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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这几天网上又开始流行所谓60万亿地方城投债的问题,主基调当然是灰暗的,无解的,甚至是悲观的。
从情绪上来说,沉重的地方债务危机论调其实不利于我们凝聚共识、共克时艰,但从客观上来说,中国的地方债又确实是一个大雷,问题迟早要有人面对。
本文是希望在剖析问题的同时,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在承认问题和困难的同时,建立希望和信心。因为在这个时代,信心是比黄金还要宝贵的东西。

在1990年之前全国并没有进行“改革开放”,当时的“改革”仅限于沿海一些城市或特区。在此之前,中国经济并非是对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而是非常内循环。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在90年代之前,哪怕是一个非常小的小县城,也往往拥有自己的化工厂、药厂、肉联厂、肥皂厂、砖厂、饲料厂、水泥厂、甚至糖厂或冰糕厂。

当时的中国没有数字上蒸蒸日上好看的GDP增速,但贵在稳定,各地方政府几乎没有什么负债,基础产业链非常完善,属于“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状态。说不不好听的话,以当时的那种产业结构,哪怕突然打仗了,各地民生和工业也完全不怕,因为基础产业链武装到县一级,各地方各基层完全可以实现小范围的“内循环”运作,对外依存度极低。而这些曾经武装到县城的基层全产业链,大多数是我国80年代之前的布局。增速慢,但很稳妥。

然而随着90年代一声令下,除大规模的央企和事关国计民生的大型核心国企之外,各基层各县城的这些小全产业链国营厂子被直接破除和拍卖,一时间全国失业潮汹涌而至,之前几十年建立起来的基层内循环体系内打破,失去了这些基础产业支撑的地方政府财政直接被挂了空档,加上受苏俄解体的余波影响,可以说90年代有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对未来的看法都是非常不乐观的。

不过后来网络经济家们很喜欢津津乐道的一件事就是,破除各基层基础产业链似乎是正确的。因为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起来了,城市建设日新月异,老百姓收入节节攀升,甚至一度达到家家户户有小轿车的地步。这些发展是没有错的,是有目共睹的,但问题是这些和自我毁损各基层基础产业链有必然联系吗?

答案其实是没有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一刀切式地干掉了各地各基层的内循环基础产业链只不过是一份“投名状罢了,它所带来的唯一效果就是,使得当时的西方更放心让制造业转移到中国,因为看起来这种“自废武功”式的做法,使得中国的产业链战略纵深极度缩短,对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货币和经济循环更为依赖。这种依赖主要就体现在债务问题上!
对各基层政府而言,自身的内循环小全产业链被破坏之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财政问题。对很多小县城而言失去了这些大大小小的厂子,就等于失去了自身造血能力。比如当时四川、河南等人口大省,由于身处内陆没有对接海外贸易的地理优势,因此经济发展变得非常困难,地方财政更是近乎赤贫,大量人口失业之后,只能背井离乡地涌向沿海城市去那些出口外贸加工厂里出卖自身劳动力为生。

也就是说,实际上从1990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改变了原有的结构,自我裁剪了原有的产业链纵深,对原有的内循环基础产业链进行了爆破式的强拆,整个经济结构完全倒向以出口贸易型为主导的经济。也就是,以向西方消费市场出售劳动力和基础工业制成品赚取外汇,再利用出口贸易赚到的外汇在全球采购原材料,进行下一轮生产制造,如此反复循环。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得到了近乎免费的廉价制成品,很好地控制了自身国内CPI,而中国经济则得到了比过去快得多的GDP增长速度,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好。只是生命中没有免费的东西,别人赠送的礼物,其实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对中国的整体经济而言,猛增的出口贸易和大量的外汇收入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央行根据外汇储备同步发行等额人民币,使得国内经济也快速发展了起来。但这里还是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除了沿海出口制造业之外,大量内地和中部的城市没有任何新的财政收入来源。像四川、河南等人口大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省内银行最大的资金来源是外地打工仔们往家里汇的钱。

这种情况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直到住房商品化改革。简单地说就是,将原有国有和集体所有的土地进行产权剥离,维系土地的国有或集体所有性质,但将土地的使用权单独剥离出来拍卖给私人房地产开发商,私人房地产开发商买下土地再开发成商品房卖给老百姓,从而实现盈利。如此一来,各基层地方政府就有了新的财政收入来源:卖地!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土地财政。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各省打工仔们积累了一些财富,他们开始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进城,能够享受城市里更好的教育资源,自己也不再愿意回到农村,因此千方百计也要在城市里落户,而当时在城市里落户的唯一方式就是买房。

