淋漓尽致。当然,这些也必须舔个干净、吞进肚里。
这时,基督教来了,它说,你不可烧香摆供,你只能跪拜真神。 这时,母亲说,我信主了,你们的什么什么我都不能参加了。 对母亲来说,这已是一种拯救,不必再待来日。 
母亲的心底,也许还有更复杂更隐微之处,是我所不能觉察的吧?
有人问她为什么要信基督教,为什么不信佛教,我清清楚楚听见她是怎么回答的她说:“我不要来生。” 
不错,基督教的教义里只有今生永生,没有前生来世。对熟知轮回的中国人来说,这的确是它的特色。 母亲是把新旧约全书看了一遍才决定信主的,她对教义领悟得很快。 
那时,教会初立,有思考能力的人对这个外来的宗教抱着挑战的态度,提出许多问题。这些问题转弯抹角、或早或迟传到母亲那里。 
有人提出:耶稣本是一个人,为什么拿他当神敬拜呢? 如果那人信佛,母亲就反问:释迦牟尼岂不也是一个人?如果那人好道,母亲就提醒他:太上老君岂不也是一个人?
母亲指出,灶神姓张,不但是人,而且不成材;送子的张仙不但是人,而且是亡国之君。关羽、岳飞、姜太公、杨二郎哪个不是人?他们不是一直在受中国人的敬拜? 
耶稣是外国人,中国人怎可奉外人做教主?这不成问题,佛教在中国有无数的信徒,佛祖乃是印度人。
有一位大婶当面问我的母亲:“神在哪里?我怎么看不见?既然看不见,我又怎么能信他?”她拿这个问题问倒了好几个教友,言下颇为自负。 
母亲慢慢地告诉她:世界上有许多东西是眼睛看不见的。眼睛的用处有限。 你可以看见我的嘴在动,你看不见我发出来的声音,声音要用耳朵听。 你可以看见花,你看不见花香,花香要用鼻子闻。 你可以看见盐,你看不见咸,咸味要用舌头尝。 我们不能用肉眼看见神,我们是用心灵去感受神,神确实存在。
那位大婶仍然不服,可是,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拿这个问题去质问别人。 
潘子皋先生是我们镇上的明白人,谈吐有听众,他也把新旧约大致看了一遍,告诉我:“基督教谈人道不如儒,谈神道不如佛。” 
我急忙把这话告诉母亲。母亲沉吟片刻,认为潘先生的话有道理,“可是,他的话也证明,基督教谈人道胜过了佛,谈神道胜过了儒。” 
基督教分成许多教派,互相攻击。据说,某地有一群信徒对他们的教会不满意,自立为“耶稣教会”。不久,他们内部闹意见,有一部分人分出去自己聚会,大门外挂了块牌子,写的是“真耶稣教会”。 
到底哪个是真的?教我们信哪一个?出外传道的人碰见这样的问题不免啼笑皆非。 
母亲的意见是:没关系,你愿意信哪一个就信哪一个,只要信。母亲认为,儒家和释家不是都有许多流派吗!百岳朝宗,万水归海。
那时兰陵西门里建立了天主堂,新旧之争本已过时,后进地区照例补课。这边说,你是早该推翻的专制魔鬼,那边说,你是被我们开除了的劣等门徒。 
母亲从未批评过天主教,她认为天主教也是神的使者,若非天主教教士将福音东传,我们也许至今不知道耶稣的名字。 
回想起来,母亲是个有智慧的人,在那样封闭的环境里,她老人家无从发展自我,服务人群,只能为这个简陋的小教堂添一分力量。这也真是委屈她老人家了! 
