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2022年，新当选的意大利总理焦尔吉娅·梅洛尼组建起新一届政府。尽管外界普遍认为梅洛尼在竞选中彰显“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但也有不少反对者指出兄弟党坚持“反移民、反少数群体”的理念。事实上，这届政府的许多言论与政策传递出“优绩主义”的理念：包括计划取消社会福利项目“公民收入”；要求民众建立更“端正”的工作态度；以更严苛的纪律来塑造学生性格等。然而，要解决意大利眼下的经济困难，需要政府创造高薪工作、有益于社会就业岗位的政策，而政府强调的“自给自足”的优绩主义理念恐怕难以为贫困群体提供实际的帮助。本文原载于《The Nation》，作者David Broder。中译略有删减。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进入原文网页。
当地时间2022年10月25日，意大利罗马，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意大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安东尼奥·塔亚尼、意大利副总理兼基础设施部长马泰奥·萨尔维尼出席议会会议。
文｜
David Broder

2022年10月下旬，新上任的意大利总理焦尔吉娅·梅洛尼（Giorgia Meloni）组建了新一届政府，并为国内的关键部门起了更符合意识形态的名字。梅洛尼任命极端保守的反堕胎主义者天主教徒尤金妮亚·玛丽亚·罗切拉（Eugenia Maria Roccella）为“公平机遇和家庭部”部长；并将该部门改名为“家庭、出生率和公平机遇部”，表明了政府提高意大利新生儿数量的决心。此外，梅洛尼将“意大利经济发展部”更名为“意大利国内商业和制造部”（Minister of Businesses and Made in Italy），强调政府将努力保证国内生产。
然而，最近几周，更重要的冲突发生在意大利教育部门内；此前该部门被更名为“教育与优绩部”（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Merit）。意大利教育部长朱塞佩·瓦尔迪塔拉（Giuseppe Valditara）发表了一系列争议性言论，瓦尔迪塔拉表示意大利的学校一直在学生中传播“觉醒”（wokeness）文化，却未能让学生为就业市场的竞争做好准备。瓦尔迪塔拉主张用“严厉的爱”来挑选人才，鼓励孩子们理解努力工作的价值，并计划通过严格的纪律管理来“塑造（学生的）性格”。


这场意大利的文化战争不仅关乎学生，更是一场为了让工人更顺从雇主要求的战争。事实上，政府迄今为止的关键举措之一，就是大幅削减意大利失业群体所享受的福利。此前的执政党：五星运动党（Five Star Movement）在2019年推出了所谓的“公民收入”（Citizens’ Income）项目，该项目每月为受领人提供780欧元（约合835美元）；目前有100多万户家庭领取了这笔补贴。在当时的反对党中，梅洛尼的意大利兄弟党（Fratelli d 'Italia）一直反对这种“施舍”；目前该党计划取消该福利。在2022年末通过的预算方案中，政府针对申请公民收入增加了一系列附加条件，据悉该福利将于2024年被全面取消。


这场政治斗争的核心是意大利的低就业率问题，但按照某种说法，这背后存在所谓的文化原因。意大利的官方失业率（7.8%）并没有明显高于欧洲的平均水平，但年轻人的失业率却远高于欧洲平均。此外，一个更重要的指标显示：在适龄工作的意大利人中，仅有60%的人有工作，这是欧盟成员国中最低的水平。但这些群体也包括承担着照顾家庭责任的妇女，生病的工人，以及那些从未进入过正式劳动力市场的人。梅洛尼声称，在政府中，“左派”允许穷人靠福利过活。她宣称，“救济品让你躺在沙发上，而工作可以把你带到任何地方。”


