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郑渝川   来源：学术那些事儿
西汉王朝建立后，统治者与民休息，大幅度减轻田租，从秦代的十税一降到十五税一，文景之治时更是降至三十税一。这当然是不折不扣的仁政。当世的很多学者也将此作为政府善治的表现。
但仁政未必是善政。上海财经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法学博士刘守刚在其所著的《何以帝国：从财政视角再看中华史》一书中指出，减税确实有益于的那个纳税人，但对国家却未必是好事，西汉王朝的减税行动最终导致了王朝倾覆。
为什么这么说？税收不能被简单地定义为单纯的掠夺。帝国这一国家类型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创造，制度安排是将土地所有权交给君主，以君主个人对自己和家族传承的积极性来推动国家治理的目的。这种情况下，帝国征收税收，并不是攫取全天下的利益。
减税导致的田税不足，就使得国用紧张，帝国供给安全防护、水利设施、灾害赈济等公共品的能力下降。到了汉武帝时期，帝国已经从被动防御战略转向主动出击，田税不足的情况下，就征收算赋、口赋（人头税），到了王莽篡汉时期，人民实际担负的税率达到了50%。
两汉期间，豪强地主是王朝统治的根基所在。豪强地主拥有很多田地，只缴纳三十税一的田租。而农民如果转为为豪强地主打工，就可以很大程度上规避算赋、口赋。随着豪强地主的土地兼并加剧，瞒报的田地、人口数量也不断增长，这意味着国家财富其实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了豪强地主手中，而朝廷能够支配的资源非常少，再增加其他类型的税赋，就会推动更多农民要么逃亡成为流民，要么成为豪强农庄里的农奴。
《何以帝国：从财政视角再看中华史》书中谈到，西汉王朝也曾迎来过自救的机会。武帝和宣帝时期的财政大臣桑弘羊就强调财政政策应当积极为之，主张将盐铁资源的开发运营国有化，这也引发了著名的盐铁辩论。
桑弘羊认为有必要多渠道筹集财政收入，再大规模财政支出，其设想就是兴旺商业，增加税收，并开发国有矿产，借此获益
。

而站在他对立面的儒家精英则认为，财政政策应当消极为之，强调重农政策是国家根本，认为发展商业会削弱农业地主，而盐铁国家化注定低效，且与民争利。反对意见虽然无助于解决大汉帝国面临的实际财政困难，却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因而，桑弘羊以及后来的王安石等改革家，在相当程度上不免陷入妖魔化评价的境地。
《何以帝国：从财政视角再看中华史》指出，桑弘羊的改革受制于当时的工商业的技术条件，也确实存在国有商业机构运作效率低下的问题，从而很快就被权贵主导的私商取代，国家财政岌岌可危。到了西汉末年以及东汉的中后期，豪强不仅主导着国家的主要经济资源（田地、矿产、城市商业和手工业），而且还发展为武装集团，还不断篡夺公共权力。这也正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所称的，一个国家的精英会很自然地设计制度，让自己垄断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特权，竭力降低经济和政治中的竞争性，由此造成阶级的凝固和国家活力的窒息。汉代豪强最终发展为集官僚、地主、商人、教育为一体的世家，构成南北朝时期的门阀阶层，导致秦汉大一统国家治理最终走向了彻底崩溃。
由此可以解释汉朝为何会在依旧保持强盛军事实力的情况下，也走向了解体。而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在南方和北方都主导权柄，兼营商业和接待，荫蔽大量人口，继续构成对国家的威胁。所以这种情况下，南方和北方的王朝君主都必须致力于打破世家大族的垄断，来重新确立君权对于公共权力的垄断地位。
《何以帝国：从财政视角再看中华史》书中指出，之所以南北方分裂最终以隋朝统一告终，北方胜过了南方，就是因为北方君主在与世家大族的财富战争中赢得了主动，一是长期战争打击了世家大族对于土地的垄断，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武力强悍，还在不断侵蚀世家大族的军事力量，这为北魏推行均田令重新分配土地，重构国家对土地的产权和对土地上人口的统治权创造了条件。而在南方，士族力量压倒了君权，虽然东晋以后的几个王朝也具有寒门色彩，设法限制士族力量，但效果有限。
二是均平财政负担。北方的政权如北魏通过改革田租征收制度，让士族、富户承担更多份额，限制普通民众缴纳份额，相当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而在南方，按照田亩征收田租的改革遭到了士族的强烈反对和抵制，国家仍然只能以丁口来收取田租，又没有办法向士族荫蔽的隐藏人口收税，所以削弱了国家行动能力。
三是君主与士族争夺人口。北方借助均田制用荒地吸引劳动力摆脱士族的荫蔽，成为国家掌握的编户，还建立三长制来检查遗漏户口、督催缴纳租赋，经常性开展户口检查。在南方，虽然也进行了相应努力，但成效不如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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