在这期间,母亲认识了万美利女士。 
万美利原籍德国,抱独身主义立志不嫁,本来在教会医院当护士,工作之余也下乡传道。 那时有弃婴之风,被丢弃的多半是女孩。有一天,她在医院门外拾到一个女婴,动了不忍之心,就回到美国募集了一笔捐款,在峄县设立孤儿院。 
她的孤儿院规模不小,能收容三百名弃婴,为了支持孤儿院,她又兴办了牧场、酱园和纺织厂,以外围企业的收入作孤儿院的经费。孤儿长大了,可以进纺织厂学习一技之长,也可以由她送进教会办的职业学校。 
万护士后来声望日隆,众人尊万老姑。一个女子,不必坠入男人的掌握和大家庭的牢笼,另有一条光明大道可走,使母亲非常惊讶感动。就拿孤儿院收容的女孩来说,虽不幸而为弃婴,但日后有专长,有收入,对婚姻可以有自己的意见,在家庭中可以有独立的人格,可能比那些由父母和丈夫主宰命运的女子要幸运些。 
万老姑的生活方式显然给母亲很大的震撼。我以今日的理解力猜想当日的母亲,她一定立刻想到她那唯一的女儿长大后的出路。但她回家以后绝口不提这些,她谈的全是反面教材。 
当我和她老人家单独相对的时候,她没有引言,不加预告,自说自话一般讲述某些女孩子的故事。某一个女孩何等温婉,何等有慧心,可惜一顶花轿把她抬给一个不认识也不了解的男孩,男孩哪里懂得夫妇爱情,而婆婆寡居,也还年轻,对这等事又太敏感了。“钟鼓乐之,乾坤定矣”的后续发展竟是母子联手虐待这个可爱的小鸟。那日子怎么过?日起日落,令人心裂。——我知道她说的是谁。 
有一个媳妇,产后坐月子,丈夫在千里外混差使,婆婆不准产房里生火。那气候滴水成冰,媳妇住的是南屋,寒气森森,俗语说西屋、南房、不孝的儿郎!好狠,儿孙可是自家的骨肉哪。一冬下来,产妇冻坏了一条腿,孩子咳嗽,咳嗽,咳嗽了几年还是没保住一条命。媳妇连哭也得小心翼翼,哭多了是对婆婆抗议,哭少了证明自己冷血,都是罪,难赎难救。——我知道她说的是谁。 
母亲说这些事,多半在她做针线的时候。有一次,我看她和面,一大团湿面,放在瓷盆里用拳头捣,再放在案上用手揉。那团面好像自己有主意,想维持一个什么样的形状,忽而这边翘上去,忽而那边涨出来。母亲不停地揉,还加上摔,终于,面团柔软了,弹性恰好,不大也不小,周身润滑光亮,很乖,饺子面条由你。母亲这才抬起头来:“打倒的媳妇搋倒的面 。”
对娶进门来的媳妇要千方百计地找理由折磨她,直到她没有个性,没有自己的人格,做驯服的奴隶,这是做公婆的哲学。乡下小媳妇挨打多半因为在厨房里偷嘴,而偷嘴是因为她天天都吃不饱,规矩大,饭桌上不敢多吃。每年到罂粟收成,鸦片烟膏随手可得,你就听见这一家的小媳妇服毒死了,那一家的小媳妇也服毒死了。 
这一次,母亲多说了几句话,那一定是她心中最重要的几句话: “等你妹妹长大,我不慌慌张张地把她嫁了,我要撑到她师范毕业,或者是护校。你可要跟我一块撑呀!” 
