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 饼干在群里问：“还有没有醒着的大哥可以过来帮忙的？”

除了封控楼里的一位居民，无人回应。
五点半，她在群里说：“牛奶已经发到每位的楼底下，自行下去拿，长时间未拿遗失不要找我，拿到之前自己做好消杀，本群将于下午一点解散。”
这是她目前组织的唯一一次团购，但这样采买、分配、组织、且同时进行家事管理的生活，是很多女性在疫情中的日常。

我的“团长”，我的菜

几乎没有团长是“主动”成为团长的。
赵大姐本来只是想要团咖啡，结果自己参与的团购流团了，恰好在朋友圈看到了另一个套组：牛奶搭配咖啡，受众更广，她就接过来了这个群组。本来成团时还差20几份，结果有一个小婴儿的奶粉没有了，妈妈想靠牛奶应急，就把剩下的都包了，第一个团，成功了。
饼干的经历也类似，封闭到第八天，居委会仍旧没有提供任何买菜的渠道，甚至不公布小区大群，一丝不安的气息在小区里蔓延着。饼干先进行了几次开团的尝试，没成功。真正开团，是她自己真的很想喝牛奶，电商平台不发货，小区其它团购暂时没有，她全网搜索，找到了一个平台——50箱起送，就在小区吆喝了起来。
图 / 网络
成为团长，几乎就等同于成为一个优秀的项目经理——团队只有一个人的那种，一个人身兼采购、品宣、客服、物流数个岗位，收入，却是0。
饼干表示，她一分钱没赚，但也知道一些团长会提成5%-10%，“即便是这样，这个投入和产出也是不成比例的，至少，我是不想靠这个赚钱”。
选品，就远没有想象中那样简单。在自己家所在老小区开了4个团的阿珊表示：“你不能自己想吃什么就团什么，我自己是想吃牛排冰激凌的，但小区住的绝大多数都是老人，这根本不符合ta们的消费习惯，成团的概率微乎其微，如果强行开团，大概率就是时间精力也花上了，最后什么都没团到。所以我会选择受众比较广的蔬菜、水果、牛奶、面包，当然前提也是我自己爱吃，但有些相对小众的东西，就不考虑了。”
选择了合适的产品，只是成团的第一步，团长们接下来要在各种居民群里“张罗”，“你要做好产品宣传图，标注好卖点，这样才会有更多人被吸引过来”，饼干这样说。
几乎所有人都是第一次用这样的方式买东西，不信任也是常有的事：群里永远在催单，群里催完了私信催，私信催完了电话催。
“我也很无奈，”阿珊表示，“我比任何人都想更早到货，至少到货之后，就不用再这样被夺命连环call了。”
而对老人来说，这种采购方式就更加无法理解了，家住老洋房的伍斯勒就曾经试着帮周围的老人团购，但ta们根本无法理解“盲盒”这个概念，面对“部位随机”的猪肉团购，老人们纷纷提出了自己对部位的具体要求，猪肉团也就此流团。
成团之后，团长还要忙着统计信息。“最麻烦的是统计，你得熟练运用Excel工具，一个好的表格可以帮助你做一个思路清晰的团长，甚至还有其他团长分享团购表格模版。统好以后才可以收款。”饼干说。
而不擅长使用Excel的团长就更难了，林赛成为团长，本来只是为了给孩子团奶粉，后来就“赶鸭子上架”做了几期基本物资的团购，“10天不到，我写满了一本本子”。
但真正的挑战还在到货后。很多小区的物业、志愿者不能帮忙配送，运气不好，像是饼干，到货已经是半夜，根本找不到人帮忙，连小推车都找不到，只能拉着男朋友每栋楼送货，送了这一次，男朋友怨气就很大了。第二天，有人没能在楼下找到饼干送的牛奶，于是饼干就把自己团的一箱给了他，等于说忙活了半天，还损失了一箱奶。
饼干深夜送货
运气好的如赵大姐，会遇到很多愿意帮忙的团员，大家主动就帮着把东西运送到位了，但商品的到货时间无法确定，供应商不会管你是在工作还是睡觉，东西到了就要发——很多时候东西是冰冻或者冷鲜，放在室外会坏掉；有的小区有偷物资的，不及时分发，东西会消失。
售后也很麻烦。丢东西的，少东西的，对产品不满意的……有一次，有团员因为团购的猪肉是“外国肉”而强烈要求退款，团长只得自己贴钱了事。
团长们的时间、精力被团购占据了。“最忙的几天，我几乎全天候盯着微信”，赵大姐说。
面对如此高强度的劳动承担，仍然有人用性别偏见评价女性的付出
图 / 《100句话还原上海团长们的日常》