尽管政府呼吁人们“要有进取心和实干精神”，但梅洛尼并没有提供积极创造就业的计划。相反，她重申 “国家不能通过法令消除贫困”、“是企业创造了就业机会”；但没有工作的员工们也有责任接受摆在他们面前的选项。梅洛尼坚持认为，没有工作的人“不应该等待他们梦想中的工作”，还让纳税人“承担费用”。2023年，初步改革后公民收入项目将要求受领人接受 “合适”的工作机会——其判断标准是这份工作是否在受领人的通勤范围（traveling distance）内，而不是这份工作是否适合受领人。意大利劳工部副部长克劳迪奥·杜里根（Claudio Durigon）称：“毕业生也应该接受去做服务员的工作，而不是挑三拣四。”


所有这一切都引发了人们的疑问：意大利极右翼政府所谓的“民粹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梅洛尼和她的盟友经常被称为“福利沙文主义者”（welfare chauvinists），这种右翼政治形式致力于为公民，特别是核心家庭提供社会保护，但拒绝让移民和少数民族获得权利。一些新提出的政策已经指向福利政策的重构：例如，一项提议表示，应该允许有多个孩子的妇女提前退休。然而，除了这种歧视之外，意大利兄弟党及其盟友重拾了某种更为古老的右翼议程：他们将贫穷的问题归咎到穷人身上。


失业问题

在梅洛尼的诸多言论中，有一个说法是正确的：工作确实可以将意大利人带去任何地方。大量的意大利人离开本国劳动力市场，到国外寻找工作。在毕业生群体中，更存在着令人担忧的情况：在欧盟国家中，意大利拥有学位的年轻人数量排名倒数第二，仅领先于罗马尼亚；在毕业生就业率方面，意大利则排名倒数第一。教育部长瓦尔迪塔拉提出的一个解决方案，是鼓励更多学生专注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STEM）学科。但事实上，关于“挑剔的”人文学科毕业生无法凭借学位获取工作的刻板印象，掩盖了低迷且日益恶化的意大利劳动力市场。市场上缺少具有吸引力的工作机会。
当地时间2022年12月29日，意大利罗马，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主持召开年底新闻发布会。
目前，约40%的意大利工人时薪低于10欧元（11美元）。经合组织2022年的一份报告发现，自1990年以来，意大利工人的平均工资下降了2.9%，而法国和德国的工人却享受着约30%的加薪。意大利也是少数没有设置最低工资标准的发达国家，并且国内各个政党都反对引入最低工资标准。在二战后，意大利就业条件的核心，是整个行业进行集体谈判，其中包括帮助员工根据通货膨胀调整收入的 “伸缩条款”（escalator）。然而，随着伸缩条款在20世纪80年代被取消，加上工会成员人数的下降，顽固的工会也开始考虑设置合法最低工资，并希望将其与集体谈判相结合。
这种糟糕状况的源头与公共政策息息相关：例如过去三十年来，意大利的公共投资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尽管意大利仍是欧洲第二大制造业大国，但该国的工作场所规模小，生产率低，面临着欧元区强国德国带来的成本压力。近年来，意大利越来越多地转向低工资、就业不稳定的行业：2022年12月，意大利旅游部长丹妮拉·桑坦切（Daniela Santanchè）宣布，她的政策将“让旅游业真正成为意大利的头号产业”。另一方面，梅洛尼政府吹捧的创造就业措施，主要集中在为雇佣更多员工的雇主提供减税，而非对教育或基础设施进行投资。


意大利右翼的文化战争依赖于一种“自给自足”的理念（甚至明显带有里根式的灵感），这种意识形态试图通过颂扬优绩（merits）来加强意大利人的工作干劲。新自由主义的中间派人士，例如前总理马泰奥·伦齐（Matteo Renzi）和他的经济部长卡罗·卡伦达（Carlo Calenda），也赞同优绩主义（meritocracy）的理念，却完全不考虑社会学家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赋予它的贬义内涵，后者曾表示：优绩至上固然强调公平竞争，但它也会助长胜利者的狂妄和失败者的屈辱。优绩至上的社会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它必定会带来不和谐。


