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强弱在于力
千秋胜负在于理

丁戊奇荒与

所谓「收拾人心之计」

©文/言九林编辑：瑞秋的春天

☄  按：甫一抵达开封，便被地方政府勒令离开，开封城内的士绅与学子们还遍贴大字报，上面写有“宁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之类的口号。
1876-1878年，清帝国北方遭遇了一场罕见旱灾。
灾区覆盖山西、直隶、河南、陕西、山东五省。灾民估计达一亿六千万至二亿左右，死于饥荒与疫病者超过了一千万人，自重灾区外逃求生的灾民超过了两千万人。
因灾情最严重的1877年与1878年分别是旧历丁丑年与戊寅年，故这场惨剧在历史上被称做“丁戊奇荒”。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深入灾区，用日记如实记录下了这场饥荒的惨况。这里仅摘引其中两段：
  1. 1878年2月1日，李提摩太身在山西太原以南450里的某地，他写道：“半天内就看见了六具尸体，其中四具是女尸。……还碰上两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手持拐杖蹒跚而行，看起来就像九十多岁的老翁。另一个年轻人背着他的母亲——她已经没力气走路了，看见我盯着他们，年轻人便向我求助，这是我离开太原后首次有人向我乞讨。”
  2. 1878年2月2日，李提摩太身在太原以南530里，他在日记中写道：“在下一个城市是我所见过的最恐怖的一幕。清早，我到了城门。门的一边是一堆男裸尸，像屠宰场的猪一样被摞在一起。门的另一边同样是一堆尸体，全是女尸。她们的衣服被扒走换吃的去了。有马车把尸体运到两个大坑旁，人们把男尸扔到一个坑里，把女尸扔到另一个坑里。”
饥荒与疫病严重至此，早已远远超出了清廷的救济能力。好在清廷此时已与世界有颇多密切接触，灾情的消息通过在华传教士和欧美政商界人士，很快传至世界各地，各种援助也随之而来。
如“巫来由国王”（巫来由即马来西亚）捐银一千元；英国驻香港总督捐银五千元；香港及南洋等地华侨捐银三万余两；新加坡与小吕宋等处华商捐银三万余元；英国驻天津领事统计称欧美各国人士集资捐银五万余两；日本商民以竹添进一为代表捐出大米4540余石、小麦1700余石、大钱1000串；……
然而，面对这些援助，河南学政瞿鸿禨却在1878年春给清廷呈递了一道《请防外患以固根本疏》。内中说，洋人如此这般慷慨出资救济清帝国的灾民，看似善举，实则居心叵测，是想要与大清争夺民心，是想要趁机窥探大清的虚实：
其居心则险不可测。彼盖知近畿等省，灾苦甚深，民多愁困，乘间而为收拾人心之计，且得窥我虚实，肆其诛求以逞志于我也。
按瞿鸿禨的意见，清廷应该设法拒绝洋人的捐助；有些洋人携带着银两和物资已前往河南、山西等地灾区，应命令地方政府密切关注其行踪并设法制止其赈灾行为。
清廷接到瞿鸿禨的奏疏后非常重视，随即下达上谕，给总理衙门和地方督抚，要他们密切注意洋人的赈灾行动。
上谕提到，日本使臣森有礼曾前往总理衙门，说“日本人有捐助赈粮者”，被总理衙门王大臣委婉拒绝，“以山西转运艰难力为劝阻”。上谕还对洋人的捐助做了定性：“外国捐助名为善举，实则流弊滋多”，要山西巡抚曾国荃、河南巡抚涂宗瀛密切追踪李提摩太这些试图赈灾的洋人，“悉心酌度，婉为开导，设法劝阻”。上谕背后的决策逻辑是：
  1. 相比救济更多的灾民，朝廷更忧虑洋人借赈灾“怀柔远人”，而这本是清帝国才有资格做的事情。
  2. 相比救济更多的灾民，朝廷更忧虑洋人借赈灾改变其在清帝国民众当中的形象。
在清帝国的官方宣传话语里，洋人是邪恶的，洋务自强运动的终极目的是要洗雪“庚申之变”（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城）的巨大耻辱。即便与欧美各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清廷中枢隐秘的政治立场仍视各国为仇敌。
于是，当试图在山西开展赈灾活动的李提摩太前往山西巡抚衙门求见曾国荃时，他不但没有受到礼遇，还被当成了不稳定因素：
“他（曾国荃）的一个秘书——我必须先见他——告诉我说，巡抚因为我的出现非常生气。……他认为我的到来只是为了收买人心，使民众对政府离心离德。”
不过，因为山西的灾情实在太惨太重，曾国荃最终没有遵从朝廷旨意将李提摩太拒之门外。在给总理衙门的汇报中，曾国荃赞扬李提摩太，说他带着银子来到山西后，与地方官府非常合作，先在阳曲徐沟等地赈灾，“诸称平顺”，没闹出任何事端；后来又前往灾情尤其严重的山西南部，在平阳府等地放银赈灾，事情也都办得很妥帖。
曾国荃对李提摩太赈灾行为的“宽容”，也没有引发民心集体倒向洋人。虽然平阳府的灾民问李提摩太要了相片，要将他供奉在庙宇里，平阳府官绅学子集资镌刻的《平阳记灾碑文》里，也如实记载了李提摩太“前后共放过实银五万”，但在山西绅民眼里，之所以会有李提摩太这些洋人前来赈灾，主因还是“圣朝德泽涵濡之深且久而能感召若是”——过滤掉其中的颂圣成分，其实不过是在说政府开明则得道多助。
与山西的情况类似，日本商民捐赠的粮食，也因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开明，最终发放到了饥民手中。略为遗憾的是，这批粮食本拟送往灾情最严重的山西，但总理衙门既然已拿出路途遥远为由婉拒，李鸿章也不好与总理衙门对着干，只能就近在天津一带搭建粥棚，将这些粮食用于赈济直隶地区的灾民，各粥厂共计收纳流民七万余人。
李鸿章似乎一点都不觉得接受洋人的救助是在踏入洋人的“收拾人心之计”，他不但全盘收下了日本商民的粮食，还写了奏折，请求朝廷对这些提供援助的洋人予以褒奖，以酬谢他们的美意——对“巫来由国王”，李鸿章建议回赠一块“乐善好施”的匾额；对英国伦敦商民的捐赠，李鸿章建议由驻英公使郭嵩焘前往致谢，并由总理衙门王大臣致函英国驻华公使表达感激之意。
遗憾的是，在灾情同样深重的河南，因为缺少李鸿章、曾国荃这类开明官僚，而是瞿鸿禨之流得势，外部世界的援助遭到了极为彻底的排斥。
传教士花国香 (G.W.Clarke)与马亨利 (Hernry M.Taylor）甫一抵达开封，便被地方政府勒令离开，开封城内的士绅与学子们还遍贴大字报，上面写有“宁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之类的口号。
河南士绅们的这种“气节”，直接导致河南灾民在“丁戊奇荒”期间，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来自外部世界的援助。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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