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强弱在于力
千秋胜负在于理

嘉当自由的钟声敲响

我们的心中不只是喜悦

还充满了痛苦的羞耻

©文/莱维编辑：瑞秋的春天

☄ 那些绞架与巨大的圣诞树仍然在操场两边伫立着，遥遥相对。我最后一次看到了通往奴役的大门。大门上仍然镌刻着那三个（如今毫无意义的）可笑的大字：“Arbeit Macht Frei”（德语：劳动使你自由）。
普里莫•莱维 ( Primo Levi，1919—1987） 意大利犹太人，作家，化学家，奥斯维辛174517号囚犯。1919年，莱维生于意大利都灵；1943年，他因参与反法西斯运动被捕，后被遣送至集中营。战争结束后，他回到故乡都灵生活。在此后的人生中，他从事工业化学这一行当30年，同时作为一位作家，写作了“奥斯维辛三部曲”（《这是不是个人》《休战》《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以及其他建基于其化学家身份和大屠杀幸存者经历的小说、散文和诗歌作品。1987年4月11日，莱维从他出生的房子坠落身亡。《巴黎评论》对莱维的诗歌如是评价：“他的诗歌击败了西奥多·阿多诺的宣言——‘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波斯语课》剧照
编者按：1945年1月27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尾声里，苏联红军解放了奥斯维辛集中营。
当自由的钟声庄严而沉闷地敲响时，蔓延在奥斯维辛幸存者心里的情绪除了喜悦，还有着无法抹除的“痛苦的羞耻”——奥斯维辛的暴行竟然存在，这样的罪行竟然无法挽回地发生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中；而作为这桩罪行最直接的目睹者，他们追求正义的意愿被证明是如此软弱或徒劳。这种羞耻感伴随着大屠杀幸存者们重返光明、重建秩序的过程，也将永存于他们的灵魂深处。
[意]普里莫·莱维 著 杨晨光 译 
三辉图书/中信出版集团
《休战》一书里，莱维记录了集中营劫后余生者们长达10个月的返乡之旅。他们乘坐颠簸前行的火车，辗转过战后满目疮痍的道路与城镇、一处又一处的难民营，见证了饱受摧残的欧洲土地上的众生相。莱维将这段时光称为“休战期”，它像一次无边无际的沉重生活中的间歇，无论是对外部世界，还是对幸存者的内心而言；但与此同时，莱维对一路所见的残破的兵营、夷平的村庄、焚毁的列车、街角的坟墓的叙写，无不在提醒着我们：战争和奥斯维辛犯下的罪行并没有就此成为过去，它们的本性就像一场蔓延开来的瘟疫，存在于复仇的渴望、道德的妥协、信仰的背弃、人生的厌倦、权利的抛弃上，无法为人类的正义洗涤干净。这让莱维意识到一种向奥斯维辛之外的人们去讲述暴行的必要性。
而若真正进入到了莱维笔下的世界，我们面对的不仅是奥斯维辛的罪行，还有打着各种诱人旗号的人性之恶、战争之恶、制度之恶。他的每一份书写都在反复警告我们，应当对此抱有警惕之心。
1945年1月初，迫于苏联红军的巨大压力，德军匆忙疏散西里西亚（Silesian）矿区。在其他地区，类似的情况下，德军会毫不犹豫地纵火或使用武器，摧毁集中营，屠杀其中的囚犯。但在奥斯维辛地区，他们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德军高层（似乎是希特勒本人）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回收每个还能干活儿的苦力。因此，所有健康的囚犯都被疏散，在极为可怕的条件下，前往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和毛特豪森（Mauthausen）。而病人则被扔下听天由命。凭着证据，人们可以合理地推断，德军原本并不想在集中营里留下一个活口。但夜间猛烈的空袭和苏联红军的迅速推进迫使他们改变了主意，扔下未完成的任务而逃之夭夭。
