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40多年前对罗诉韦德堕胎权案（Roe v. Wade）时，加拿大人估计本国将成为大多数美国妇女寻求堕胎的避风港，或者至少可以为相当部分希望堕胎的美国妇女的服务首选地。而实际上，就目前而言，加拿大的堕胎系统正在努力满足本国妇女的需要，更别说为美国人提供服务了。
堕胎者须到大城市接受手术
加拿大人堕胎专家们将这些归咎於城乡差距：在本国边远地区，很少有堕胎手术提供，甚至根本不存在。结果是，堕胎者必须求助於国内医疗旅遊，以相当大的成本旅行几百公里，到大城市接受堕胎手术。
但更多的人认为，城乡差距只是一个方面，堕胎服务稀少还有其他原因。魁北克堕胎提供者和活动家Geneviève Bois 博士说：人们将加拿大的堕胎问题视为农村与城市问题，这种二分法，认为到城市环境中就可以得到解决的概念——是不正确的。
为了验證这一论点，环球新闻（Global News）使用大多伦多地区（GTA）作为衡量标準。GTA 是加拿大人口最多的地区，是安省大部分独立手术流产中心的所在地。
■  一名接受采访的堕胎诊所经理。
长达几个月的调查发现，提供堕胎手术是一个存在风险的系统，面对财政压力，有些诊所每天都在为继续营业而奋鬥，而本国对於堕胎的需求颇大，有六分之一的加拿大女性表示曾经进行过流产手术。
渥太华大学法学教授达芙妮吉尔伯特（Daphne Gilbert）说，当我们谈论堕胎时，就意味著该系统受到威胁。
在安省八家提供流产手术的独立诊所中，省府仅全额资助其中的一半，租金、工资和设备费用都由省府负担，另外4家没有资金支持的机构必须依靠安省医疗保健计划（OHIP）涵盖的每项程序报销，并不足以维持业务，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流行期间。一些没有资金支持的中心表示，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向公众筹款，其中一间机构甚至在去年发起了一项慈善筹款活动。
该诊所的拥有者称，试图从政府处获得资金支持并不容易，所以向公众筹募资金似乎是一种更加容易获得资金来帮助患者的方法。
接受省府资助的手术诊所大多集中在多伦多地区，有一个在渥太华，没有资金支持的诊所也集中在多伦多地区。消息人士称，省府对这些诊所在财政待遇上的分裂，源於1990年代初期至中期，当时安省为所有的堕胎中心提供资金支持，但是後来全面削减了医疗保健的支出，後来创办的私人独立堕胎中心从未收到过政府的资助。
非政府资助的诊所工作人员表示，诊所的营运预算已经达到极限，所以尽可能接收多些患者，而且当天就能提供服务，以保持现金流，保持诊所能够继续运营，部分较小规模的诊所甚至会超额预约，即使患者事先预约，也要等待几个小时才能得到服务。
环球新闻采访的一间没有资助的机构表示，由於经费有限，每星期只有数天可以提供服务，打电话来预约的病人不得不等到下一个有空档的日子，或者尝试其他地方，在某些极端情况下，等待意味著根本无法堕胎。
■ 堕胎诊所Choice in Health的等候区
然後是棘手的费用问题：谁来支付手术费用？
理论上这些服务应该完全有OHIP涵盖，但是没有得到政府资助的诊所可能会向病人收取费用，许多人无论如何都无法负担。
OHIP为堕胎护理提供保险，但是诊所必须收取不在保险範围内的服务，包括配药和为患者开通24小时热线电话，如果不收取费用，部分诊所可能会关门。其中一家诊所的经理先後两次向省府寻求经济支持，但他说省府从未给过明确答复。
「 尤其是在多伦多这种大城市，开设诊所的成本巨大，如果得不到资金支持，诊所很难继续营运」。「如果诊所关门，很难想象患者可以去哪里。」
堕胎诊所面临压力巨大
加拿大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加拿大人支持在需要时进行堕胎，不过加国有暴力袭击堕胎提供者的历史，包括：前多伦多Morgentaler 诊所於 1992 年被人纵火烧毁；两年後，温哥华妇科医生 Garson Romalis 博士在自己家的窗前遭到枪击， 他也在 2000 年被刺伤。
二十年後，许多现任员工表示他们在工作中感到不安全，儘管安省自 2018 年以来已经制定了旨在保护堕胎提供者免受潜在威胁的立法。所以接受采访的诊所员工大都不愿意提供真实姓名。
文前提到的诊所，其中一名患者的伴侣今年曾大电话到诊所，威胁她的主治医生。
该机构一名临床医生说，过去一年多，她非常害怕，以至於在上下班途中穿著防弹背心。员工们说，他们的工作特别需要安全性。不过那些没有得到政府财政支持的诊所难以负担被保安费用，而有资助的诊所就可能有能力支付，文前采访的那家诊所就安装了价值3000元的安全摄像头和锁定系统。