志愿工作，少不了女性身影

从某种意义上讲，大部分的团长都是志愿者：志愿组织、志愿派发、志愿搬运。而在这次疫情中，参与志愿工作的远不止“团长”。
路人甲是小区最早的一批志愿者，在小区群里喊着党员扫码进去当志愿者的时候，她就主动进了群。“我不是党员，但我觉得需要帮忙，就主动报名了。”
群里的志愿者一共有40多人，28个女性，老年人居多。最早的一个星期，小区里的所有快递和外卖都是路人甲一个人送的，她所居住的小区没有电梯，有30多栋楼。“不是说别人都拒绝送货，只是如果我不送，就是这些老人去送了，我实在是于心不忍。”路人甲说，最多的一天，她爬了大概有150层楼。
而赵大姐在组织团购的过程中发现，老人的需求很基本，然后数量又很少，往往很难成团。她和几个年轻女生，就组成了帮老人买菜的小分队：老人提需求，她们在外卖软件上疯狂抢单，抢到了再给老人送去。
图由赵大姐提供
把物资塞给老人，也很常见。十三在疫情前囤积了很多食物，再加上团购，是全上海为数不多物资充沛的人。她从走廊里听见隔壁老人唉声叹气，出门问情况，发现她们一家已经没有任何蔬菜了，十三从冰箱里找出了三四种菜，直接塞给了老人。
十三家的冰箱，满满当当
“老太太眼圈直接就红了，差点哭出来。我就在想，这是2022年的上海啊！为什么有人要遭这种罪啊！”
当然，老人在这个过程中， 也不全是被动的受助者，赵大姐的小区就有一位老奶奶，统计了自己整栋楼七八户老人的需求，帮ta们统一团购代买。“她真的很厉害。”赵大姐说。
而更多的女性活跃在小区的互助群里。安雅这些天，送出去了七八包卫生巾：“我们小区很大，理论上卫生巾的需求还是蛮高的，之前有姑娘发起团购，却只有不到20个人响应，可能是大部分人都有囤货吧，后来我就扫码进了那个群，想着能凑一单是一单，反正迟早都要用，结果还是不够。然后我就从买卫生巾的，变成了出卫生巾的。我在群里说，谁月经来了没有卫生巾就私信我，然后就有姑娘私信我了。我囤货多，一般给她们两包日用，一包夜用，有的姑娘没要那么多，而且都要给我钱，我能推就推了，实在推脱不了，也就收下了。”

从家庭到社区，被放大的无偿劳动

路人甲对小区的团购有些不满，“我们小区开始禁止团购必要物资之外的东西了， 团购从来没有通过过居委会的同意，这些团长收了钱，就不管事情了，让居民不穿防护服自己下去拿，场面一度失控”。
而做团长的赵大姐对居委会也颇有微词，“我们每个团长都去报名志愿者，但居委会完全不理，也不让我们去帮忙，但实际上我们小区人手非常不足，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甚至有企业想要给老人捐赠10袋大米，居委会居然拒绝了”。
饼干也表示：“一开始我们问不到小区的大群，疯狂@居委会也没有用，后来才知道居委会不愿意组织团购也不愿意帮忙宣传，不过，后来团猪肉的时候，居委会的人突然跳出来说‘我也要一份’。”
同样是为居民服务，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冲突是难免的，但参与其中的女性始终在想办法弥合这些冲突。
比如在路人甲所在的小区，居委会增加了对团购的审核，如果团长能确认商家的供保资质、填写资料、在每栋楼找好联络人，那就可以继续下去。
而一些团长虽然不能成为官方定义的志愿者，但她们主动承担了志愿工作：为居民提供价格合理的物资，送货，安抚、照料老人……
城市还在运行着，以一种从未有人想过的方式——城市被拆散成一个个小区，没有统一的规划和组织，只有靠每个人尽己所能地帮助ta人，靠每个人接受ta人的帮助，才能运行下去。
图 / 中国妇女报
无尽的痛苦与无助充满了这座城市，宏观上，它停摆了，一切商业活动不复从前，没有超市菜场，更没有咖啡店酒吧；但微观上，它以小区为粒度运行着。
而这背后，是因为有无数贡献自己力量的人：ta们是团长、是志愿者，或者什么都不是，只是在需要时默默地给邻居老人送去几把青菜、帮ta们下单几次团购。
有数据称，上海担任团长的，95%是女性。但在这篇文章里，我没有特意强调性别，因为团长、志愿者的工作，本就是不该分性别的。但做这些事的大多数人是女性，这不是简单的巧合，女性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家庭照护工作，这其中就包括日常采购、清洁、照顾长辈、养育儿童，成为团长和志愿者，似乎显得“顺理成章”。
疫情，让她们服务的对象从家庭扩大到了整个小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都是无偿家庭照料劳动的放大版。
无偿照料工作常常是“隐形的”，不被包含在GDP的计算中。数据显示：在全球，其经济价值占GDP的9％（总价值约为11万亿美元）
图 / 联合国妇女署
写在最后
这篇文章修改了好多次，我在纠结，是记录下来一两个所谓“典型”的故事，还是记录更多人的故事。最后，我选择了后者，所以文章看起来有些零散甚至琐碎，但这就是2022年4月，发生在上海，发生在每一天的故事。这里没有一个凭借一己之力，拯救整个城市的盖世女英雄。
所有人会自私、会愤怒、会委屈，会随时“不想干了”，会有情绪的起伏。
她们都是普通人，都是你身边的，最普通的那些人。在平日里，她们可能是老师、是全职妈妈、是HR……在这场灾难面前，正是这些普通女性，凭借自己在工作中、在家庭中积累的经验，帮助撑起了座城市。
让我们尽可能多地，记住她们。
P.S. 本文观点仅代表特约作者个人观点，图片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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