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强弱在于力
千秋胜负在于理

嘉靖大礼议事件后

士大夫们为何越来越不要“碧莲”?

©文/谢承汇 编辑:瑞秋的春天


☄ 于是全天下人纷纷“勇于为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也是大礼议事件最重要的恶果。
提起中国传统社会帝制时期的皇帝们,甭管他们如何拥有权力,也不管他们是所谓明君还是昏君,有一点,他们表现出来的非常孝顺。
这也能理解,毕竟皇帝合法性来自他父母,而且这么做可以教育百姓,要像孝顺父母一样孝顺皇帝。所谓“以孝治天下”,就是这意思。不过如果皇帝对亲生父母太过孝顺,可能也会引发别的问题。尤其是在皇权交替出现特殊情况的时候。比如说明朝嘉靖时期的大礼议事件。
◇ 朱祐杬(1476年7月22日-1519年7月13日),明睿宗,男,汉族,明代宗室、藩王,明宪宗朱见深第四子、明孝宗朱祐樘异母弟、明武宗朱厚照之叔、明世宗朱厚熜之父
关于大礼议事件,就是嘉靖帝想给自己亲生父母上尊号,把他们也封为皇帝皇后。这在重视法统的中国传统社会是很难被人接受的。当年正德皇帝暴毙,没孩子。按照明朝礼制,要从正德的父亲,也就是明孝宗的弟弟们找接班人。于是找到了孝宗的四弟朱佑杬,也就是兴献王。不过他那会儿也死了,所以叫兴献王,本来是兴王,谥号献。于是找到他的长子,继承皇位。
这样既满足兄终弟及,也满足父死子继。兴献王的长子叫朱厚熜,也就是后来的嘉靖帝。
年仅15岁的嘉靖帝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惊人的政治天赋,刚到北京城郊,听说自己要先认孝宗为父亲,继太子位,再继皇位。不干了,当时表示自己要回家当兴王。大臣们不得不妥协。后来嘉靖又几次提出要给自己的父母上皇帝皇后的尊号,跟大臣之间反复拉锯三年。
最终在左顺门事件之后,把大臣们打服了,给自己的父母亲上尊号:皇考献皇帝,圣母皇太后。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在此之前,嘉靖父母的尊号是“皇兴献大王”“皇兴献王妃”,而且大臣们坚持认为,嘉靖要认孝宗为父亲,至于亲生父母,在他们那要自称“侄皇帝”。为什么说是打服了呢,真是打服了。这里就不得不提左顺门事件。
◇ 左顺门
◇ 杨廷和画像
嘉靖三年,嘉靖帝决定给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献王上皇考的尊号,两百多大臣在内阁首辅大臣杨廷和的带领下集体到左顺门,也就是今天的协和门,正对着东华门,文华殿边上,两百多大臣到那跪着哭,求嘉靖别这么干。杨廷和一直以来坚定反对嘉靖过分封自己父母的官员,甚至从嘉靖刚到北京城郊,就跟嘉靖一直做对,直到现在。
结果嘉靖大怒,现场逮捕134人,其他人轰回家。之后又有180多位大臣被廷杖,19人被打死。这不是打服了是什么。这就是所谓大礼议事件。讲到这里,估计有人该说了,你怎么把别人讲过的故事又讲一遍。其实这不是我要讲得重点。
我先解释一下,在我的历史观里,到嘉靖三年,大礼议事件不算完,只是告一段落,事情发展到这里只是狭义上的大礼议事件。广义上,大礼议事件要到嘉靖17年才算收场。这其中后14年的事儿待后文再说,先讲狭义的大礼议事件,我觉得很重要,又不太被人提及的几个细节。
 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的生母,慈孝献皇后蒋氏(1477-1538年),北京大兴县人,锦衣卫中兵马指挥蒋敩之女
