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看到一个人在朋友圈哀嚎，说有人的“小王子小情人”被困在了乌克兰。乍一看以为是跨国恋情，本觉得会很好哭；后经人提醒才恍然大悟：这人是做代孕生意的，他说的“小王子小情人”是在乌克兰被代孕的孩子。
我只能大无语。
但很快我就发现，很多报道也会用“代孕的孩子回不来”这样的故事，企图唤起人们对乌克兰人的共情，让读者对战争，尤其是战争对普通人生活的破坏，有一个更具象的、更感同身受的认识。
据澳媒报道，一对澳大利亚夫妇称，因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他们无法在乌克兰见到当地女性为其代孕的早产新生儿
我只能更无语。
但认真想想，好像也不是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代孕一向是一个有争议的事情，有人认为“租借”女性的子宫无异于贩卖人口、贩卖器官；就有人认为“借子宫赚钱”是“终极的身体自主”；有人认为女性在这一过程中被当成机器、失去人格和自由，就有人认为只要有“合理的补偿”，代孕也“只是打一份工”。
但战争来临时，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去想代孕母亲的状况，或许会更深刻地认识这门“生意”对女性造成了多大的剥削和伤害。
在《使女的故事》里，当孩子出生后，人们会庆祝孩子名义上的母亲的分娩，却不会去关心那个真正生产了的女性：因为她的人格被否定，只被当作一个工具。
在现实中，这样的故事一直发生在每一个代孕母亲的身上。
战争进一步消减了代孕母亲的人格：当提到那些被在乌克兰代孕的孩子时，人们总是关心去做代孕的人是多么“心急如焚”，去体察他们“骨肉分离”的彻骨之痛，也会为即将到来的孩子感到揪心，但代孕母亲在这些故事里都是隐形的。
图 / 微博用户@Fructose97
这何其讽刺：在一场战争中，去代孕的人比喻意义上的“骨肉分离”会被看到甚至被共情；而即使是在和平的日子里，代孕母亲要经历的日常的、真实的“骨肉分离”却从来都鲜有被在意过。
更何况，在战争中，代孕母亲还可能要一边承受家人朋友失联、离去的痛苦，一边孕育一个终将失联、离去的“别人的孩子”。
代孕母亲的“隐形”是整个产业链的共谋：很多人去乌克兰这样的国家做代孕，往往是抱着“体面‘劳动’”“公平‘交易’”的心态去的，他们常常以为在一个代孕产业不违法、人们普遍收入尚可的地方，代孕母亲会得到更“适当”的代孕服务与对待。
但这不可能：2002年左右，代孕在乌克兰取得合法化地位，此后便成了流行的代孕目的地，素有“欧洲代孕天堂”之称。
然而在乌克兰的法律框架下，去做代孕的人会得到一个“交付婴儿”的承诺，而代孕母亲却并不能在这个框架下得到保障：她们仍然要居住在狭小的空间中，被限制各类活动，甚至不能离开自己所在的城市，而在分娩后也无法得到任何照料，早年的一份报道这么评价乌克兰的代孕合同——“基本上就挑明了说分娩后你只能靠自己了”，一位从事过代孕母亲的女性则认为，自己在整个孕期“被当作牲畜对待”。
图 / 南窗风《乌克兰女孩的苦难》
在战争中，这样的情况进一步被恶化。在物资短缺、安全问题严重的战区，代孕母亲将不得不因为自己腹中“别人的孩子”，而被迫选择“安全”的行为方式。即使相对于普通孕妇，她也失去了冒险、流动、转移的机会，在寻求难民身份等特定情境下，也会因为腹中有商业代孕的孩子，而不得不顾虑目的地的法律问题：很多以出生地给予国籍的国家和地区，都会限制怀有身孕的人入境。
许多国家都会采取行动，在不同程度上限制和禁止代孕行为，但这些行动可能并不是从保护女性权益的角度出发的。
早先比较流行的代孕目的地泰国，就全面禁止了面向外国人的商业代孕。但“面向外国人”的限定就非常值得玩味，它或许有意留下一个商业代孕的空间，又或者是基于本国生育率的考虑，也可能是默许了更具资源的群体可以利用其他人的身体……而女性本身的意志，却并不是这项决策要考虑的因素。
图 / 纪录片《代孕者》
战争同样会为乌克兰的人口带来重创，考虑到当时乌克兰开放代孕是为了解决生育率低的问题，在战后限制代孕行为，可能也是不现实的。
更何况，跨国代孕还拥有一系列复杂的阶级、种族、地缘因素，让这些女性背负起了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恶果。尽管与其他流行的代孕目的地相比，代孕母亲在乌克兰的收入已经比较高了：在乌克兰，代孕的平均成本约为三万美金，其中代孕母亲可以拿到其中的1/3，但相对于那些“客源国”的平均收入，她们获得的收入只能说是微乎其微。
而当战争结束，匮乏的经济资源是否会进一步促使乌克兰女性从事代孕活动，实在是不敢细想。
林林总总，战争让乌克兰代孕母亲的生活变得加倍困难：她们在战争中被限制行动以保全“别人的孩子”，而在战后，她们也会进一步失去夺回身体自主的能力。
一场战争，只会让在苦难中挣扎的女性，失去得更多，更轻易，更彻底。
因为战争，怀孕女性不得不在防空洞中生产。图为3月3日，一名女性抱着自己新生的婴儿在基辅一家妇产医院的地下室
图 /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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