我含糊答应,实在没弄清楚撑什么,怎么撑。 
供教会使用的这几间房屋砖墙瓦顶,门窗严密,冬天足可抵挡寒风。院子平坦宽大,院中又有两棵老槐遮阴,夏天正好乘凉。有了这样一个地方,听道的人慢慢多起来。 
我记得,夏天证道的时间以日影为准,浓阴满院的时候,牧师说:“上帝告诉我们可以开始了。”树阴退走了,证道也就结束。奇怪的是,这两棵槐树上似乎没有蝉,从来没受过蝉声的干扰。
有时候,讲道的人语重心长,恨不得把肺腑掏出来,有些听道的人正双目微合,口涎拉成有弹性的细线缓缓垂下,那情态,你不知道可笑还是可爱。 
翟牧师说:“不要推她,她的灵魂听得见。”农家妇女起五更睡半夜,哪有工夫午睡,能让她打个盹儿,就是天国。 
张继圣先生不这么想,他把他的演讲分成几个段落,在两段之间领导大家唱一首歌。那时我们教会连一架手风琴也没有,仍然有许多人为了歌声而来,大多数是妇女。依照习俗,她们不准“无故唱曲”,要抒散内心的抑郁,只有哭泣。唱总比哭好一些。教会是她们唯一可以唱歌的地方。 
张继圣先生的歌喉很好。那时,他大概有四十岁了吧,从歌声里听不出他的年龄,只觉得嘹亮充沛。他可能有一副男高音的声带。可惜没有机会学习声乐。他描述耶稣受难的歌曲,唱那呼唤浪子回家的歌曲,常使女教友泪流满面。午睡?当然忘了。
我们唱诗的本子叫《赞神圣诗》,由华北神学院院长赫士主持编定。这个本子的特色是,曲谱采用西方的名曲而以中文填词。多年后,我接触西方音乐,才发现有许多调子是我早就熟悉的。但是这个本子通行的范围很小,我离开鲁南以后再也没见有哪座教堂采用。 
在那座简陋的小教堂里,日子随着唱诗和祈祷流逝。每周一次,牧师来为我们梳理麻乱的人生,我顺着他的思路过日子,觉得妥妥当当,舒舒服服,一切也简简单单,问题都可以解决,或者可以等待解决。 
我们的座位是长条的木凳,坚硬,没有靠背,然而那是很舒服的地方,这就是牧师的魅力。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接收了美国教会。惊人的消息不断传来,连万老姑也进了集中营。谁也不知道还要发生什么事情。
这天寒风凛冽,忽然进来了一个日本兵,而教堂里只有宗师母和我,我们觉得不寻常,倒也不敢惊慌,好在他徒手而来,未带刀枪。我们都不会说日语,用起身让座表示了礼貌,他大概也不会说中国话,没答理。 
这日本兵响着靴声里里外外看了一遍,站在教堂中央点着了一根烟。他那傲慢的样子引起我们极端的厌恶。 
他向宗师母要纸笔,写了几个字给我看:“密侦的有”。
密侦就是侦探、间谍,必须坚决否认。在这时刻,我认为不妨卖弄一点小聪明,就在纸上写下:“带刀” 。一面用手势向腰间比画,那是佩带刺刀的位置。 
他摇摇头,脸色和缓下来,把半截香烟丢在地上。 
日兵走后,宗师母说:“我看他最多十八岁,看他走路的样子!拖不动那一双皮靴。这么小就出来了,教他爹娘怎么放心!” 
那时,日军已经感到兵源不足,连未满十八岁的孩子也征到中国来做占领军,腾出老兵来上前线,这些娃娃兵容易对付。 
没几天,有个小青年来听道,他人小名气大,是保安大队长的干儿子,一张脸干净秀气,谁见了都想疼他,可惜他在落座时先从腰带里抽出手枪来放在大腿旁边,吓得没人敢挨着他坐,让他一人坐那么长那么长的板凳。 