专家表示，耻辱感的问题可能会阻止一些医院提供堕胎服务，所以为一些独立的堕胎诊所提供了市场。加拿大健康信息研究所 (CIHI) 表示，2020 年安省近四分之叁的堕胎报告来自非医院环境，包括私人诊所。该研究所表示，实际统计数据可能更高，因为一些堕胎未包括在其报告中。
安省的堕胎中心提供药物流产、手术流产或两者兼而有之。但专家表示，提供手术护理的诊所起著特别重要的作用：大多数堕胎医生建议为想要终止妊娠 10週以上的人进行这种手术。
安省是加拿大为数不多的为怀孕 24 週或超过 24 週的孕妇提供堕胎服务的地方之一。「手术流产无可替代」，一名业内人士说。「这是确保程序正确完成的最有效和最简单的方法。」
多伦多地区的堕胎诊所面临著保持开放的巨大压力。GTA的人口占全省人口的近一半，预计未来25年将增加300万人。调查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像大多伦多地区这样大的地方不能保證可靠的堕胎护理，那在哪里呢？
■ 多伦多一名堕胎诊所的工作人员戴著一条用珠子拼写“堕胎”的项鍊
如何建立两级堕胎诊所系统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堕胎倡导者卡罗琳·伊根 (Carolyn Egan)就与加拿大堕胎权利运动的已故领导人亨利·摩根塔勒 (Henry Morgentaler) 博士一起发起运动，以帮助推翻加拿大 1969 年的联邦堕胎法。他们的目标是允许在两种情况下进行堕胎的裁决：如果医生委员会决定继续怀孕可能危及人的健康或生命，并且必须在医院进行。
1988 年，当最高法院以违宪为由否决该立法时，伊根与摩根塔勒博士一起出庭。这使堕胎护理合法化。「你赢得了一场胜利，但这并不是所有人的胜利」，她说。「我认为毫无疑问，现在的堕胎服务比那时更好。没有法律对其进行监管这一事实非常重要。但这是否意味著每个人都拥有他们需要的堕胎权利？不一定。」她说，她一直在努力让加拿大的每个人都能获得这项服务，现在堕胎护理备受关注，「现在是做出改变的时候了。」
1988 年加拿大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後不久，安省立法者吉尔伯特夏普说，他在吃披萨时在餐巾纸上塗鸦，後来成为一项名为《独立卫生设施法》或 IHFA 的法律的支柱。 
夏普在 1980 年至 2000 年间担任安省卫生部的法律服务主任，他说他写这篇文章是因为私人堕胎诊所向患者收取费用以帮助支付中心的管理费用。他说他想制定立法，要求省府为这些费用提供资金。「IHFA 是一项堕胎法案」，现在在多伦多大学教授法律和医学的夏普说，「这个想法当然是女性不付钱。」
该法案於 1990 年宣布後，当时的省长李博（Bob Rae）领导的新民主党政府推出了 IHFA。根据这项立法，安省全额资助当时存在的五个独立手术流产诊所：四个在多伦多，另一个在渥太华。
自从安省开始资助私人堕胎诊所，又有4家开门营业，都在大多伦多地区，但是当哈里斯带领的保守党於1995年上台执政，对医疗保健进行了全面削减，包括限制新的IHF许可證。伊根认为，这项措施是蓄意的、属於意识形态的决定，旨在遏制堕胎护理的资金。
安省的独立堕胎中心现在只有一半根据IHFA获得省府的间接拨款，1990年代之前获得许可的诊所除外，有诊所因为主治医生生病就被迫关闭。当被问及为什麽只有部分堕胎诊所获得资助时，安省卫生厅媒体关係官员没有直接回应。
资助和未资助诊所有何差异
在向媒体提供患者数量的4间诊所中，有3间报告了相似的数据：每星期平均进行55至64宗堕胎手术。一家没有获得资金资助的诊所说，每星期提供大约125宗堕胎手术，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盈利，诊所老闆说，由於需求增加，提供堕胎服务也会增加。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主治医生说，你必须像狗一样工作。
该诊所的老闆说，他的诊所每年管理费用为97万8千元，新冠疫情导致各种材料费用大增，公司的利润也在下降。另一方面，工作人员表示，省府对於受资助的堕胎中心，设定了患者目标，并根据这些数据提供资金。