在这种强烈的“刚需”推动下,全国房价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暴涨,老百姓自1990年以后出售自身劳动力赚取的辛苦钱又都花了出去,带动了房地产、装修、地方财政收入的快速提升。因为土地财政这碗饭好吃,简单,利高,来钱短平快,加上各基层很多市县早已没有了可以支撑自身内循环的基础产业链,因此很多基层地方市县都将土地财政视作唯一的摇钱树,想方设法推动其发展。在各地商品房实际早已经饱和和远远超过其应有价值的基础上,成立“城投公司”以地方政府信用背书,大举向地方银行贷款参与房地产经济,滚出越来越大的债务雪球。泡沫,就这样产生了。
到了2016年实际“土地财政”已经难以为续,刚需早已饱和,人们不可能无限买房,城市人口也不可能永远增长。所以当时央行就已经意识到如果再这样滚雪球下去,这个雷迟早要把所有人都炸飞,一旦房地产硬着陆,大水冲向市场,那么一个鸡蛋涨到50块钱都再正常不过。因此才有了当年“三道红线”和“房住不炒”的硬性指标出台,为的就是要遏制愈演愈烈的地方“土地财政”。
然而对财政问题迫在眉睫的地方政府来说,什么软硬着陆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雷不能在自己手里爆。因此本该2016年刺破的房地产泡沫,又被地方政府用“棚改”来延缓和放大了。所以到了今天,各地土地财政依赖症不仅仍未解决,反而依赖性越来越大了,债务越滚越多了。
从此世界上多了两颗巨雷:美国股市和中国楼市。
那么,如果我们抛开网络经济学家的乱喷,沉下心来认真梳理和回望中国楼市以及地方城投债务的问题就会发现,我们的债务危机核心本质其实并不是楼市本身造成的,而是产业链结构分配不合理造成的。

1:我们过度依托西方全球化的出口贸易型经济,导致只有沿海地区能获得除土地财政之外的产业和制造业税收,而大量内地和中西部城市、各基层县市则很难从中分到一杯羹。

2:我们30年前过快过猛地拆除了各地尤其是中西部各市县基层的基础产业链,导致各地各基层陷入必然的财政长期缺口危机,这个缺口一日不能填补,地方财政就必然继续依赖“土地财政”。无论你用什么政策,都无法真正刺破这个泡沫。
实际上,我们在80年代之前全国建立起来的基层基础产业链是非常宝贵的战略资源,它原本能够成为我们面对世界经济危机波动时期的托底和内循环基础,然而很可惜的是,这些耗费了两代人青春建立起来的全国基层基础产业链被一刀切掉了。我们投入世界经济和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心情过于迫切,以至于我们从未想过要给自己的未来留一条后路。今天看来,90年代初期被我们当成包袱砍掉了各基层基础产业链其实是非常可惜的,这些产业链如果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保留,那么今天我们的地方财政债务问题就不会这么严重,我们今天的内循环也能有更好更稳妥的托底。

然而当这些产业链毛细血管被彻底剪除了以后,我们今天要想在世界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刻充分依托和重启内循环避险机制恐怕就有些勉强和吃力了。2023年是世界经济危机加剧的一年,世界正在面临二战以来最大的经济衰退。我们作为一个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却深受西方自由经济学派的影响,以为债务可以拉动GDP、以为全球经济供需会一直循环发展下去,然而马克思早已预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危机一定会到来。”

很遗憾,马克思是对的。

从目前看,世界经济已经不是走出疫疾就能恢复的问题了,人类面临的困难比很多人预想的要大得多。美国债务危机的无解,必然引发整个西方需求市场的疲软和塌方。而当西方主导的整个全球经济循环面临这种无解的萎缩崩坏时,作为当初将自身经济全面接入西方主导全球化的中国经济,又怎能安然过关呢?就好像当世界经济这条航母逐渐走向沉没时,已经变成这条航母发动机的中国制造,注定很难脱身的。
或许我们的希望在于重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或许我们的希望在于依托新农村建设暂时托底未来失业人口,或许我们的希望在于和俄罗斯的远东联合开发以及和东南亚、中亚、中东地区建立起来的小圈子经济,但以上这些没有一件事是容易的。每一件,都很难。
在平局看来,我们现在的宣传主基调应该是呼吁团结、共克时艰、正视困难、建立信心、众志成城。对中国人而言,怕的从来都不是困难,而是没有目标和方向。作为一个自古以来都敢于移山填海补天治疫的民族,我们也从未在任何困难面前低头,只要指明前进的方向和未来的蓝图,那么再大的困难也无法击倒我们。

2023让我们凝聚共识,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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