在布纳-莫诺维茨（Buna-Monowitz）集中营的病区里，留下了800名囚犯，其中大约500人在苏军到来前死于疾病、寒冷和饥饿。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即使得到了苏军的救助，仍有200人陆续死亡。
1945年1月27日，中午时分，我们第一次见到了红军巡逻队。我和查尔斯最先看到他们—我们正把索莫奇的尸体搬往乱葬坑。他是我们死去的第一位室友。我们把担架倾覆在肮脏的积雪中，因为乱葬坑里早已堆满了死人，而附近再没有其他墓坑。查尔斯摘下他的贝雷帽，作为对活人和死人的致敬。
《集中营里的摄影师》剧照
四名马背上的年轻士兵，沿着作为营区边界标志的道路而来。他们小心翼翼地端着冲锋枪，驻足于铁丝网边，向里张望，相互偶尔说上几句话，把陌生而尴尬的目光投向杂乱的尸体、破败的营房和我们这几个还活着的人。
在灰色的雪地与天空之间，在预示着消融的潮湿烈风之中，岿然高踞于骏马之上的士兵，在我们眼中，显得极为具体而真实。
可以说，我们就像流星，在充满死亡的虚无中游荡了十天，终于触到它那坚实的中央，一颗凝聚的核心。四个人，全副武装，却并非我们的敌人—四名和平的信使。厚厚的皮帽下面露出他们粗糙而孩子气的脸。
他们不向我们打招呼，也不微笑。似乎不仅是同情，还有难以言表的局促，压抑着他们的心灵，封闭着他们的双唇，让他们的眼睛久久不能离开这殡葬般的场景。这是我们所熟知的羞耻——每次筛选之后，每次我们被迫目睹或屈服于某种暴行之后，这份羞耻就会吞没我们。德国人并不了解这种羞耻，只有正义之人见证了他人的罪行时才体会得到。它是一种罪恶感——这样的罪行竟然存在，这样的罪行竟然无法挽回地发生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中；而目睹了这桩罪行的人们，他们追求正义的意愿被证明是如此软弱或徒劳，他们面对这罪行却束手无策。
所以，即使当自由的钟声庄严而沉闷地敲响时，我们的心中也不只是喜悦，还充满了痛苦的羞耻。这痛苦如此深切，竟使我们妄想洗去记忆与意识中的污秽。这痛苦如此强烈，因为我们感到这罪行原本永不该发生。但现在，哪怕最美好的善良、最纯洁的心灵也无法抹掉我们的过去。这伤疤、这暴行，将永存于我们的灵魂深处，永存于目睹暴行之人的记忆里，永存于暴行发生的地方，永存于我们对这暴行的控诉中。这是我们这一代人以及犹太民族的可怕特权，因为没有人比我们更了解这罪行，了解它的本性就像一场蔓延的瘟疫，无法治愈。以为人类的正义能够荡涤这罪行是愚蠢的。它是永不枯竭的罪恶之泉；它摧毁躯体，也摧毁躯体中的灵魂——它扼杀人们的良知，让人们变得卑鄙无耻；它是报应在压迫者头上的耻辱；它是滋生于幸存者之中的仇恨；它有千张面孔，或为复仇的渴望，或为道德的妥协，或为对信仰的背弃，或为对人生的厌倦，或为对权利的抛弃，麇集于众人之间，而全然不顾人类追求正义的意愿。
奥斯维辛受难者的眼镜
在那昏昏沉沉的岁月，在我们获得解放的喜悦之余，大多数人感到，这痛苦与羞耻不过是致命的疲劳的一次意料之外的打击。因此，很少有人去欢迎我们的拯救者，很少有人去感谢上帝。当一些人开始拆除铁丝网的时候，我和查尔斯仍然站在堆满一层层苍白尸体的墓坑边。随后，我们拖着空担架，回去向我们的狱友报告这个消息。