IHF旗下的Choice in Health Clinic 表示，其营运预算为160万元，每年为2千多名受OHIP涵盖的患者提供堕胎服务。当受补贴的堕胎中心未能达到预期的客户数量时，省府可能会追回部分资助金，诊所不必完全关闭。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多伦多 Cabbagetown 妇女诊所的消息人士称：叁年前该诊所在製定患者目标时遇到了困难。然後是新冠疫情封锁和隔离要求，使得堕胎人数减少了，现在每天堕胎手术的人只有正常水平的70%。去年秋天，省府以患者人数不足为理由，扣起了拨给Cabbagetown诊所的部分资金。
消息人士称，考虑到其数量变得如此之少，这感觉是合适的，并且这不会影响服务或人员配置。消息人士称，该中心在 2022 年 1 月开始接收大量患者後，安省就停止了扣留资金。
Lee在安省一家受资助的堕胎诊所工作，他说，如果诊所没有政府的资助，根本就不能生存。
大多伦多地区堕胎诊所分佈图（红色为政府资助，黑色未获资助）
堕胎费用「落在了公众身上」
在没有政府资助的堕胎诊所，他们只能向省府收取保险服务的费用，对於政府不支付的费用，必须向患者收取，以帮助管理费用，所以他们向患者收取大约60元的自费费用。不过，他们给患者提供的是可以自己选择服务，患者如果无力支付，可以不用这些服务。「无论患者选择付费还是不付费，我们都提供同等水平的护理。」而那些得到省府资助的诊所，所有的费用全免。
加拿大全国堕胎联合会执行主任吉尔多克托罗夫（Jill Doctoroff）说，诊所不应该收取任何费用，这不是诊所额问题，是系统没有为他们提供足够的资金来提供所需的护理。
另一家诊所的拥有者凯利也向患者收取省府保险未涵盖的服务费用，作为一家收支接近平衡的诊所，他们说如果不收费就会向去年一样负债纍纍。不过，他们认为诊所应该对患者免费，所以他们去年成立了一个慈善机构来帮助筹集资金，支付日 常费用。他们希望筹集到足够的款项，以停止向患者收取费用。
事实證明，达到这个目标很困难，到目前为止，他们只筹集了大约4千元，而要完全免除额外的费用，他们需要每年筹集数十万元。
Action Canada for Sexual Health and Rights 的健康促进主任 Frédérique Chabot 说，由於安省忽视了为这些诊所提供适当的资助，为堕胎治疗提供资金的负担只能落在公众的身上。
■多伦多提供堕胎服务的Cabbagetown妇女诊所
绕一圈都不够
许多堕胎倡导者和诊所工作人员现在正推动省府为所有独立诊所提供资金上的帮助。不过，这个需求出现之际，正临安省医疗保健系统处於崩溃，省卫生厅表示卫生系统经费非常紧张，许多医院都在努力应对新冠疫情、流感和呼吸道疾病RSV病例的上升，同时在医护人员配备水平极低的情况下运作。
最近洩露的一份报告显示，安省内医院的等候时间正在恶化，大多数儿科中心将缩减计划中的手术，以保护重症监护病房的病人。多伦多达拉拉纳公共卫生学院的健康危机领导力专家阿比·斯里哈兰 (Abi Sriharan) 说，每个人都说需要资金，但是谁的声音最大？
斯里哈兰补充说，儿科问题现在必须成为安省医院的首要任务，也就是说，堕胎问题是个大问题，涉及到女性的健康。
吉尔伯特说，堕胎护理成为「目前医疗保健系统内所有问题的牺牲品——更糟糕的是，它可能会受到污名化和危险」。
如果诊所因为资金不足而被迫关闭，业界人士称，这麽多病人能够去哪里呢？只有4间政府资助的堕胎诊所，怎麽能忙得过来？
无论是否获得政府资助，所有的诊所都表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人们提供安全、可靠的空间，来接受有争议的医疗服务。伊根说，这是服务提供者的承诺，儘管他们在经济上捉襟见肘，但他们仍然这麽做。其中一间诊所的主治医生泪流满面的谈起他的病人，「我做这件事不是为了钱，我是一个老派的医生，我爱他们，他们需要我。」
诊所老闆说他不确定该主治医生可以继续工作多久，一旦该医生退休，他担心要找到一名同样热情的替代者将很困难，因为许多外科医生都退休了，如果找不到替代者，他的诊所将不得不永久关闭。
「除非能获得政府资助，否则这个行业的未来非常黯淡。」
■这幅拼贴画包括堕胎权利活动家卡罗琳·伊根 (Carolyn Egan) 过去和现在的照片。 左图显示了 1988 年 1 月 28 日最高法院将堕胎合法化的那天晚上，伊根站在多伦多旧 Morgentaler 诊所的台阶上，向一群支持者介绍 Henry Morgentaler 医生。 右边的照片是 Egan 在 2022 年 9 月 12 日接受环球新闻采访後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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