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系统梳理涉拐卖妇女儿童相关法律法规，探讨未来反拐卖妇女儿童法律制度的有效补充和完善，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于近期分别与相关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刑法、刑诉法、宪法与行政法、婚姻家庭法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和法律实务工作者进行了广泛、深入、务实的讨论交流，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概述如下，以供参考。

关于修订刑法
鉴于目前的实际情况，可以考虑分步走：
短期来说，从可行性角度分析，至少有如下修法方向可以考虑：
一是提高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刑期，买卖同罚，当前社会各界对此呼声很高。拐卖和收买妇女、儿童的本质都是对人的核心价值的侵犯，都是对人的奴役。如果对本质相同的犯罪行为所面临的罪责做大的区别，这几乎是在放纵买受行为。如果买受得到放纵，就会刺激更多的需求。买受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所侵害的是社会的核心价值，并不是轻罪，重罚理所应当。在对社会共同体核心价值的侵害意义上，买受人口和拐卖人口本质是相同的，对这种犯罪行为加重罪责，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更重要的是，将买受被拐卖的妇女儿童行为规定为重罪并相应地加重刑责，这是非常必要的价值纠偏，可以矫正被扭曲的价值立场。这种价值纠偏，是维护共同体价值秩序的契机，是落实宪法所宣告的人的权利的重要“宪法时刻”。
二是将妇女与儿童分开设计拐卖和收买的罪名，不再把妇女、儿童放在同一罪名里。二者目的不同，手段不同，社会危害性也不同，放在同一罪名里，把妇女和儿童等而视之，既贬低了妇女，也忽略了儿童的最大利益，不利于保护妇女的特殊权益，也不利于对儿童实施特殊优先保护。
三是拐卖罪去性别化，设立拐卖人口罪，对男女实施同等保护。与强奸罪类似，在拐卖犯罪中，男性是被排除在法律保护范围外的，无疑这是立法的缺失。司法实践中，犯罪分子利用信息不对称，把人拐卖到陌生环境中强迫劳动、强迫卖淫（甚至是跨国境人口贩卖），借贩卖人口牟利并不罕见，在这个问题上，男女两性面临的拐卖风险是一样的。
四是司法实践中应当严格落实对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分子数罪并罚的法律规定（如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与强奸罪、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强制猥亵、侮辱罪并罚）。
从立法源头治理上来说，则应当考虑从整体上调整目前刑法关于拐卖妇女、儿童罪（刑法第二百四十条）和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的立法体系，理顺逻辑，将二者合并，统一定为“贩卖人口罪”，并且规定为重罪。上游的拐骗、绑架、劫持、接送、看管、收留、窝藏、中转、贩卖等，下游的收买，其实没什么区别，都是整个犯罪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也都是在持续地侵害被害人的人格自由和人身自由。基于此，首先，法条应当总述，比如采用拐骗、绑架、劫持等手段贩卖人口的，构成贩卖人口罪，是重罪，这是本罪的客观形式，对其量刑可以分为三档。然后，根据具体情节进一步分解表述，比如说：（绑架）贩卖又实施强奸等行为的，应当数罪并罚；（绑架）贩卖儿童的，应当从重处罚；（绑架）贩卖精神病人、残疾人的，应当从重处罚；为（绑架）贩卖人口提供接送、看管、中转、收留、窝藏等协助的，以共同犯罪论处；明知是被（绑架）贩卖的人口，依然进行交易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合并的理由：任何人，生而为人，都应享有不被奴役的权利，这是人的尊严和自由的核心，理应成为社会共同体核心价值。拐卖妇女、儿童这种表述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国际上通行的提法都是贩卖人口，从人最基本的权利角度来说，就是一个非法的运送人口的犯罪，它所侵害的法益的核心是对人进行支配、控制和奴役，其实质是限制和剥夺被害人的人格自由和人身自由，可以去掉性别和年龄（妇女和儿童更为弱势一些）。
从必要性角度说，是进一步落实我国宪法确立的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格尊严、人身自由的必然要求，也是落实国家打拐行动计划的具体表现。实践层面，对于基层管理和执法生态有非常好的刺激，将向社会传递积极的价值观信号，是一种价值纠偏，回到原来的正确轨道上去，即保障人的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本罪规定为重罪，真正体现和落实了国家意志。
呼吁尽快制定《反人口拐卖法》
《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中明确要求研究论证反对拐卖人口专门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推动将反拐卖人口法纳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尽快启动制定《反人口拐卖法》的立法规划，从专门立法的角度更为全面、有效地治理拐卖人口这一社会顽疾，以更好地保护弱势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中进一步强化对拐卖妇女（儿童）问题的防治力度
（1）明确拐卖妇女（儿童）的强制报告制度：明确规定负有反拐卖妇女（儿童）职责的部门、机构（如民政部门[婚姻登记机关]、医疗机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及其工作人员发现疑似拐卖妇女（儿童）情形的，应当及时向有关部门（如公安机关）报告和制止。
（2）在法律救济和法律责任一章明确将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工作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实行（社会管理综合治理）一票否决制。《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第三部分“保障措施”部分有明确规定：严格考核监督，将反拐工作纳入平安建设考核范畴以及相关部门、机构的目标管理和考核体系，考核结果送干部主管部门，作为对相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票否决制。
建议在全国开展拐卖妇女（儿童）案件清查专项行动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完善对被拐妇女（儿童）的救助安置机制，打击拐卖妇女（儿童）上下游全犯罪链，推动清查行动常态化。重点关注重点行业、重点地区，对于性别比失衡严重的地区、穷困边远山区等进行清查，有助于发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线索并有利于早期预防。
建立拐卖妇女儿童报案的立案登记制
对于涉拐卖妇女、儿童报案，公安机关应当及时立案，变审核制为登记制，降低受害人及其家庭寻求法律救济的门槛，提高救济效率。
完善拐卖案件中特殊人群的监护制度
尤其是对于被害人为未成年人、精神病人等特殊弱势人群的，应当充分强化国家监护的兜底职能。
明确被拐卖妇女所生未成年子女抚养权归属
被拐卖妇女所生未成年子女，原则上不应当由男方家庭直接抚养，但男方依然有给付抚养费的法定义务。给予被拐卖妇女自主选择权：如果被拐妇女自愿抚养孩子，则原则上应由其抚养；如果被拐妇女不愿意抚养，可以通过送养等方式解决孩子照料问题。当然，关于被拐卖妇女自愿抚养孩子问题，从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角度考虑，应当设定相应先决条件，即前期要做严格的心理评估和社会调查，以确定其是否适合直接抚养孩子。
完善被拐卖妇女婚姻效力制度
对于确属是被拐卖妇女的，应认定婚姻不成立，具体操作方式可以通过行政诉讼起诉婚姻登记机关，确认婚姻登记无效，婚姻不成立。
国家设立反拐专项救助基金
在涉案人贩子和买方等犯罪分子确实无力赔偿时，由该专项基金向被拐卖妇女、儿童支付救助金。
推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关于非法拘禁罪的补充解释
明确对于被拐卖来的妇女、儿童，无论行为人是合法取得婚姻登记，还是非法取得，只要事实上实施了非法监禁、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一律做非法拘禁罪的犯罪评价，解决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拘禁罪的法律适用问题，有助于更好地治理拐卖妇女、儿童问题。
法律不可能成为解决拐卖妇女、儿童问题的万能灵丹，但法律也应当有所作为。法律前进一小步，社会前进一大步，应当成为社会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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