带枪的小青年一双眼睛骨碌骨碌转,最后盯住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小姑娘。那小青年,也许是有任务的吧,他现在只记得小姑娘了。 
以后他常来,听说也常到小姑娘家烤火,两人隔着火盆坐,在火盆上空捏她的手,她父母急得在卧室里流汗。 
日军责成保安大队“清乡”,保安大队就出动抓人。抓人总要有个理由。日本人来了,你为什么逃?莫非是抗日军?你为什么不逃?莫非留下做间谍?都抓回来。有一个人挨了五花大绑,因为他家里有一本《圣经》。 
风声紧,倒也不怎么怕,还敢营救被捕的教友,至少也派个人去探监。我的同学张宝来在保安大队做文书上士,没他陪着我还进不了牢门。被捕的教友鼻青脸肿,还连声说“我很好”,比起躺在地上昏迷不醒的人,他的确很好。 
我和宝来都还不懂事,谁也没带礼物打点守卫,也没人提醒我们,没几次,守卫不耐烦了:“张上士,你进进出出真方便,像是你的家一样!”终于,有一天,我们受到很不客气的拒绝。 
长老们开始为教会的前途忧虑。也许,有一天,所有的教会都要关闭,所有的牧师都要改业,《圣经》唱诗都要烧掉。也许有一天,基督教要像回教一样,父承子继,单口秘传,对外绝不谈论。也许像禅宗那样,相会于心,不著一字。 
那时有一种说法,信教的人都亲美,都不爱国,如果中美两国作战,信教的人都会通敌投降。但是,在日本人眼里,信教的人反日,为中国流血汗,个个是嫌疑犯。
那时,我想,这两种下判断的人最好一块儿琢磨琢磨,再作结论。 很不幸,这两种人是从不坐在一起开会的。
那年头,乡下人常常挨打。如果他遇见一个穿制服的,他赶快祷告,希望那人没扎皮带,皮带解下来拿在手中就是鞭子。如果扎着皮带,他赶快祷告,希望那人不使用有铜环的那一头。 
大牢是个有设备的地方,花样很多,使你无法祈祷。最常用的是“压杠子”,刑具不过一根扁担,一根杠子,几块砖头,虽在穷乡僻壤也可以就地取材,使用的方法却有赖天才发明家。
先把犯人的衣服脱光,把他的两臂平伸拉直,绑在一根扁担上,上身维持十字架上的姿势,双膝却是跪在砖上,杠子穿过腿弯,杠子两端站人,以扁担作扶手。这样,犯人丝毫动弹不得,着力处全在砖上的膝盖。如果犯人很强壮,杠子两端可以由两个人增加为四个人,叫做四人担,再增为六个人,称为六人担,也许膝盖从此压碎了,终身残废。 
还有一种经典之作叫“灌凉水”,把赤条条的犯人固定在门板上,朝天平放,开始灌水,等到肚皮高高地胀起来,再派几个汉子抬着木杠放在肚子上滚来压去,这时候,水从口中射出来,灌进去的是清水,射出来的是血块屎浆。这一套程序可以重复施行,周而复始。 
这是“大件”,至于“小件”,在屁股上割一道血口,填进去一点石灰之类,行刑的人可以即兴发明。这才是被捕最可怕的地方。可怜那些乡巴佬,一向以三代没进过官府衙门为荣,忽然捉将牢里,教他们怎么办? 
遇这等事,信众就在教堂里哀告上帝。单单哀告是不够的,母亲就回到家里发呆。发呆是不够的,我就到大队部门口逡巡张望。张望有用吗?有用吗? 