首先是嘉靖登基后的第三天,他下旨接自己的母亲蒋氏夫人来北京享福。二十多天后,蒋氏夫人坐船来到北京城。这二十多天里,嘉靖第一次让大臣们商讨,自己亲生父母的称号问题。大臣们说称他们为皇叔父兴献大王,这个尊号已经给嘉靖帝面子了,毕竟按照法统来说,嘉靖继承的是孝宗的皇位,给他爸的名字前加了个皇,后头有给了个大王,已经是破天荒了。
可是,嘉靖坚决认为不行,就不等于让我不认亲生父母吗。正撒泼呢,蒋氏夫人来了。蒋氏夫人虽然是王妃,但毕竟不在深宫之中,礼数上没那么规矩。听说大臣们不让自己儿子认自己,立刻表示老娘也撒泼打滚,让你们看看老娘是怎样的泼妇。
嘉靖在宫里听说母亲用实际行动支持自己,滚打得更厉害了,浑身是土,嚷嚷着要退位。中国传统社会的皇帝,都是终身制,从来没人说过要辞职。一听皇上要辞职,大臣们慌了,不得不妥协,给兴献王上了个尊号:兴献帝,蒋氏夫人也被尊称兴献后。
 张璁(1475年12月27日-1539年2月24日),明世宗赐名“孚敬” ,字茂恭。浙江温州府永嘉县(今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人,三度位居首辅,官至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病逝后获赠为太师,谥文忠。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情节发生在同一时期。朝中有个叫张璁的大臣,上书嘉靖说,皇帝一定要孝顺,什么叫孝顺,就是要尊重双亲,而最大的尊重,就是以天下养恩,怎么能以天下养恩?就是一定要奉他们为先皇帝和太后。这个张璁是个老进士,考了20多年,刚刚考中。
之所以给嘉靖上书支持,是因为多年的仕途不顺,让他萌生一个想法:讨好皇帝,走歪门邪路尽快晋升。甭管他为什么支持嘉靖,至少这封上书,立刻在朝中掀起一阵上书风潮。不少在京的中下级官员开始上书,支持嘉靖,同时声讨那些反对嘉靖父母尊称“皇帝”的官员。
第三个情节发生在左顺门事件时。有个叫丰熙的官员,带着自己的儿子丰坊一起参加,这个丰熙是反对派的主力成员,自然被廷杖罢官。之后嘉靖16年给之前官员平反的时候,唯独没给这个丰熙平反,可见嘉靖多恨他。他儿子丰坊也被牵连,挨了打,不过很幸运,官没丢,不过了解政治的人也明白,这人的政治生涯到此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张璁等官员的上位。
这里分析一下这三个情节,可以看出一条脉络。一开始嘉靖面对大臣们的反对,用的办法是撒泼打滚,为什么?因为大臣们说的礼法,都出自儒家经典,有理有据。凭嘉靖的文化水平,没法从文字上跟大臣们向抗衡,只能用斜的歪的。后来张璁等大臣们上书后,嘉靖渐渐有了理论依据,有了这些官员的帮助。最后,力挺嘉靖帝的官员纷纷上位,顶替了那些反对派。
看了这条脉络,各位应该都有似曾相识的感受,毕竟历朝历代都有类似的情节。顺着皇帝的人高官得坐,悖逆皇帝的人死走逃亡。但嘉靖三年之后发生的事儿,却进一步表现了其他的内容。
 影视剧中的嘉靖皇帝
嘉靖七年六月,嘉靖皇帝拉了一个清单,对外称为“奸党榜”,列举了反对派的名单,历数他们的罪行,同时宣布最终处罚意见。对于杨廷和这种首恶之臣,明明已经罢官轰回家了,不行,革职为民,停发级别工资,他的孩子不准从政。其他一些大臣停职留薪,回家养老去吧。
这是个政治信号,说明嘉靖对大礼议事件耿耿于怀,没忘呢。于是乎,在张璁等人的带领下——当然背后是嘉靖的授意——各地大臣再次上书,征讨那些反对派官员。有些反对派官员也开始带头检讨,说自己当年受到杨廷和的蛊惑,蒙了心,如今想来自己禽兽不如。反省之后,觉得嘉靖皇帝给父母上尊号是多么伟大而正确,表现我大明王朝以孝治天下的决心。这么说的官员,甭管他曾经是不是反对派,嘉靖都不计前嫌,升官发财。