那天没发生任何其他事。这倒不让我们惊讶，我们早就习惯了这种日子。在我们的牢房里，老泰尔马上占据了死去的索莫奇的床铺，这让我的两个法国狱友厌恶不已。
据我所知，泰尔，是一个“红三角”，一名德国政治犯，这集中营里的“老资格”。所以，他理所当然成了集中营里的一名贵族。他不用干活儿（至少在最后一年里），可以收到从家里寄来的食物和衣服。出于这些原因，在病房中很少能够看见德国“政治犯”。不过，他们在病房里倒享有各种特权：最重要的是不用参加筛选。解放时，泰尔是病房中唯一的政治犯，逃走的党卫军任命他为第20区的头子。在这个区里，除了我们这个住满高传染性疾病病人的病房，还有肺结核和痢疾病房。
作为一名德国人，他极其认真地看待这个靠不住的任命。在党卫军离开和红军到达之间的10天里，在每个人都经受着饥饿、寒冷和疾病的最后折磨时，泰尔却勤勉地视察他的新封地，检查地板和碗的状况，检查毯子的数量（每人一张，不管死人还是活人）。有一次检查我们病房时，他甚至表扬了亚瑟所保持的秩序和卫生。亚瑟听不懂德语，更听不懂泰尔的撒克逊方言，回敬他说“vieux dégoutant”（法语：老混蛋）和“putain de boche”（法语：他妈的德国人）。尽管如此，从那天起，泰尔开始公然滥用他的职权，每天傍晚都到我们的病房里舒舒服服地使用房间里的马桶。这是整个营区唯一靠近火炉并定期清洁的马桶。
直到解放前，老泰尔一直是一个异类，也因此成为一个敌人。而且，他是一个掌握权力的人，所以是一个危险的敌人。对于像我这样的人，也就是集中营里大多数人来说，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其他区别—在集中营度过的这漫长的一年中，我既没有好奇心，也没有机会去了解集中营复杂的等级体系。各种权力组成的阴暗大厦完全凌驾于我们头上，而我们的目光则被迫朝向大地。然而，泰尔，这位在党内外上百次斗争中变得坚强、在10年残酷而麻木的集中营生涯中变得僵化的老战士，却陪伴我度过了解放后的第一个夜晚。
整整一天，我们都忙着谈论这件事，这不仅因为我们觉得它代表着我们人生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也因为大概在潜意识中，我们不得不找些事做，避免闲下来，因为面对自由，我们感到自己茫然、空虚、退化，不能胜任自己的角色。
入夜，病友们都睡着了。查尔斯和亚瑟也坠入了单纯的梦乡，因为他们来到集中营才一个月，还没有沾染它的毒素。而我自己，尽管筋疲力尽，却正因为疲劳和疾病而无法入睡。我四肢酸痛，血管在脑袋里剧烈地搏动着。我感到自己发着高烧。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正是这个时刻，各种威胁似乎都消散了，恢复人生的希望不再疯狂。然而，仿佛决堤似的，全新却更剧烈的痛苦压倒了我。之前，其他更紧迫的痛苦——被投入集中营的痛苦、远离家园的痛苦、失去朋友的痛苦、失去青春的痛苦以及身边死者枕藉的痛苦——掩盖了这全新的痛苦，将它排挤到我的意识边缘。
在布纳集中营度过的这一年中，我目睹了五分之四的伙伴消失，但我从未直面过具体的死亡。此时此刻，死亡那肮脏的气息离我只一步之遥，它在窗户外面，在旁边的床铺上，在我的血管里。因此，我处于一种病态的半清醒状态，心中满是阴郁的念头。