无巧不成神迹,这天恰值大队长送客到门外。那客人五短身材,加上马裤的裤管左右膨胀,看背影像日本人。大队长比他高,就算鞠躬的时候也比他高些。看大队长那客气劲儿,他是日本人无疑。可是一转身,我认得他,他是日军的翻译官,中国人。 
这翻译官跟插柳口进士第有来往,我在进士第跟他同席吃过一次饭,他瞒着太太在进士第藏了个女人。也许是这个缘,他对在进士第读书的我另眼看待。他问,你到这里来干什么。我说想来探监。那人跟你什么关系?对呀,什么关系?只能说是朋友。他犯了什么事?有没有杀人?是不是抗日分子?我说都不是。 
大队长在旁边听看,没有马上走开。翻译官说,大队长,这小兄弟教我为难,我既然碰上了,不能不说个人情。大队长说,翻译官,大队部的事,还不是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他问我,你那朋友叫什么名字,哪里人。我说他叫田老憨,住在田家村。大队长吩咐他身旁的一个军官:那田老憨,教他家里来个人,把他领回去。他又加上一句:这事今天一定要办好。声音很高,是希望翻译官能听清楚。 
翻译官说,大队长,谢了。他对我说,这里不是你常来的地方,下次不要再来。他也一个字一个字清清楚楚,希望大队长听见。 
我在教会上一下子出了名。可是任何人都料得到,我不能再创造第二次奇迹,翻译官已经把他开的路随手堵死。有人病急了信偏方,提着老母鸡到我家,坚持要我们再试一次,管它死马活马。我母亲也急了,急中生智,想起大队长的干儿子。 
提起这位干儿子,教会上没人敢理他,只有宗长老跟他说过两句话,表示欢迎他来听道。我母亲走的也是步险棋,好在我家没有十七八岁的女孩子。那小青年,坐在长板凳上也是怪寂寞的,母亲跟他一谈,他居然大为兴奋。他说:“你们等着。”起身就走。
聚会未散,他就把一个半百老汉带回来,这老汉有几处皮肉淤血,走路带点儿跛,此外能吃能喝,能说能笑。大家又是唱诗,又是祷告,感动得如醉如痴。 
倒也没什么后遗症。慢慢的,小青年在教会里也有了朋友。几个月后,小青年托朋友来我家说,想借些粮食拿到市上变钱应急,母亲欣然答应。小青年带着工人来扛粮食的时候,一直面红耳赤,于是母亲高高兴兴地告诉人家,这孩子很纯洁,心地不坏。 
空中好像真的有神,但空中也有铅块罩着压着,令人心情沉重。以后这段日子,大家特别爱唱诗篇第一百二十三篇,尤其是最后一段: 
耶和华啊 
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 
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 
我们被安逸人的讥诮 
和骄傲人的藐视 
已到极处已到极处 
已到极处 
美国长老会在峄县投下大量资金,对各支会并没有多少资助,但这些支会总是美国教会的支流。 
远在抗战发生以前,中国教会即要求脱离外国人的支配,改以中国的长老牧师为主导。当然,中国人若要自己当家做主,必须不再依赖美国捐款。后来这观念凝聚成六字真言,那就是自立、自养、自传。 
美国教会默察形势,顺应潮流,宣称逐步退出中国教会,与此同步进行的,是分期减少经济援助,喻之为“断奶”。太平洋战争发生,日本人粗暴地拔掉了教会的奶嘴,教会立即展开宣导,要求信众养成捐献的习惯。 
信徒捐款维持教会,《圣经》中有此主张,中国教会一直避讳不谈,初期的教会甚至以“散财”为招徕的手段,信教可以收到种种“救济品”,被国人目为“吃洋教的”。教会迁入我家时,这种现象已成过去,教会逐渐成为信众的共同负担。 
时势造英雄,那时有几位全国知名的牧师鼓动了信徒捐献的风气。宋尚节牧师绰号“送钱包”,他到哪个教会讲道,哪个教会的财务困难立刻解除。还有一位赵世光牧师,绰号“赵开荒”,也能化无为有。 
乡村教会的开支很少。房舍有了,最大的问题已经解决,日常费用不过是晚间聚会的灯油,星期天聚会的茶水,每周一次例行的乐捐足够。后来有了驻会的传道员,教会要付薪水给他,这笔钱全靠捐款,母亲每年三季都派人扛着口袋往教会里送粮食。 
虽然有了全职的传道员,各地布道人员的交流并未中断。翟牧师、侯牧师,他们仍然常来主持礼拜,晚间把礼拜堂里的长凳子拼并起来当床铺,草草一宵。他们不要酬劳,但是这一日两餐必得由教友轮流供应。