此外，这届意大利政府中，存在大量缺乏相关专业知识的人士在专业岗位任职的情况。尽管把工作交给意识形态上的盟友并不新鲜，但去年11月，右翼记者亚历山德罗·朱利（Alessandro Giuli）被任命为现代艺术博物馆MAXXI的馆长的消息，还是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引发争议的主要原因，是朱利曾是新法西斯组织“零点”（Meridiano Zero）的成员。


文化战争

社会各界普遍将梅洛尼的政党称作“社会右翼”（social right），这个称呼让人想起成立于1946年的新法西斯主义政党意大利社会运动（MSI），但也暗示兄弟党比其他保守势力“更接近穷人”。尽管历史上的某些意大利社会运动领导人曾试图与左翼竞争，提出所谓的“反资产阶级”的经济理念，但兄弟党目前的跨阶级呼吁并未提及这些理念。


兄弟党设置的低税收、低投资模式不仅充斥着个人进步式的竞争观念，而且政府明确表示将向年轻人灌输纪律：例如通过给年轻人提供40天军事训练的教育学分来强调纪律。政府口中围绕“优绩”（merit）和整顿“工作态度”（attitude toward work）的语言，既是兄弟党文化战争的一部分，也是一场围绕移民和少数群体权利的斗争。一方是“正常、勤劳的意大利人”，另一方是各种特殊利益集团，政府同时表示“这些群体在榨取已经不堪重负的纳税人”。


梅洛尼抱怨说，兄弟党在“意识形态”的对手阻挠了政府的议程；对手阻碍了想要“进步”（get on）的意大利人。2022年12月，一名27岁的男子在推特上以公民收入排行为由，对梅洛尼和她6岁的女儿发出死亡威胁。虽然这名男子的推特账户只有五个粉丝，但意大利兄弟党的网页转发了这些仇恨信息的截图，这名男子被捕的新闻随即成为头版头条。右翼记者亚历山德罗·萨卢斯特（Alessandro Sallusti）声称，男子的威胁上带有五星运动的领导人朱塞佩·孔特（Giuseppe Conte）的“指纹”。据悉，五星运动一直在争取保留公民收入的福利项目。
当地时间2022年9月4日，意大利坎帕尼亚阿维利诺，在意大利2022年9月25日政治选举的竞选活动会议上，“五星运动”党党首朱塞佩·孔特对媒体讲话。
孔特领导的上一届政府在2019年推出了公民收入项目。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者指责孔特“用金钱换取选票”，更强调公民收入为孔特在长期不发达的南部地区争取到了支持。此外，批判者更是对少数欺诈案件大加指责。然而，更清醒的解读显示，类似的失业救济计划在整个欧洲都非常普遍。作为获取公民收入的条件，具备工作能力的人必须积极寻找工作或接受培训；多数受助人需要从两份提供给他们的工作中挑选一份。事实上，几乎五分之一的受益人都有工作，但他们的工资实在太低，以至于需要申请补助。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新冠疫情封锁期间，该计划的受领率提升了一倍，而在经济活动恢复后，受领人数则迅速下降。意大利当下最需要的是能创造高薪工作、有益于社会就业岗位的政策，但这样的政策在意大利历史上也极其罕见。另一方面，仅仅迫使意大利人更努力地去竞争就业市场中的不稳定工作无法解决眼前的问题。
这场围绕着“优绩”、“热爱工作”和指责福利受领人“玩弄体制”的文化战争，更多建立在一种直觉情绪之上，它不是重振意大利经济命运的理性计划。但即使带有煽动民情的色彩，这些计划本身的目的也是迎合特定的群体：包括被重新标榜为民众“提供工作”的小企业，以及那些“已经足够努力工作，现在已经退休的选民”。极右翼喜欢嘲笑自由派左翼并不了解意大利工人阶级，这在2022年秋天的选举中再次得到了印证。然而，极右翼提出的计划却对重塑社会团结毫无帮助。相反，梅洛尼对政府津贴制发动了全面的文化战争，并将问题归咎于贫穷的意大利人的悲惨命运。
（翻译：龚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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