但很快我意识到还有人醒着。熟睡的人们那沉重的呼吸声，不时被淹没在一阵阵粗哑而不规律的喘息声、咳嗽声、呻吟声和压抑的叹息声中。泰尔在哭泣，流淌着一个老人那执拗而不知羞耻的眼泪，就像老人的裸体一样让人难以忍受。他也许看到我在黑暗中翻来覆去；而且，直到那一天，他和我虽出于不同的原因，却同样寻求的孤独，一定也让他此刻备受煎熬，因为在午夜时分，他问我：“你还醒着吗？”他没等我回答，就吃力地走到我的床边，也没请求我的允许，便坐在了我的身边。
相互理解并不容易，不仅因为语言上的障碍，也因为在那长夜中压负着我们的思绪是沉重、惊人而可怖的，但最重要的是，这思绪让我们困惑。我告诉他，我在思念家乡，而他在停止哭泣后，嘟囔着：“10年，10年了。”在10年的沉默之后，他以低哑、可笑却庄严的声音唱起了《国际歌》。这歌声让我感到五味杂陈，既茫然，又感动。
《劫后余生》电影截图
第二天清晨为我们带来了第一丝解放的迹象：来了大约20个波兰人，男男女女，显然是俄国人派来的。他们开始毫不情愿地四处劳作，试图为营房里恢复一些秩序和卫生，清运尸体。大约在中午，一个吓坏的孩子牵着一头母牛的缰绳走来。他让我们明白这头牛是给我们的，俄国人让他送过来，然后他扔下这头牲口，像闪电一样逃走了。我还没弄清怎么回事，这头可怜的牲口就在几分钟内被宰杀了，大卸八块。每个幸存者栖身的角落都分到了一些牛肉。
在接下来的几天中，我们看到了更多波兰姑娘在营区走来走去，因为恶心和同情而面色苍白：她们给病人洗澡，并竭尽所能地照料他们的病痛。她们还在营区中央生起巨大的篝火，用的是从破败营房上拆下的木板。她们在这火上用能够找到的各种锅碗瓢盆煮汤。终于，在第三天，我们看到扬克尔，一名“Häftling”（德语：囚犯），快活地驾着马车驶进了营区：他是一名年轻的俄罗斯犹太人，也许是幸存者中唯一的俄国人，这样的身份让他自然成为幸存者与苏军指挥部之间的翻译与联络官。在他鞭子的脆响中，他宣布苏军命令他把所有幸存者送到奥斯维辛的主营区。那里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检疫所。他负责每天运送一小队病人，大约三四十人，从病情最危重的幸存者开始。
同时，我们多天来所担心的消融已经开始。随着冰雪渐渐融化，营区开始变成一个肮脏的泥坑。尸体和垃圾让潮湿、混浊的空气难以呼吸。死亡也没有停止它的脚步—许多病人死在了他们冰冷的床上。泥泞的路边随处能见到他们的尸体，似乎是突然倒毙。那些最贪心的幸存者，盲目地服从我们长年饥饿所导致的强烈食欲，用苏军配给的肉食撑死了自己。那时苏军仍在激烈战斗。他们把配给的食物毫无规律地送往集中营：有时很少，有时没有，有时却疯了般地丰富。
但我只能用一种断断续续、模模糊糊的方式来了解我身边发生的事情。疲劳与疾病，就像凶残而胆怯的猛兽，等着我放松戒备的时刻，从背后对我突然袭击。高烧让我变得麻木，处于半清醒状态。查尔斯像兄弟一样照顾着我，而干渴和各个关节的剧痛让我深受折磨。没有医生，也没有药。我的喉咙痛，半边脸肿了起来；皮肤变得又红又硬，像被炙烤一样疼。也许我同时患上了多种疾病。等轮到我爬上扬克尔的大车时，我已经没法站起来了。
查尔斯和亚瑟扶着我上了大车。车上载满了像我一样奄奄一息的幸存者。阴郁、低沉的天空飘着细雨。随着扬克尔的马迈着缓慢的步伐拉着我走向遥远的自由，我最后一次看那一排排营房。正是在这营房里，我遭受过痛苦，也变得成熟。我最后一次看到了点名的操场。那些绞架与巨大的圣诞树仍然在操场两边伫立着，遥遥相对。我最后一次看到了通往奴役的大门。大门上仍然镌刻着那三个（如今毫无意义的）可笑的大字：“Arbeit Macht Frei”（德语：劳动使你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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