那年头,人对人轻易不肯留饭,为了把客人在饭前赶走,民间故事里不知有多少笑话。何况还有农忙、冬天太冷、住处太远等等困难。我家和教堂只隔一个院子,母亲总是说:“由我做饭送来吧。”地利人和理当如此,大家都没有异议。

但是还有问题。 
那几年,我是说家乡成为“沦陷区”的那段日子,常常有人背着简单的行囊,手持一本《圣经》走进教会,自称布道人。他是谁,大家不认识;高姓大名,从没听见过;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没法子查证。根据《圣经》,耶稣生前设计过这种模式,云游布道,不带盘缠,没有多余的行李,望门投止,由信主的人随地接待,接待这等人等于是接待了耶稣。 
这等人何以应运而生,想来有些奇怪。依宗长老的主张,一律不予接待。有一天晚上,这样一个人进入教堂,要求投宿,宗长老表示只能请他喝一杯茶。那人立刻在地上跺脚,然后退出。这也于经有据,耶稣说过,如果有人不肯接待你,你赶快离开他,连脚上的尘土也给他留下。这时我母亲也在座,两人望着那为夜色吞没的背影,半天不发一语。 
母亲本来主张接待这等人。那时人口流动又快又远,不比战前,教会也还没有发证件、写介绍信之类的办法,想知道一个人是不是教友,的确困难。但是,母亲说,就算有人混吃蒙喝,他既然奉主的名,也就给他。若是有人短了饭钱,教会也算周济了他。 
终于,母亲说服了宗长老。 这件事间接改变了我的生命。 
一九四二年春天,我们接待了一个人。我至今不能透露他的名字,甚至不能描述他的容貌。由于现实的原因,我必须继续为他守密。 
我只能说,他穿着长袍,拿着《圣经》,是那种个子不高的山东人。他大概三十多岁,脸上风霜之色并未完全掩盖了读书人的气质。 
他和我父亲谈得来,不觉多住了两天。他到附近的支会讲道,又回到兰陵。这期间,他对我的家庭了解不少。 
那时,日人推行怀柔政策,命令每一区公所保送两个学生进临沂五中,所有费用由区公所拨款。区长跟“大老师”璞公商量之后,提了我和管文奎的名。 
五中是山东的名校之一,若在平时,我们未必考得进,即使录取,家里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所以,这是一个好机会。不过?—— 现在家乡沦陷,五中是所谓伪校,这怎生是好? 
区长说,你可以指校长是伪校长,不可以指学生是伪学生,“正如我这个区长是伪的,那八区的老百姓一点也不伪!” 
他又说:“学生不伪,知识不伪,咱山东教的几何代数跟重庆教的一模一样!” 
父亲想来想去,最后决定:“我进城去亲眼看看再说。”他老人家披星戴月地去了,又风尘仆仆地回来,他对五中的事一字未提,从此不提,就这样不了了之。 
这些,那云游客看在眼里。他在辞别的时候握着父亲的手说了一些悄悄话。 他的话是这样开头的:“有一件事,我只能让你知道,不能让令郎知道,他的口风不紧。” 
他走后,父亲还是把他的话告诉了我,父亲说:“我要你知道别人对你的看法。” 
那云游客,他从安徽阜阳来。阜阳有一座中学,管吃管穿,专门收容沦陷区的青年。校长是山东人,叫李仙洲,一员名将。云游客主张我赶快到那里去读书。 云游客说,到了阜阳,提一下他的名字,入学没有问题。可是,令郎……“我跟那边的关系绝对不要泄露出去。” 
云游客匆匆上路,他给的资料太少,还有些问题找不到答案。这时五姨来了,她告诉我们,二表姐已经在阜阳进了高中。 
那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学校?据五姨介绍,那是按照教育部中学课程标准办的学校,加上军事训练。男生女生一律穿军服,佩手枪,上午上课,下午打靶,晚上演戏,将来是个文武全才。高中毕业以后,你想升学由政府保送,你想就业由政府分发,到那时候,当然是抗战胜利了,日本鬼子打跑了,你站在山头上看吧,东西南北全是出路。 
当然,重要的是,这个学校是不收费的,我们明白五姨也没有钱。 
简直十全十美!简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是,怎会有这样的学校?怎么会? 