这一下给了大家伙儿希望了,原来只要说点儿皇上爱听的,就能获利,那还等什么,抓紧吧。于是乎称赞嘉靖的人越来越多,人多了,就难免有人开始琢磨,怎么能脱颖而出。于是乎,开始有人恬不知耻歌颂嘉靖皇帝。
◇ 袁炜(1507年~1565年),字懋中,号元峰,浙江慈溪人,官至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卒赠少师,谥号文荣
有一天,大学士袁炜写一副对联呈给嘉靖:洛水玄龟初献瑞,阴数九,阳数九,九九八十一数。数通乎道,道合元始天尊,一诚有感。岐山丹凤两呈祥,雄鸣六,雌鸣六,六六三十六声。声闻与天,天生嘉靖皇帝,万寿无疆。
嘉靖一看,这是什么人写下的绝美对联,赶紧给他升官发财。这事儿之后,全天下官员又有了个新工作,只要嘉靖说过什么,发了什么圣旨,都要逐字学习,之后把学习成果写成称颂嘉靖皇帝的文章对联诗词歌赋,上书嘉靖,希望得到封赏。最后发展到,嘉靖随口说句话,都有人赶紧写作,把它变成诗词歌赋。
比如说有一次冬天下雪,嘉靖对大臣说:我正想见见大伙儿,老天爷就下了这么场好雪,这真是天赐时玉啊。时任礼部尚书的夏言,立刻写成《天赐时玉赋》,夏言顺利进入内阁。夏言在大明王朝属于比较耿直的官员,他都如此这般,可见当时的风气成了什么样子。
◇ 夏言(1482年7月14日-1548年11月1日),字公谨,号桂洲,江西广信府贵溪县(今江西省贵溪市)人 
这还不算完,丰坊还记得么?就是他爸带着他一起搞左顺门事件的那位老兄,在嘉靖17年上书,建议让嘉靖他爸,皇考献皇帝称宗。在此之前,嘉靖父母只有谥号,表明你嘉靖自己认他俩是皇帝皇后,其他人不认。这称了宗,意味着他父母要进入太庙供后人瞻仰祭祀,大明王朝凭空多了个皇帝。别说反对派不答应,就连支持嘉靖的人也感觉有点儿臭不要脸了。
但是嘉靖同意了这个请求,还给丰坊这个本来已经政治死刑的人封了官。后来有人评价丰坊:不忠不孝,勇于为恶。这件事儿也是我认为所谓大礼议事件的最终结局。
丰坊(1492年-约1563年),字人叔,一字存礼,后更名道生,更字人翁,号南禺外史,浙江承宣布政使司宁波府鄞县人。嘉靖二年(1523)进士。除吏部主事,寻谪通州同知,免归。居吴中,贫病以死。
如果仔细分析一下这么多年嘉靖的做法,不难看出来他的心路历程。从一开始对士大夫们又恨又无能为力,到后来用理论和暴力逼士大夫们妥协,再到后来发展到逼迫士大夫大搞文字游戏吹嘘自己。
可以说嘉靖用各种办法,一步步让大明王朝的官员人等从有骨气变成毫无底线。更重要的是,从嘉靖开始,中国传统社会的皇帝们,学会了一条全新的巩固自己统治的办法——个人崇拜。在中国传统社会,个人崇拜这事儿直到嘉靖以前,都没人干过。皇帝称万岁,但没人相信他真能比王八能活。也从来没人跟在屁股后面,等皇帝说句话就作诗作赋的。唯独从嘉靖时期,这类做法开始大量涌现。
其实嘉靖逼迫大臣们妥协的办法特别高明,不在于他廷杖,不在于出台“奸党榜”,而是公开表彰阿谀奉承的官员。嘉靖之前,皇帝虽然专权,但都明白,阿谀奉承的官员,都有所图,属于小人。一般不会当真,从嘉靖开始,阿谀奉承,神话皇帝成为一种常态。
这种办法的最恶劣之处在于,卑微大臣的人格。平心而论,嘉靖朝的不少大臣比如说张璁,夏言,徐阶甚至严嵩,都属于很有能力的政治家。但在嘉靖的逼迫之下,他们都认清一条:对皇帝必须逢迎,绝不能对孔孟之道产生幻想。于是全天下人纷纷“勇于为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也是大礼议事件最重要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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