父亲说,就算打个折扣,只有七成,也该教孩子到那里去。 母亲说,就算打个对折,只有五成,我也主张孩子快点动身。 我呢,我是信任二姐的,她去的地方一定值得去,应该去。 
五姨问我:你想不想去? 我说不出话来,我早已醉在浪漫的想象里,如果一觉醒来好梦可以成真,我连这一觉也嫌太长了。 
我是一九四二年暑假期间到后方去“流学”的,花了两个月的工夫准备。 所谓准备,在我不过是和早已在后方的二姐通信,在母亲则是给我缝几件衣服,一床棉被。身在沦陷区,做这等事未免心惊胆怕,表面上竭力掩饰,不敢真正准备什么。 
可是,外人恐怕已看出我们神色有异,也许发现我们的生活秩序大乱,因而有了揣测,而那揣测又接近事实。我家的房子大部分租给一位本家开点心铺子,连客厅也和他共用,如果他坐在客厅里,看见父亲和母亲一同进来,必定连忙起身躲避,意思是不妨碍你们的机密。 
亲友的反应使人不安。我们尽其在我,一直紧紧地瞒着,尤其是妹妹和弟弟,始终没得到半句消息,他们年纪太小,可能成为某种“导体”。我连啃教科书都怕人看见,有疑难也闷在肚子里,幸而入学并不举行甄试,否则一定名落孙山。 
父亲设计了离家的方式:黎明,城门刚刚打开,趁着行人稀少。空着手上路,不惹人注意,行李另外补送。第一站峄县南关教会,由杨成新牧师安排,找同路做伴的人。 
半夜,妹妹、弟弟睡熟了,父母把我叫进客厅。“你再想一想,后方的生活很苦,也许还有危险,你怕不怕?” 
“不怕!”我很坚决。 
父亲转向母亲。“你再想一想,他这一走,不知何年何月再见,抗战胜利遥遥无期,就算胜利了,他也未必能马上回家。这些话,我早先都对你说过。” 
母亲点头。 
“我再说一遍:他走了,将来如果你生了病,想他念他,见不着他,那时候,你可不要怨我哟!” 
这时母亲泪流满面,但是说出来的话清楚明白:“我不想他。” 
父亲像完成了重要的程序,长吁一口气,放松了表情。他抽了一支烟,捻熄烟蒂,对我作了如下的叮嘱: 
“这些年,青年没有出路,人都快憋死了。你是长子,家有长子,国有大臣,你有出路,才可以把担子挑起来。咱们这个家是不行了,你别再依赖这个家,你的妹妹弟弟还小,他们以后有些日子还得靠你。你出去奋斗,咱们不求富贵,单求你有一技之长,能拉他们一把。要是你有文凭,他们白丁,你也亏心。他们不如你,你要多为他们想,前头的要给后头的修桥补路。仗总有打完的一天,以后年头儿不知变成什么样子,人心人情万古千秋不变。皇天不负苦心人,好心自有好报。 ”
然后,父亲要母亲交代我几句话。母亲这才擦干眼泪,教我在外面勤读《新约》。她老人家还重复了平时的一些教训,《新约》里未必会有: 
“行万里路,读万遍经。笨鸭早飞,笨牛勤耕。让小的敬老的,拿次的留好的。宁欺官,不欺贤,宁欺贤不欺天。人多的地方不去,没人的地方不留。赞美成功的人,安慰失败的人。犯病的东西不吃,犯法的事情不做。不要穿金戴银,只要好好做人。墙倒众人推,我不推;枪打出头鸟,我不打。种瓜得瓜瓜儿大,种豆得豆豆儿多。 ”
千叮万嘱,看着我喝了稀饭,逼着我吃了包子,母亲为我作了祷告。 父亲说:“你走吧,不要回头看。” 
我一口气奔了五里路才回头,已经看不见兰陵。 
回想起来,离家这一幕还是草率了。这等事,该有仪式,例如手持放大镜,匍匐在地,一寸一寸看。
文章来源: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之一《昨天的云》
- END -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